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周后。
黑暗中，我睁开眼睛。我躺在自己的床上。现在是半夜。雅斯佩尔打来电话。我不用看就知道是他。但是我没有接。有的时候他只是打过来然后就挂断。今天晚上我只想睡觉，这么久了，这种感觉还是头一次。
自从六周前我们从缅因州回来以后，雅斯佩尔每天都会在深夜打来电话。当然，他用的是新手机。因为那天警官站在我家门口的时候，给我发短信叫我快跑的，并不是他。
克鲁特警官和他的手下一走，我就打了电话给雅斯佩尔——我想确定他没事，想知道为什么他叫我跑。但是他没有接电话。打了两个多小时仍无音信，而我们又不知道雅斯佩尔家座机号码，在爸爸强烈反对下，我坚持要开车去雅斯佩尔家看看他。
我们到了雅斯佩尔家门口，他开了门，没有什么异样——困倦，迷惑，但人没事。他的手机在营地的时候被昆汀拿走了，后来一直没有找到。
当地警方在主屋里找到了我的手机，并于那天早上在休息站的其中一次问询时交还给了我。但是当时雅斯佩尔和我是分开做的笔录。我本来以为他的手机也已经给他了。我其实根本没有多想。但事实是，警察并没有找到雅斯佩尔的手机。
但是，克鲁特警官来的时候，有人给我发信息让我跑。我感到后怕。也许他们希望我跑了会被弄死。
当我们意识到消息不是雅斯佩尔发的以后，爸爸专门打了一个电话给克鲁特警官。克鲁特答应去查一查那条短信，而不久之后他说那是一场恶作剧。我们跟他说了细节，说恶作剧根本说不通。但是，克鲁特不再回我们的电话。我们也只好算了，因为其实我们也不想再跟他打交道。
现在我的手机再次响起，我知道它就在床头柜上。我或许应该换一个不那么刺耳的铃声。但是，不管用什么样的铃声，只要手机一响，我都会一惊。
我这会儿能有困意，是件好事。雅斯佩尔和我自打从缅因州回来，就都没睡过好觉——太后悔，太内疚。在漫漫长夜里，我们打电话说每一件事。我躺在床上，盯着我卧室墙壁上的旧照片，我想我应该把它们摘下来，因为一看到它们，我就会想到妈妈。而正是知道这一点，我才永远不会把它们摘下来。
雅斯佩尔和我试着让聊天的内容轻松一点，来抵挡黑暗。或许这就是聊天不起作用的原因。相较而言，那天夜里我们一路向北时聊的很多“如果”——如果我们及时联系凯西的妈妈会怎么样，如果我们没听凯西的话，而去就近的警察局会怎么样……这些“如果”更让我们难受，愤怒。但是这些聊天内容让雅斯佩尔和我更加靠近。有时候我在想，这种因为痛苦而诞生的友谊会持续多久，真不真实。其余的时间，我不想去思考。任何事情我都不愿想太多。有太多的问题我不知道如何回答。
我的心理医生谢巴德医生还是和以前一样，认为我和雅斯佩尔一味地回顾过去不好，我也觉得这样不好。但是雅斯佩尔不能自已。我们都会去想“如果”，这是肯定的，但是脱口而出责怪凯西让我们困在营地的是雅斯佩尔。他一说到这个，我会立马说：“雅斯佩尔，这不是你的错。是昆汀害死了凯西，不是你。”我心里真的是这样想的。
雅斯佩尔听不进去我的话。有时候我看着他的眼睛，觉得就像在看一个正慢慢饿死的人。而我站在那里，手里抱着很多的食物。
当然这只是相对而言，并不是说我自己的状态有多好。我还是会做很可怕的梦，而且每天至少会哭一次。谢巴德医生说，这是悲恸和创伤之后的正常反应。另外，在我得知自己是一个异类之后，焦虑也并没有消失。
但是所幸这些天没有火上浇油的事情发生。我在努力将别人的情绪与我自身的焦虑分开。从感觉上来说，两者有些细小的差别。我自身的焦虑感觉更冷，更深入；而其他人的情绪则堵在我的胸口。现在，谢巴德医生一直建议我做的练习——呼吸训练、正念冥想、积极自我对话——真的开始起作用了，可能是因为我宁可信其有效吧。
最后，我把双手放在手机上，接听之前，差点把它碰到地上。
“嘿，”我的声音含混不清，我清了清嗓子，“怎么了？”
“他妈的，你睡着了？”雅斯佩尔说。听起来，他为被我的困意背叛而伤心。
“唔，没有。”我在撒谎，“我刚刚——怎么了？”然后我突然想到他这么晚打电话大概是什么原因，这个点就算对他来说也很晚了，“哦，对了，你和你妈妈一起吃的晚饭怎么样？”
雅斯佩尔准备告诉他的妈妈，他对去波士顿学院打冰球有些犹豫。所谓犹豫，其实就是彻底变卦。还有几天新生夏令营就要开始了，他并不打算参加。而且如果他不打冰球的话，波士顿学院是不会给他体育奖学金的。也就是说，不打冰球，就去不了波士顿学院。
但是，雅斯佩尔不介意。他全然接受。他甚至不确定自己真的想去上大学。其实这些天跟他通话，只有嘲笑波士顿学院的时候，他才能高兴起来。不过我相当肯定，他做这样的决定是出于自责，他想通过不再打冰球来惩罚自己。虽然起初是雅斯佩尔的妈妈让他去学的体育，但是他自己也很热爱体育。他背弃体育是想让自己难受。
“晚饭还行。”雅斯佩尔说。但他听起来心烦意乱，好像这并不是他打电话来的原因。
“她怎么说？”我在床上坐起来，并打开了灯。
“她怎么说？说什么？”
“唔，冰球？”我问道，希望我的语气能让他回过神来，“你还好吗？你情绪好像很低落。”
“哦，没事，我很好。”这句话一点也不可信，“我跟我妈聊得不太好。但是，我的意思是，结果和我想的不太一样。”他听起来也不懊恼，声音很平和。我等着他说下去，但是他沉默了。
“她让你退出吗？”我问道，目光落在我拍的那张老妇人和她的格子袋的照片上。就是那天雅斯佩尔第一次来我家，我们准备奔出去找凯西之前，他看了说压抑的那张。我不知道他现在是不是还这样认为。
“什么叫‘让’？”他说着，试图大笑，但是笑得很假。
我的身体紧绷着。“雅斯佩尔，到底怎么了？你倒是说啊。”
“哦，你懂的，我知道她会有什么反应。”雅斯佩尔说道。他努力想打起精神。即便隔着电话，我也能够感觉到。“只不过现在情况更糟糕。”
“怎么个糟糕法？”也许我应该就此打住，不再追问，但我还是问了。雅斯佩尔这些天来都是这样，我完全应付不了。
“我妈说，如果我不打冰球——去参加夏令营——我就不能住在家里。”说着他停了下来，叹了口气，“听着，她这样做也没用，我已经不是过去那个我了，因为我差点没命。”我不知道他是否在开玩笑。但是他的声音莫名发紧，全是悲伤。我的胸口也不禁发痛。
“对不起。”我想说点儿别的来回应。但是此刻，说别的都是在骗人，我知道这种感觉。我不想让雅斯佩尔有这种感觉。
“也许她说得对。”
“所以你最后还是会去打冰球吧？”我满怀希望地问。我没忍住。虽然我不喜欢雅斯佩尔的妈妈，但是我支持让雅斯佩尔去波士顿学院打冰球。他现在太过迷茫，以至于想摆脱一件还能让他快乐的事情。
“不可能，”他说道，就像从没听过这么荒唐的建议，“我绝对不会去打冰球。”
我的心跳加速。是的，我读到的雅斯佩尔的糟糕感觉和我自身的焦虑之间有一条线，但仍然非常模糊。我只能肯定这次通话真的让我很担心。
到底是因为我自己的感受，还是雅斯佩尔的感受，我还分不清。
“我到你的办公室来了。”从营地回来一周之后，我和谢巴德医生终于见了面。我这样说，是想让她表扬我。我受了那么大的创伤，还是迈出家门，站到了她的面前。
她冲我点点头，几乎笑了起来。她一如此前在大红椅子上的漂亮娇小，像梦游仙境里的爱丽丝会缩小不见。这一点没有改变，我松了一口气。
谢巴德医生说：“很高兴见到你。”
这和我所期望的“干得好”的表扬不太一样。但这是谢巴德医生一贯的风格：凡事不要大惊小怪。不管是好的还是不好的。她希望我对自己有所预期，但是她想让我清楚地知道，她自己没有任何预期。
然后我们聊了一会儿：我这些天是怎么过的，家里情况怎么样，却没怎么聊营地发生的事情。
“你知道吗，当我去找凯西之后，我的焦虑减少了。”我终于插话，大概有点唐突，“我不是应该更焦虑吗？我不敢出门，实际上根本没出过门。”
“焦虑是会变化的，威利。每个人焦虑的表现都不一样。没有什么‘应该’。对一个人来说，焦虑会随着时间的推移，随着事情的变化而变化——你母亲遭遇意外让你更加焦虑，以至于你有一阵子不能出门。而凯西需要你的帮助，激发了你的肾上腺素，可能它暂时掩盖了你的焦虑。”谢巴德医生说道，“当你陷入实际的危险当中，你内在的警报解除了。你的焦虑减弱了，这并不奇怪。”
“所以说，我得一直处在非常抓狂的紧急情况下才会好？”
谢巴德医生的嘴角向下。她从来不喜欢被诘问。“有些人经历严重的焦虑期，确实会好转。另一些人的焦虑时好时坏，周期性爆发。威利，焦虑这东西不能一概而论，谁也无法预判，不能肯定。未知可以是沮丧的，也可以是振奋的。你现在来了。也许我们应该从这里开始。”
“你认为‘异类’所特有的‘超强情绪感知’，”——我勾起手指比了一对引号，顺便翻了个白眼，表明我没有把它当真——“导致我有问题？”
爸爸已经打过电话给谢巴德医生，跟她解释了营地发生的事情，以及与他的研究的关联，包括他新创造的词汇“超强情绪感知”。他也告诉过谢巴德医生，我是一个异类，以及异类是什么意思。真是庆幸我不用自己来说这些，特别是说我是异类，一方面让我兴奋，一方面让我困惑，更多的则是让我害怕。就好像得知自己体内有一个生长多年的巨大良性肿瘤。没错，这是个好消息：你没得重病，等这个西瓜大小的东西被切除时，你的体重会掉八斤。但你还是得和一种可怕的感觉抗争：你被入侵了，被填满了。更糟糕的是，你根本不知道它的存在。
“你认为自己有问题？”谢巴德医生问道，“讨论焦虑，不是讨论你有没有问题。”
“你懂我的意思。”我说，但是她怎么可能懂我的意思，我都不确定自己想说什么。我想要一些肯定的答案（我究竟有多焦虑），但是我不想要其他的答案（“一个异类”究竟意味着什么）。我想消除自身的焦虑，而不去管我是一个异类，我想找到真相。“你觉得有没有可能我根本就不焦虑？”
谢巴德医生盯着我，当她决定直言不讳的那一刻，我醒悟了。能够轻易地看透别人，并不一定感觉很爽。它让每个人变得那么弱，让他们的天赋变得那么平凡。
“我相信，意识是一个强大的东西，威利。你明白吗？”
我点了点头。但是我又想了想。“不，我好像不太明白。”
“这种超强情绪感知肯定会加剧你的焦虑。有的时候，你可能会把他人的感觉错当成自己的。但我认为异类造成你这么焦虑的可能性不大。我问你一个问题。你现在焦虑吗？”
我试着吸了口气。不轻松。而且我的胃确实又冷又胀。“肯定焦虑啊。”
不过，感觉上有了差异，现在我能辨出自身的焦虑所特有的寒意。它更像是我身上的背包，而不是在我体内。
“至少可以说，你现在感觉到的焦虑是你自己的，不是来自我的，威利。已经很清楚了：你焦虑，而且你有这样的超强情绪感知。两种焦虑有什么区别，只有你自己能分清。”
但是问题就在这儿。在雅斯佩尔和我逃脱后的那几个小时，凯西的事像阴影一样笼罩着我们，我觉得“异类”能解释我身上所有的问题。这个解释让我重获自由。但是很快，“我是异类”变成一个不断产生更多问题的无底洞。目前我决定把它盖上盖、锁紧。我知道只有我一个人有使用钥匙的权利。
不过还没有。我礼貌地拒绝了爸爸所有的“后续测试”，也没有让他教我用我的超强情绪感知或者“阅读”能力“做更多的事”。我连爸爸接下来要研究什么也不想知道。我只知道他主要有两个疑问：异类的能力“范围”（如果我们勤加练习，能做到什么）和异类的能力“来源”（它如何产生）。
爸爸在意外地发现了三个初始异类——我和另外两个女孩之后，用几个志愿者做了另外的“探索性”研究，但是没有什么发现。在这些探索性研究中，他注意到“异类”都是年轻女孩。所有这些都发生在营地的事情之前。现在，爸爸把大部分的时间都花在了申请研究经费上，只有拿出一个真正的且同行会去审视的“异类”研究，证明“异类”的存在之后，他才能够转向更为复杂的问题，比如“异类”的能力来源和能力范围。现在的这些发现，好像无法引起科学界的兴趣。
“如果我不想做一个异类呢？”我问谢巴德医生，我的喉咙出乎意料地紧。
“这不是你能决定的，威利。你也不能决定自己是否焦虑。”谢巴德医生身体前倾，注视着我，“但是你能决定你是谁，还有你要做什么。”
我屏住呼吸，不想让手机那头的人听出我很紧张。“雅斯佩尔，你刚才说你妈妈说得对，是什么意思？什么东西她说得对？”
“不和她一起住，这一点说得对。”他说道，“我就睡大马路好了。这样完全自由，然后走一步，看一步。”
“看什么？”我呵斥道，心中的恐惧升腾起来。
“所有的事情，”他说，“我很抱歉把你吵醒了，威利。你有睡意，这很好。我们可以晚些时候，或者明天，再说我妈妈和其他事情。管他呢。我又不是因为这个才给你打电话。我醒着，想跟你打个招呼。就是这样。”
他在说谎。即使隔着电话，我也能感觉到。
“我都醒了，你接着说吧。”
然后我们陷入了我讨厌的沉默。
“你知道吗，你说得对，”雅斯佩尔终于又开了口，“凯西那么失控，是我造成的。”
我感到害怕。我的确说过——在我们到缅因州之前就说过——也许还说过不止一次。而且，我的天，我当时真的是那个意思吗？我当时究竟有多责怪雅斯佩尔，现在竟然都记不起来了。
“我不该那样说，雅斯佩尔。当时我害怕一切都是我的错，我是个不称职的朋友。凯西陷入混乱不是你的错，也不是我的错。”
雅斯佩尔说：“即使我很喜欢凯西的混乱？”现在我能感觉到他有多内疚。他为凯西的死而自责，不只是自责在木屋里最后时刻的所作所为。他认为是自己一开始酿下了恶果。“是我一遍又一遍挽救她，才害了她。”
我的胃抽搐着，又冷又胀。这是我的感觉，不是雅斯佩尔的。
“谁不喜欢做英雄呢？”我安慰他。
“话没有错，”雅斯佩尔说，“但是别人不该为此而死。”
他的语气又恢复到之前的冷漠。
“要不我过去看看你吧？”我说道，“你还是别自己待着了。”
“不用，我没事。”
“没关系。我不介意。”我已经下了床。即使爸爸不乐意，他还是会送我去雅斯佩尔家的。
“不，威利，”雅斯佩尔这次更大声，“我很认真地跟你说，不要来，我不想让你来。”他喘着粗气，“我——是我妈妈，她刚下夜班，刚才从医院回来。如果把她吵醒了，她会很生气的，她已经对我很恼火了。”
“你确定不用我过去吗？”我问道，“因为我觉得——”
“我确定。你现在过来，只会帮倒忙。”他坚定地说，“不如等天亮了你再过来。我们可以一起散散步，聊聊天。”他的声音缓和了一些，更加温暖，也更可信。
“散散步，好的。”我说。
“我真的没事。我妈妈的习惯是上过夜班之后，第二天早上十点多起床。你那个时候来行吗？”
“行，但是你要答应我一件事。”
“什么事？”
“好好的。”
我说这三个字的时候喉咙非常紧，只能用力咽口水。雅斯佩尔是如此的支离破碎。他本不应该这样。尽管他有一个混乱的爸爸，和一个只希望他打球的妈妈，但他还是那么乐观。我才应该是那个支离破碎的人。
“我保证。”雅斯佩尔说。他答应得太快，显然是强打起精神。“你也得答应我一件事。”
“没问题。”
“明天来之前打个电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