梅梅·布恩迪亚的儿子被送到家中时，行将给马孔多带来致命打击的各种事件已经渐露端倪。当时局势很不明朗，人们无心关注私人丑闻，费尔南达借着这有利的环境将孩子藏匿起来，只当他从未存在。她不得不收留他，因为他被送来时的情形不容她拒绝。她不得不在余生中违心地忍受他，因为真要下手时她又缺乏勇气将他溺死在浴室的水池里。她把孩子关在奥雷里亚诺·布恩迪亚上校旧日的作坊里，并让桑塔索菲亚·德拉·彼达相信这孩子是她在一个漂来的篮子里捡到的。乌尔苏拉到死也不会知道孩子的真实来历。小阿玛兰妲·乌尔苏拉一次去作坊时撞见费尔南达给孩子喂食，也相信了篮中漂来这一说法。奥雷里亚诺第二因妻子以荒唐的方式处理梅梅的悲剧而彻底与她疏远，直到孩子被送来三年后他才知道外孙的存在，这还是因为费尔南达一时不慎让孩子从禁闭中跑了出来，在长廊里停留了片刻。他浑身赤裸，头发蓬松，惊人的生殖器好像火鸡垂肉，不似人类的后代倒像地道的野人。
费尔南达不曾料到自己无可更改的宿命中会出现这样的变数。她本以为已经彻底消除的耻辱，随着那孩子又回到了家中。当初被子弹击断脊柱的马乌里肖·巴比伦刚被抬走，费尔南达就已制定出全盘计划来洗濯耻辱。她没和丈夫商量，第二天收拾好行装，往小行李箱里放进女儿的三套换洗衣服，在火车抵达半小时前来卧室找她。
“我们走，雷纳塔。”她说。
她没作任何解释。梅梅没指望也无心听她解释。她不知道要去哪里，但哪怕是被送到屠宰场也不在乎。自从听见后院的枪声和马乌里肖·巴比伦同时发出的痛号，她再没说过一句话，至死不曾开口。母亲命她离开房间时，她没梳头也没洗脸。她像个梦游者般登上火车，甚至没有注意到那些黄蝴蝶仍然陪伴着她。费尔南达从未知道，也不曾费心去探究，女儿岩石般的沉默究竟是出于意志还是因为惨遭打击后丧失了言语能力。梅梅对穿越昔日着魔之地的旅行几乎毫无意识。她不曾看见铁路两侧遮天蔽日的香蕉种植园。她不曾看见美国佬的白房子，因尘土和酷热变得荒芜的花园，身穿短裤和蓝条衬衫在门厅里玩牌的女人。她不曾看见尘雾飞扬的路上满载着香蕉的牛车。她不曾看见如同鲱鱼般跃入清澈河水的少女，她们高耸的酥胸令火车上的乘客饱受折磨。她不曾看见工人居住的杂乱破烂的棚屋，马乌里肖·巴比伦的黄蝴蝶在那里盘旋，脸色青绿、瘦骨嶙峋的孩子坐在门口的便盆上，怀孕的女人们朝开过的火车高喊着污言秽语。这些飞速闪过的情景，当初在离校回家的路上曾令她兴奋不已，如今却无法在她心里激起一丝涟漪。种植园热烘烘的湿气消失了，火车穿过开满罂粟花，还矗立着西班牙大帆船烧焦的龙骨的原野，迎上与将近一个世纪前同样清凉的空气，驶向泡沫泛涌的肮脏大海边，驶向当年何塞·阿尔卡蒂奥·布恩迪亚梦想破灭的地方，而梅梅却不曾往窗外看过一眼。
下午五点，当她们到达大泽区的终点站，费尔南达要她下车她便下了车。她们坐上一辆好像大蝙蝠似的小车，由一匹喘着粗气的马拉着，穿过凄凉的城市。在遭硝石侵蚀开裂的无尽长街上空回响着钢琴练习曲的旋律，与费尔南达少女时代在午休时段听到的一模一样。她们登上一艘内河航船，船上的木头螺旋桨发出可怕的响声，锈迹斑斑的铁板活像火炉口一般映出红光。梅梅把自己关在舱室里。费尔南达每天两次在床边给她留下一份食物，又每天两次原封不动地拿走。梅梅倒不是决意要绝食而死，她只是一闻到食物的味道就会恶心，甚至连喝清水都会反胃。那时连她自己也不知道芥末泥蒸气没能生效，费尔南达更是要到近一年后孩子被送来时才知晓。在令人窒息的舱室里，在铁皮舱壁的摇晃和桨轮搅起的淤泥臭气中，梅梅昏昏沉沉，不辨日期。很长时间后，她看见最后一只黄蝴蝶在风扇扇叶间撞得粉碎，便认定是马乌里肖·巴比伦已死的明证。然而她没有放弃。她继续想念他，这期间她们骑在骡背上艰辛地跨越了幻象丛生的荒原，奥雷里亚诺第二在寻找世上最美的女人时曾经在此迷路，又沿着印第安人的道路翻过山脉进入那个阴风惨惨的城市，那里的石板路上回响着三十二座教堂的丧钟齐鸣。那天晚上，她们在被遗弃的殖民风格的深宅中过夜。在一间杂草丛生的房间里，费尔南达把木板铺在地上当床，又拽下残存的窗帘裹在身上御寒，那窗帘在她们稍一翻身时便化为了碎片。梅梅知道了身在何处，因为她在失眠的惊恐中看见了一位黑衣绅士，正是在很久以前的一个圣诞前夕被装进铅棺送到家里的那位。第二天望过弥撒，费尔南达带她走进一座阴暗的建筑，她立刻认出了是母亲常常提及接受女王培训的修道院，便明白旅程已到终点。费尔南达去一旁的房间里与人交谈，留下她在星罗棋布地挂满殖民地时期历代主教油画肖像的大厅里。她冷得直抖，因为仍穿着印有黑色细花的单纱衣和经过荒原时冻得变了形的高帮皮鞋。她站在大厅中央想念着马乌里肖·巴比伦，透过彩色玻璃窗射进来的黄色光线洒在她身上。这时，从房间里走出一位十分美丽的见习修女，手里提着装有她那三套换洗衣服的小行李箱。她走到梅梅身边伸出手，并没有停下脚步。
“我们走，雷纳塔。”她说。
梅梅握住她的手，跟了上去。那是费尔南达最后一次看见她，她正努力跟上修女的脚步，最后消失在修道院的铁栅后面。她仍在想念马乌里肖·巴比伦，想念他身上的机油味和身边的蝴蝶。她每一天都在想念他，直到多年以后一个秋天的早晨在克拉科夫一家阴森的医院里衰老而死，那时的她已改名换姓，终生一言未发。
费尔南达乘坐一列由武装警察保护的火车回到马孔多。一路上她注意到了旅客们的紧张，沿线村镇驻军的戒备状态，意味着将有重大事件发生的不祥气氛，但她无从得知究竟是什么事，直到抵达马孔多，听说何塞·阿尔卡蒂奥第二正在鼓动香蕉公司的工人罢工。“这下全齐了，”费尔南达心想，“家里又出了个无政府主义者。”罢工在两个星期后爆发，但并未造成事先所担心的严重后果。工人希望星期天可以不用去采收和运送香蕉，这一要求听起来合情合理，连安东尼奥·伊莎贝尔神甫都认为正符合上帝的准则，因此出面支持。这次行动以及此后几个月中其他行动的成功，使默默无闻的何塞·阿尔卡蒂奥第二名声大噪，而以前人们还常说他唯一干成的事情就是让法国妓女挤满了整个市镇。他以当年拍卖斗鸡去发展荒唐的航运事业的那种冲动，辞去香蕉公司的监工职务，加入到工人一边。没过多久，他就被指控为企图扰乱公共秩序的国际阴谋集团的特务。在流言四起的那个星期，一天夜里他参加秘密会议后遭到陌生人袭击，却在四发手枪子弹下奇迹般逃脱。接下来的几个月，连隅居在自己黑暗角落里的乌尔苏拉都觉察到了外界的紧张气氛，感觉回到了儿子奥雷里亚诺·布恩迪亚上校怀揣顺势疗法药丸暗中策划起义的那个危险年代。她曾试图以前车之鉴劝告何塞·阿尔卡蒂奥第二，但奥雷里亚诺第二告诉她在那个暗杀之夜后就再也没有听到兄弟的消息。
“和奥雷里亚诺一个样，”乌尔苏拉感叹道，“世界好像在原地转圈。”
费尔南达在那些动荡的日子里安之若素。丈夫因她未经自己同意就决定了梅梅的命运而与她大吵一通，从那以后她便失去了与外界的联系。奥雷里亚诺第二曾想去搭救女儿，必要的话甚至会报警，但费尔南达给他出示了文件，上面写明女儿进修道院是出于自愿。实际上，梅梅签字时已经置身于铁栅的另一边，仍像被人领入时一样浑不在意。在内心里，奥雷里亚诺第二不相信那些证据的合法性，就像他不相信马乌里肖·巴比伦进院子是为了偷鸡，但这两个说法安抚了他的良心，使他没有歉疚地回到了佩特拉·科特斯的护庇下，继续摆宴欢闹、大吃大喝。费尔南达对市镇上的动荡漠不关心，对乌尔苏拉的预言充耳不闻，实施了自己的最后一步计划。她给将要成为初阶神职人员的儿子何塞·阿尔卡蒂奥写了一封长信，在信中说他姐姐雷纳塔因患黄热病已安息在天主的怀抱里。后来，她将阿玛兰妲·乌尔苏拉交给桑塔索菲亚·德拉·彼达照顾，专心与隐身的医生通信。她所做的第一件事就是为几经推迟的通灵手术定下最终日期。然而隐身的医生答复说鉴于马孔多的局势不稳定，暂时不宜做手术。她急不可耐同时又缺乏对外界的了解，居然在另一封信里向他们解释不存在什么时局不稳，一切都是自己小叔子胡闹的结果，说他最近心血来潮搞什么工会，就像以前开河通航时一样疯狂。到了炎热的星期三，他们还没达成共识，这时有人敲响家门，是一位老修女挎着一个篮子。为她开门的时候，桑塔索菲亚·德拉·彼达以为是一件礼物，想接过那个用绣花台巾盖着的篮子。但修女没让她拿过去，声称自己受命要严守秘密，亲手交与堂娜费尔南达·德尔·卡皮奥·德·布恩迪亚本人。那是梅梅的儿子。费尔南达以前的灵修导师在信中告诉她孩子出生于两个月前，由于他母亲不愿开口表达自己的意愿，只好用他外祖父的名字奥雷里亚诺为他命名施洗。费尔南达对命运的这一嘲弄愤怒不已，但在修女面前仍不动声色。
“我们就说是从漂来的篮子里发现的。”她微笑道。
“没人会相信。”修女说。
“既然大家都相信《圣经》，”费尔南达反驳道，“我看不出有什么理由不相信我的话。”
修女留下吃午饭，等待返程的火车。她谨守严训没有再提婴儿一个字，但费尔南达仍然将她视为自家耻辱的一个知情者，暗自惋惜中世纪绞死通报噩耗的使者的习俗没能流传至今。就在那时，她决定等修女一走就在水池里溺死婴儿，但良心阻止了她，她只好选择耐心地等待，等着上帝以无限慈悲来帮自己摆脱这个累赘。
新来的奥雷里亚诺满一岁时，市镇上的紧张局势毫无预兆地被激化了。何塞·阿尔卡蒂奥第二和其他一直隐藏于地下的工会领导人在一个周末不合时宜地出现，在香蕉种植区的各村镇发动游行。警察只是出来维持秩序。但到星期一晚上，领导人被逐个拖出家来，戴上五公斤重的脚镣，关进省监狱。这其中有何塞·阿尔卡蒂奥第二和洛伦索·加比兰，后者是墨西哥革命中的一位上校，流亡到了马孔多，他常说自己曾亲眼见证战友阿尔特米奥·克鲁斯[27]的英雄事迹。不到三个月他们就获释了，因为政府与香蕉公司没能就哪一方应当负担囚犯在狱中的伙食达成协议。这一次工人的不满在于居住区缺乏卫生设施，医疗服务纯属欺骗，工作条件太过恶劣。另外他们还提出，公司从未支付现钞，总以代用券顶替，而那只能用来在公司的货栈购买弗吉尼亚火腿。何塞·阿尔卡蒂奥第二入狱，是因为他揭露了公司利用代用券制度来降低果品的海运成本。假如不为公司货栈供货，那些从新奥尔良回到装载香蕉的港口的船只能白白空驶。其他的指责尽人皆知。公司的医生从不为患者作检查，仅仅让他们在医疗站前排成一队，由一位护士依序在舌头上放置一颗胆矾色小药丸，不管他们患的是疟疾、淋病还是便秘。这种千篇一律的疗法引得许多孩子一次又一次排队，领来药丸却并不吞下，都带回家去在玩彩票游戏时作筹码。公司的工人挤在简陋的宿舍里。工程师们没有设计厕所，只是在圣诞节时去营地给每五十人提供一间移动厕所，并当众示范如何延长使用寿命。一度簇拥在奥雷里亚诺·布恩迪亚上校身边的那些黑衣律师如今已经老迈，改为香蕉公司效力，他们以魔法般的手段将那些控诉变为无效。工人们拟出一份联合请愿书，但过了很久也未能正式通报到香蕉公司那里。一听说请愿的消息，布朗先生就把自己玻璃车顶的车厢挂上火车，与公司里最知名的代表们一起从马孔多消失。然而，在接下来的那个星期六，一些工人在妓院里捉到了他们当中的一个，让他在请愿书副本上签了名。当时他正赤身露体，和自愿引他入彀的女人待在一起。阴郁的律师们在法庭上证明那人与公司没有任何瓜葛，为防止他人质疑，他们还把那人当作骗子关进监狱。晚些时候，布朗先生微服出行时在三等车厢里被捉获，他们让他签了另一份请愿书副本。次日出庭时，来到法官们面前的是一个皮肤染成黑色、满口流利西班牙语的人。律师们证明这人不是杰克·布朗，生于阿拉巴马州普拉特维尔的香蕉公司总管，而只是一个人畜无害的药草贩子，生于马孔多并在本地以达格贝尔多·丰塞卡的名字受洗。不久，面对工人们新的努力，律师们在多处公开展示布朗先生的死亡证明书，该文件经领事和外长们认证，证明当事人已于六月九日在芝加哥被救火车轧死。工人们厌倦了这些荒诞的诡辩，越过马孔多当局，直接上诉于最高法院。在那里操纵法律的魔术师们证明所有的指控都毫无效力，因为香蕉公司没有，从未有过，也永远不会有任何正式工人，一直以来都是招募临时工。由此，关于弗吉尼亚火腿、神奇药丸和移动厕所的谎言彻底破灭，法庭作出最终判决，颁布公告严正宣布根本不存在什么工人。
大罢工爆发了。耕作在田间停滞，香蕉在枝头腐烂，一百二十节车厢的火车纷纷瘫痪在支线上。悠闲的工人挤满各村镇。土耳其人大街迎来漫长的喧嚣周末，雅各酒店的台球厅不得不二十四小时分场开放。军队宣布受命重建公共秩序的那天，何塞·阿尔卡蒂奥第二正待在台球厅里。尽管没有未卜先知的才能，他仍觉得这一消息不啻一个死亡宣告，自从那个遥远的清晨赫里内勒多·马尔克斯上校带他观看行刑以来他等待已久。不祥之兆并未扰乱他的镇静。他照旧打球，连击也没有失误。不一会儿，鼓声大作，号角长鸣，人潮喧嚷，他便知道不论这一局台球，还是从那个观看行刑的清晨起他与自己玩的孤单沉默的一局游戏都已告终。于是他向街上张望，就看见了军队。三个团的士兵踏着苦役犯划桨的鼓点行进，大地在他们脚下震颤。他们仿佛多头巨龙一般，在正午的阳光中呼出臭气。他们矮小，结实，粗鲁。他们像马一样流汗，发出太阳暴晒下的兽皮气味，带着内地人寡言的漠然和难以捉摸的神情。队伍走了一个多小时，但给人的印象似乎只是几个小队来回转圈，因为所有人都很相似，仿佛一个母亲生出的儿子，并且都同样呆滞地承受着背囊和水壶的重负、上了刺刀的步枪带来的耻辱、盲目服从与荣誉感之间的矛盾。乌尔苏拉在自己床榻上的黑暗中也听到军队经过，交叠两指[28]举起手来。桑塔索菲亚·德拉·彼达一瞬间显出形迹，趴在刚熨好的绣花桌布上，想着儿子何塞·阿尔卡蒂奥第二，而他正不动声色地看着最后一队士兵从雅各酒店门前走过。
根据军事管制法，军队负有处理争端的职责，但他们没有作出任何努力争取和解。刚在马孔多露面，士兵们就放下步枪，采摘香蕉，装上火车起运。迄今为止一直安于等待的工人们没有其他武器，便带上干活用的砍刀钻进山林，开始进行破坏活动。他们烧毁种植园和货栈，破坏铁轨阻止用机枪开路的火车通过，剪断电报电话线。水渠被鲜血染红。依然健在的布朗先生，连同家人及其他同胞被送出电网鸡笼，抵达军队保护下的安全区。眼看一场血腥恶战一触即发，当局发出通告，呼吁工人们到马孔多集合。通告中宣布，省军政主席将于下星期五前来调解争端。
何塞·阿尔卡蒂奥第二混在从星期五一早就向车站集中的人群里。他参加了一次工会领导层的会议，与加比兰上校一起被指派混进人群，见机行事引导群众。当发觉军队在小广场周围布下多处机枪掩体，电网内的香蕉公司所在地也被炮兵保护起来，他便感觉不妙，口中涌上一阵苦涩。快十二点的时候，等待的火车仍未到达，包括工人、妇女和孩子在内的三千多人挤满了站前的空地，又挤进一旁已被军队用一排排机枪封锁的街道。那场面不像是欢迎会，更像是欢闹的集市。土耳其人大街的油炸食品摊子和饮料小店都移了过来，人们在烈日下等待却仍心情愉快。将近三点时有传言说专列要等明天才到，疲倦的人群发出沮丧的叹息。这时，一位中尉登上车站屋顶，站在四个瞄准人群的机枪掩体之间，要求人群肃静。何塞·阿尔卡蒂奥第二身旁是一个十分肥胖的赤足女人，带着两个孩子，一个七岁，一个四岁。她并不认识他，自己抱起小的那个孩子，请他抱起另一个好让他听清下面要说些什么。何塞·阿尔卡蒂奥第二让孩子骑在自己的脖子上。多年以后，尽管无人相信，这个孩子还会传讲，他曾亲眼看到中尉拿着喊话筒宣读省军政主席四号令。政令由卡洛斯·科尔特斯·巴尔加斯将军及其书记官恩里克·加西亚·伊萨查少校签发，全文共三条八十字，宣布罢工者实为“一伙不法分子”，授命军队予以枪决。
政令念完后，一位上尉在震耳欲聋的嘘声和抗议声中接替了站在屋顶上的中尉，拿起喊话筒示意有话要说。人群恢复了平静。
“女士们，先生们，”上尉的声音低沉、缓慢，带着些许疲倦，“各位有五分钟的时间撤离。”
嘘声和高声喊叫淹没了计时开始的军号声。没有人挪动。
“五分钟过去了，”上尉声调不变，“再有一分钟就开枪了。”
何塞·阿尔卡蒂奥第二流着冷汗，把孩子放下来交给他母亲。“这些浑蛋真会开枪的。”她喃喃道。何塞·阿尔卡蒂奥第二来不及说话，因为他随即听到加比兰上校用沙哑的嗓音叫喊着重复那女人的话。现场紧张的形势、奇异的沉寂令他心醉神迷，并且确信任何事都无法赶走这些沉浸在死亡诱惑中的人。他踮起脚尖，越过前方人群的头顶，平生第一次抬高了音量。
“浑蛋！”他高喊道，“这一分钟你们自己留着吧。”
他喊叫后发生的事情并未令他产生恐惧，而是恍如幻觉。上尉下令开火，十四处机枪掩体立时响应。但一切宛似一场闹剧，仿佛机枪正在喷射的只是骗人的烟火，因为能听见急迫的枪声嗒嗒，能看见白炽的烈焰喷吐，却感受不到任何轻微的反应，听不到任何声音，甚至一声叹息。密集的人群仿佛瞬间石化，刀枪不入。突然，在车站一侧，一声垂死的呼号打破了着魔般的状态：“啊啊，妈妈呀。”一股翻天覆地的力量，一种火山爆发的气流，一阵大难临头的咆哮，在人群中以无比凶猛的势头猝然爆发。何塞·阿尔卡蒂奥第二几乎来不及抱起孩子，而他母亲和另一个孩子已经被四下奔逃的惊惶人群所吞没。
多年以后，尽管仍被邻居们当作胡言乱语，那孩子还会传讲，自己被何塞·阿尔卡蒂奥第二举过头顶随他奔走，几乎腾空，飘荡在人潮的恐惧之上，冲向附近的街道。他处在居高临下的位置，看到失控的人群冲到街角，一排机枪开始扫射。许多个声音同时叫喊：
“趴到地上！趴到地上！”
第一拨人已经这样做了，被弹雨横扫在地。幸存者们没有趴到地上，反而试图冲回广场，却在恐慌中仿佛被巨龙摆尾一击而退，密集的人潮撞上反向而来的另一波密集人潮，后者已被对面街上的龙尾击溃，那里的机枪也在一刻不停地开火。人们走投无路，形成一个巨大的旋涡，渐渐向中心缩拢，因为机枪子弹仿佛不知餍足又条理分明的剪刀，正像剥洋葱似的将周边有条不紊地逐一剪除。孩子看见一个女人双臂呈十字平伸，跪在一片神奇地未遭践踏的空地上。满脸鲜血的何塞·阿尔卡蒂奥第二在倒地的一刻将他推到那里，随后蜂拥而至的人潮淹没了空地，淹没了跪着的女人，淹没了旱季高远天空中的光线，淹没了乌尔苏拉·伊瓜兰曾售出无数糖果小动物的这个该死的世界。
何塞·阿尔卡蒂奥第二醒来的时候，发现自己仰面躺在黑暗中。他意识到自己是在一列长得望不见头的沉寂火车上，头发因凝固的鲜血而硬结，全身骨头都在疼痛。他感到困意难忍。他准备抛开恐惧大睡一场，便换成侧身姿势以减轻痛楚，这时才发现自己正躺在死人身上。车厢里除了中间的过道，没有一处空地方。大屠杀应该过去好几个小时了，因为尸体与秋天的石膏一样冰冷，也与石化的泡沫一样坚硬，装车的人甚至有时间像运送一串串香蕉似的把尸体排好码齐。为了逃出梦魇，何塞·阿尔卡蒂奥第二朝着火车前进的方向，匍匐着从一节车厢爬到另一节车厢。当火车驶过一座座沉睡的村庄，借着板条间映进的光线，他看见了男人的尸体，女人的尸体，儿童的尸体，他们都将像变质的香蕉一样被丢入大海。他只认出一个在广场上卖饮料的女人和加比兰上校，上校手里还握着卷成一团、带莫雷利亚银搭扣的皮带，曾试图用来在恐慌中开路。到达第一节车厢后，他跃入黑暗之中，卧在水沟里直到火车过去。那是他平生见过的最长的火车，有将近两百节运货车厢，首尾各有一个火车头，中间还夹着一个。火车悄无声息地在夜间滑行，车上没有任何光亮，连定位的红绿灯光也没有。车厢顶上依稀可见一挺挺机枪旁士兵的黑影。
午夜过后突降暴雨。何塞·阿尔卡蒂奥第二不知道自己置身何处，却知道只要与火车反向而行就能回到马孔多。三个多小时后，他已浑身湿透，头痛欲裂，在拂晓的晨光里远远看见了第一排房舍。他循着咖啡的香气走进一户人家的厨房，一个女人抱着孩子正向火炉弯下腰去。
“您好，”他有气无力地说，“我是何塞·阿尔卡蒂奥第二·布恩迪亚。”
他逐字说出全名，向她证明自己还活着。他这样做很明智，因为那女人乍见他那副憔悴、阴郁、头上衣间都沾满血迹的模样出现在门口，还以为是鬼魂显现。她认得他。她给他拿来一条毯子御寒，好等着脱下来的衣服在火上烘干，为他烧水清洗伤口—好在只是皮肤上的一道划伤—又给他一片干净的尿布把头包住。然后，她按照传言中布恩迪亚家人的习惯煮了杯不加糖的咖啡给他，把衣服在火边摊开。
何塞·阿尔卡蒂奥第二喝完咖啡才开口说话。
“应该有三千人的样子。”他喃喃道。
“什么？”
“死人。”他解释道，“所有在车站的人都死了。”
那女人用同情的眼神打量着他。“这儿没有死人。”她说，“从你伯父，也就是上校那时候起，马孔多没发生过任何事。”何塞·阿尔卡蒂奥第二在到家前一路逗留过的三家厨房里都听到同样的回答：“没有死人。”他走过车站广场，看见油炸食品摊子的桌子已被码起，那里也没留下任何屠杀的痕迹。雨下个不停，街上空无一人，家家大门紧闭，看不出里面有丝毫生命的迹象。直到第一声弥撒钟声响起，才有了一丝人间气象。他敲开了加比兰上校家的门。一个他以前见过多次的孕妇，当面把门紧紧关闭。“他走了，”她惊恐地说道，“回他的老家了。”电网鸡笼的正门和往常一样，由两名地方警察守卫，他们身着雨衣，头戴橡胶头盔，在雨中仿佛石像。在偏僻的小巷里，安的列斯群岛的黑人齐声唱着安息日的赞美诗。何塞·阿尔卡蒂奥第二翻过院墙，从厨房进了家。桑塔索菲亚·德拉·彼达几乎没有提高声音。“别让费尔南达看见你，”她说，“她刚起床。”仿佛在完成一项早已领会的使命，她把他引到“便盆室”，收拾出梅尔基亚德斯快要散架的行军床，还在下午两点趁费尔南达午睡的时候从窗子递进一盘食物。
奥雷里亚诺第二被暴雨拦住只好睡在家里，下午三点还在等待天晴。桑塔索菲亚·德拉·彼达暗中告诉了他，他便在这时去梅尔基亚德斯的房间看望自己的兄弟。他同样无法相信大屠杀的发生，更不相信满载尸体的火车驶向大海的梦魇。前一天晚上，他已读过政府特别通告，通告称工人们已经听从命令撤离车站，平静地各自回家了。通告还称工会领导人本着高度的爱国精神，已将要求减为两条：改善医疗服务和在居住区设置厕所。晚些时候传来消息，称军队首脑与工人达成协议后，立即与布朗先生沟通，布朗先生不仅接受了新条件，而且主动提议出资举行三天的公众娱乐活动来庆祝争端的解决。只是当军方问及何时可以宣布签署协议，他望了望窗外闪电纵横的天空，摆出一副不置可否的表情。
“估计要等到天晴。”他说，“只要雨还在下，我们的一切活动都取消。”
此前三个月没有下过雨，正值旱季。但在布朗先生宣布他的决定后，整个香蕉种植区暴雨大作，何塞·阿尔卡蒂奥第二在回马孔多的路上正赶上这场暴雨。一个星期后雨仍未停。政府利用所掌控的一切传播渠道在全国千百遍反复宣传，官方说法最终成为定论：没有死人，心满意足的工人们已回到家中，香蕉公司在降雨期间取消一切活动。军事管制法继续施行，以备在必要时采取紧急措施处理持续降雨造成的社会危害，但军队已撤回军营。白天，士兵们高高挽起裤腿，在街上的激流中和孩子们玩溺水者游戏。晚上宵禁之后，他们用枪托砸开房门，把嫌疑人从床上拖出来，送他们踏上没有归途的旅程。根据四号令对不法分子、杀人犯、纵火犯和反叛分子实施的搜捕及剿灭仍在继续，但军方面对挤满司令部办公室的受害者亲属的询问，却一概矢口否认。“您一定是在做梦，”军官们坚持道，“马孔多没发生过任何事，现在没有将来也不会有。这是一座幸福的小城。”就这样，工会领导人被消灭殆尽。
何塞·阿尔卡蒂奥第二是唯一的幸存者。二月的一天晚上，响起枪托砸门特有的声音。仍在等待雨停的奥雷里亚诺第二打开门，看见一位军官带着六名士兵。他们浑身淋得湿透，一言不发，从厅堂到谷仓逐一搜查，不放过每一个房间、每一个衣柜。乌尔苏拉被屋里亮起的灯光惊醒，但在搜查的过程中没吭一声，只是将手指交叠，指向士兵们活动的位置。桑塔索菲亚·德拉·彼达急忙去通知睡在梅尔基亚德斯房间里的何塞·阿尔卡蒂奥第二，但他知道已经来不及逃走。于是桑塔索菲亚·德拉·彼达又把门锁上。他在屋里穿上衬衣和鞋子，坐在行军床上等待他们到来。那时他们正在搜查金银器作坊。军官命人打开门锁，借着提灯的光亮扫视一周，看到了工作台和玻璃柜，柜中的酸液瓶罐和各式器具都按当初主人留下的原样放着。他看出来没有人住在这房间里，却仍狡诈地向奥雷里亚诺第二询问他是不是金银匠。奥雷里亚诺第二向他解释这作坊属于奥雷里亚诺·布恩迪亚上校。“啊哈。”军官恍然大悟，打开灯下令仔细搜查，连收在瓶子后面铁皮罐里的十八条未被熔化的小金鱼也被找了出来。军官将小金鱼摆在工作台上一条一条检查了一遍，神色和缓下来，忽然间变得有人情味了。“我想要一条，如果您允许的话。”他说，“过去是叛乱的信物，现在可成了文物。”他很年轻，几乎还未成年，但丝毫不显腼腆，并带有一种与生俱来的亲切，只是直到此时才流露出来。奥雷里亚诺第二送了他一条小金鱼，军官收在衬衣口袋里，眼中闪烁着孩子般的光彩，又把余下的倒进罐里放回原处。
“这是无价的纪念品，”他说，“奥雷里亚诺·布恩迪亚上校可是一位最伟大的人物。”
然而，他的人情味并不妨碍他严格履行职责。在重新锁好的梅尔基亚德斯房间的门口，桑塔索菲亚·德拉·彼达没有放弃最后一线希望。“这间屋子一百年没有住人了。”她说。军官仍下令开门，拎起提灯扫视一圈。光线照在何塞·阿尔卡蒂奥第二脸上的瞬间，奥雷里亚诺第二和桑塔索菲亚·德拉·彼达看见了他那双阿拉伯人似的眼睛，心下便明白这是一段焦虑的结束，又是另一段焦虑的开始，而只有彻底放弃才能安心。军官仍拎着提灯四下检视，直到发现堆放在衣柜里的那七十二个便盆才表现出兴趣。他打开了灯。何塞·阿尔卡蒂奥第二坐在行军床边，一副整装待发的样子，从未显得如此庄严深沉。房间深处的隔板上放着书页散落的书籍和羊皮卷，整洁的工作台一尘不染，墨水瓶中的墨水仍未干涸。空气纯净明澈，一切不染尘埃，清新如故，与奥雷里亚诺第二童年记忆中的景象丝毫不差，只有当初的奥雷里亚诺·布恩迪亚上校感觉不到。但军官只对便盆感兴趣。
“这家住了几口人？”他问道。
“五口。”
军官显然无法理解。他的视线停留在奥雷里亚诺第二和桑塔索菲亚·德拉·彼达看见何塞·阿尔卡蒂奥第二的地方，但连何塞·阿尔卡蒂奥第二也意识到他对自己视而不见。随后他熄了灯，关上门。听着他对士兵们说的话，奥雷里亚诺第二明白这位年轻的军官和当年的奥雷里亚诺·布恩迪亚上校看到的是同样的景象。
“这间屋子确实至少有一百年没住人了，”军官对士兵们说，“说不定都有蛇。”
门一关上，何塞·阿尔卡蒂奥第二就确信自己的战争已经结束。数年前，奥雷里亚诺·布恩迪亚上校曾对他讲起战争的魅力，并试图用个人经历中的无数实例来证明。他信以为真。但就在军人们对他视而不见的这个晚上，他回想起过去几个月的紧张局势，狱中的苦难，车站里的恐慌，以及满载死尸的火车，得出一个结论：奥雷里亚诺·布恩迪亚上校不过是个伪君子或懦夫。他不理解上校何必用那么多言辞来解释自己在战争中的感受，其实用一个词便足够：恐惧。相反，在梅尔基亚德斯的房间里，被神奇的光线、落雨的声音、隐身的感觉所保护，他找到了此前生命中一刻不曾有过的安宁，余下的唯一恐惧就是自己有可能会被活埋。他告诉了每天前来送饭的桑塔索菲亚·德拉·彼达，她答应只要自己一息尚存，就一定让他先死后葬。摆脱了所有恐惧，何塞·阿尔卡蒂奥第二得以专心钻研梅尔基亚德斯的羊皮卷，愈难索解兴致愈高。他习惯了雨声，两个月之后那已经无异于另一种静谧，唯一打扰他独处的就是桑塔索菲亚·德拉·彼达的进进出出。因此他恳求她把饭留在窗台上，再次关门上锁。家人已将他遗忘，包括费尔南达，她得悉军人们对他视而不见，便不觉得留他在那里有什么不妥。六个月的幽闭过去，军队已撤离马孔多，奥雷里亚诺第二想找人聊天打发等待雨停的时间，便打开门锁。门一开，刺鼻的气味扑面而来，这气味散发自屋里满地的便盆，每一个都已用过多次。何塞·阿尔卡蒂奥第二须发蓬乱形容难辨，对令人作呕的气味恍若不知，仍在反复研读天书般的羊皮卷。他身上闪耀着天使般的光芒。门开的时候，他只是微微抬了下头，但就在那一瞥中，他的兄弟分明看到了曾祖父那种无可挽回的宿命在重演。
“有三千多人，”何塞·阿尔卡蒂奥第二只说了一句话，“现在我能确定车站里所有的人都死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