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汉时期，中国重视经学与儒学。
东汉末年，黑暗日子来临，书生没有出路，范滂对儿子说：“好人坏人都难做。”故当时看重老庄思想。魏时有王弼注《老子》书，晋有郭象注《庄子》书，因悲观消极不谈政治而讲清谈，可称是玩世的哲学。老庄原是遁世，是隐遁出世之人。也就是玩世不恭，混日子过，态度不严肃，却仍在政府做官。
当时有位名臣王衍，石勒打倒晋后，捉到王衍，要他说出晋失败之原因。王衍说：“此非我之责任，因我的主张不能实行。”劝石勒做皇帝。石勒对王衍说：“先生名扬四海，少壮登朝，至于白首，何会不预事？破坏天下，正是君之罪。”可见石勒伟大，见识亦了不起。
王衍一生从不说一钱字，其太太某日晚上在其床上都铺满了钱币，让其醒来时可以谈到钱字，但王早晨醒来时命婢女道：“拿掉阿堵物。”王虽清高，其太太却最喜欢钱。但他不管家事，很糊涂。这个人名气很大，有的地方常人不可及。
民国时人吴稚晖活到快九十岁，清时参加革命，到今天他从不负责，一辈子不开口做官。他一生不坐人力车即黄包车，上车时行李自己提，一身破衣服，到重庆时抗日战争时，已有七八十岁，住在某药房之一间小屋中，生活清苦，做事认真，但对国家大事并不提意见。今日已没有像石勒那样的人干涉他了。吴氏可说名扬四海，何言不预事？如蔡元培者亦如此，都是养清望之人。
石勒并没有杀害此等养清望之人，只说他们衣冠神气像样，代表中国文化，不可杀。摆放着又没有用。现今也有这一类人，他们代表着一个社会，什么都好，风流、神采非凡，但事情却坏在他们手里。
东晋南渡后仍是清谈，玩世不恭之风仍是照常，可见移风易俗之不易也。
《世说新语》是一部极好的兼有文学、历史及哲学的书。自东汉末年起，完全可讲述这些故事，“虽小道，必有其可观者焉。”故不可一笔抹杀。
王献之羲之之子爱竹，每到一处，立刻命人在其住处周围栽竹，他说：“我不可一日无此君。”他认为竹最清高。有人告诉他某家之竹很好，于是献之就于某日去看竹。该种竹之文人家便准备以待，王献之去到后，一直跑入竹园中，主人却在所中等待，他看完竹便走人，主人因得不到相见而生气，将大门关闭不让他出去。王献之说，这个主人好，要与他谈谈。恭恭敬敬要请他见面，他不愿，直到关起门来才愿相见。[注：编按：此处疑为钱先生误记或记录出入。此为王徽之（王羲之第五子）轶事，王献之则另有其事。王献之曾闻顾辟疆有名园，径往其家，游览后自顾点评优劣，顾生气将其随从驱逐出门，献之久等随从不至，依旧坦然自若。见《世说新语·简傲》。]《世说新语》中便有这一类故事。
当时读书人的这种艺术精神，是令人钦佩的。
当时东晋有位大人物名叫桓温的，带领军队想统一中国，但未成功。有王徽之者，在桓冲恒温弟手下做骑兵参军，但不管事。当时人认为他很了不起。桓冲问徽之管什么事，说管马。问有多少匹马，王徽之说：“不问马。”《论语》中有一典故，有火药库爆炸，孔子问：“伤人没有？”孔子只问人，不问马，故王徽之说：“不问马。”不管马死了多少匹。徽之说：“未知生，焉知死？”又说：“西山朝来，致有爽气。”其实学老庄应到山上去。对这种人只有用石勒的方法，只和他谈天气可也。可见魏晋时人不可能有什么作为了。
后来南北朝佛教大盛。桓温想统一中国，东晋手下亦不帮助，到了洛阳亦不能说。温在北方遇王猛，但王猛不肯去南方。
宋、齐、梁、陈四代中，最有名的是梁武帝，他是一位好书生，笃信佛教，其子昭明太子萧统，作《昭明文选》一书，此是《诗经》《楚辞》之后的一部重要文学汇编。梁武帝之私人道德与汉文帝、康熙帝相同。他信佛法，吃素，穿布衣，但仍关心政事。后有侯景之乱。
北方守旧尊孔，南方有新潮流、新思想。北方是胡汉合作，汉人起来统一中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