春秋时期的两位‘子罕’，年纪固然有差距，但并不大，估计就跟现在的九零初遇到七零后。他们是否见过面？史书没有记载。
根据《左传》推断，郑子罕在公元前569年——公元前566年之间去世；公元前567年春季，宋子罕在《左传》中第一次尴尬露面，被乐辔把箭射到大门上。
宋子罕这个人，本身贤能，碰到不合时宜的事情，敢于站出来阻止。但是，他往往不够坚决，就像对待乐辔那样，宁可忍辱负重，也不愿意多生事端。
公元前556年，宋国的皇国父做了太宰。
此人也是宋国贵族，子姓。宋戴公有个儿子，叫皇父允石，他的后代就以皇为氏，所以皇姓属于‘戴族’。后来又衍化出皇甫氏，现在的皇姓、皇甫姓就出自这一支。
对于皇国父，档案资料很少，唯一流传下来的，就这么一件事。他怎么当上的太宰，不清楚，根据他的品行，恐怕是溜须拍马一类。
宋平公要建一座高台，估计就是一座野外行宫，相当于现在的高级别墅，高台只是个幌子而已。
皇国父是太宰，就像国君的管家，各种杂七杂八的事情，他都负责。既然国君要建，自己必须支持，不管多大困难，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建成。
当时正值秋季9月，农忙时节，老百姓生怕秋雨耽误了庄稼，辛辛苦苦一年，急于收获。
皇国父根本不管那一套，下令全国征召劳力，放下手中一切杂活，先给国君盖别墅要紧。甚荒唐！
按礼，不论国君干什么，绝不允许妨碍农时，这是历朝历代的规矩，否则对国家不利。当年鲁庄公在春季修建马厩，还被臧文仲埋汰一顿。
违背农时的事情，都要被史官记录在案，以示谴责。
古代人口少，种植的粮食种类也少，没有良好的灌溉系统，全靠老天恩赐；更没有什么‘超级稻’，亩产千斤万斤。如果遇到水灾旱灾，粮食产量少，不仅难以交税，整个冬天都要饿肚子，所以，古人很重视粮食，真是‘粒粒皆辛苦’。
对于谄媚贪婪的人，根本不会在意百姓的死活。
皇国父拍板定下修建行宫的决议，实际工程还要司城子罕来负责。
正是秋收的季节，却要大举修建行宫，这不是添乱吗？子罕明白事理，知道百姓正在忙碌，请求宋平公把这事往后推迟一下，等到农闲时节再修建。
本来这是非常合理的建议，但是宋平公听了皇国父的谗言，坚决不同意。必须修建，还要抓紧时间，修得巍峨壮丽。
子罕无奈，也没有坚持原则，毕竟跟国君对着干，那是自找麻烦。
就这样，很多劳力，正忙着收获庄稼的时候，被强征去给国君修建宫殿。如果是给百姓修建民房，也算国君有正事，至少也是‘为民着想’，大家干起来也有点力气。
然而，农忙时节，被迫给国君修建宫殿，让百姓非常沮丧；大家心不甘情不愿，又不敢反抗，只能编了歌谣，发泄心中的不满。
歌词大意是：泽门里面的白面孔啊，
强迫我们服劳役；
城中心那位黑皮肤啊，
体贴我们的心意。
泽门，宋国东城区南门。皇国父住在泽门，长的白白净净，但是，百姓认为他的心很黑，不干好事；子罕家住城里，外表长的有点黑，但大家认为他的心是红的。
一个领导的所作所为，是好是坏，是善是恶，是黑是红，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
本来，大家劳累之余哼唱几句小调，歌颂一下子罕，顺便埋汰一下皇国父，一者算是一种娱乐，再者发泄心中的不满。这歌让百姓听了很舒心，很快就传遍大街小巷，成为当时的流行歌曲。
子罕听到了，就拿着竹鞭，亲自到工地巡视，见到偷懒的、唱歌的，还要鞭打几下。
同时训斥道：“我们这一辈小人物，有房子躲避雨雪风霜严寒酷暑，还要求什么？现在国君筑个高台还不能迅速完成，怎么做事情？”
那些筑城的人就不再唱了。
鞭打无辜百姓，这不是子罕的风格。有人觉得奇怪，问他：“为什么要这么做？”
子罕说：“宋国是个小国，既有歌颂，又有诅咒，这是祸乱的根本。”
他是个万事求稳的人，何况在那个变幻的朝堂。当初不顾别人的目光，肯向乐辔低头，一者胸怀大度，再者，不希望在政治漩涡中生出更多事端，招来杀身之祸。
何况，皇国父不是什么正人君子。这边夸奖子罕，那边羞辱皇国父，对子罕并非什么好事。如果皇国父为此记恨于心，在背后搞点小动作，容易酿成更大的祸害。
既要为百姓着想，还要保证自身安全，不容易。
宋子罕相对年轻，似乎对郑国这位同名而贤能的前辈很关注，甚至对他的后代也很关注。
公元前544年夏季，郑子罕的儿子子展病逝，子皮继承卿位。
当时，郑国发生了饥荒，而麦子还没到收获的时候，百姓忍饥挨饿，难以维持。子皮正在守孝期间，就以他父亲子展的名义，把粮食赠给国人，每户一‘钟’。
钟，这个字除了当乐器讲，在古代还是一种容量单位，一钟大约640升。
所以罕氏得到郑国人的拥护，经常作为上卿，执掌郑国国政。
宋国的子罕听说了这件事，非常赞赏，认为这就是‘善’，正是百姓期望的。
恰巧，当年宋国也发生了饥荒，宋子罕就向宋平公请求，拿出国家的粮食，借给百姓；同时，请各位朝廷官员也把多余的粮食借给百姓，以解燃眉之急。
不仅如此，宋子罕以身作则，把自家的粮食无偿借给百姓，不写借据；对于没有多余粮食的官员，子罕又替他们把粮食借给百姓。
宋国因此没有一个人挨饿。
这件事，让子罕深得民心。但是，后人也有怀疑论者：如果清廉，家中哪来那么多的粮食？
春秋时期，大臣有了功劳，国君会把一些城邑赏赐给他们，作为他们的封邑（食邑）。连带的，城邑里的人口，四周的土地，都作为奖赏的一部分，成了大臣的私有财产。
封邑里的人，收获的粮食，要按照一定比例，上缴给封邑的主人。说白了，子罕就是历史书中所讲的一位‘奴隶主’，当然家有余粮。
所以，子罕聚集很多的粮食，也可以理解。
关键是，在百姓困苦的时候，他并没有把粮食据为己有，没有囤货居奇，没有置百姓于水火之中而不顾。而且还动员国君和朝中大臣，拿出粮食，积极救灾。
作为一个好领导，这已经足够了，百姓还能要求什么？不逼到绝境，大家都能容忍。
晋国的贤臣叔向（羊舌肸）听说了这些事，评论道：“郑国的罕氏，宋国的乐氏，大概是最后灭亡的吧！他们都将掌握国家政权，这是因为得到民心的缘故。施舍而又不自以为给人恩惠，乐氏就更胜一筹，这一家大概会随着宋国的盛衰而起伏吧！。”
两位子罕的故事，到此算告一段落。战国时期，乐氏又出了两个著名的人物，乐羊子、乐毅，他们被称为乐氏正宗。
关心百姓，救灾助贫，这是每一位执政者应该做的，也是必须做的。所谓的‘春秋大义’，就融合在对百姓点点滴滴的关心之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