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一定看过这个。房子里的灯灭了，我们看到了主角，或是他的背影。他穿着皮夹克，戴着旧软呢帽，腰间挂着什么东西，我们搞不清是什么。当我们终于看到他的脸时——这得几分钟之后了——只看见一个粗犷帅气的轮廓，如果换作不同年代，一定会由斯图尔特·格兰杰来饰演。事实上，他真的拍过这种片子，只不过不是我们在讨论的这部罢了。他正朝一个神秘的地方走去，旁边有两个同伴，他们看起来似乎想把他踢到一边。在他到达神秘地点前，次要人物抽出了枪，但被一条鞭子抽掉了。很快，我们的主角抵达了目的地，和剩下的那个不值得信任的同伴穿过山洞，而这里是一个死亡陷阱。每走一步都可能不小心死于非命，墙里会伸出长矛，射出有毒的飞镖，头顶上会掉下重物和塌落的石块，还有——谁知道呢？作为提醒，墙边靠着以前那些不小心或知识不够渊博、不够幸运的冒险家的骷髅。但他走过了每一处机关和陷阱，黄金神像才是他的目标。当然，它安置在一个带陷阱的基座上，不过他有解决办法：一袋重量刚刚好的沙子。他巧妙地把沙子移到神像腾出来的地方，当时他贪婪的助手正对着宝藏流口水。然后有趣的事情开始了。
你想起来了吧，用沙子代替神像并不管用，基座沉了下去，墙壁开始移动，碎片掉落，事情变得不可收拾。他疯了一样地跑着，躲避上文提到的所有陷阱，眼看就要成功了，但也差点丧命。他绝望地将神像扔给助手，后者对落难的他视而不见。但借助在危急时刻的幸运、勇气和冷静的思考，我们的主人公将自己从危机中解救出来，跑出了山洞，却发现那个背信弃义的老朋友并没有那么幸运。他被一堵要命的墙挤死了。我们的英雄收起神像，之后查明了这一切都是怎么回事。
一面墙打开了，露出了你看到过的最大的石头，巨石开始追逐我们的英雄，他再次发疯般地奔跑，要战胜这块可能堵住出口或要他性命的石头。然后他滑到了外边的阳光下，在出口陡峭的斜坡上摇摇欲坠，而且还处于敌人的脚下。
他的敌人不止一个。成千上万的毒飞镖和毒箭瞄准了我们的主人公，多亏了当地的部落，他的敌人得到了绰绰有余的武器。他知道，他找到的每一样好东西都可能被坏人夺走，所以我们的英雄在为了自由狂奔，一阵毒镖向他袭来，所幸都没有击中他。这是一场穿越丛林的赛跑，软呢帽似乎钉在了他头上（拍摄过程中确实是这么做的）。一条可以让他荡起来的藤条出现了——为什么我们有需要的时候从来找不到这样的藤条呢——还有一架等在那里的水上飞机。飞到安全的高度时，他发现（这个男人表面上看来是无所畏惧的）他正在跟自己害怕的生物待在驾驶舱里，那是一条蛇。用我的秒表计一下时，这一段花了十二分三十七秒。我们直到第六分钟才看到神像。
顺便说一句，发生这一切时，观众们刚落座不久，正研究着从电影院小吃部扫荡来的战利品。显然，有些人（导演、编剧，每一个相关的人）希望我们更注意他们的电影，而不是嘴里的零食。他们想赢得爆米花时间的战争。
这是我们第一次见到印第安纳·琼斯，该片是这个系列的第一部，一九八一年的《夺宝奇兵》。他在这一段里的动作戏比许多角色在整部电影，甚至是五部电影中的动作戏还要多，而我们才看了十几分钟。难怪我们会喘不过气来：山洞、矛、陷阱、基座、神像、滚动的巨石，更多的矛、能挤扁人的墙、鞭子、死去的助手，又是神像、敌人、毒箭、赛跑、森林、藤蔓、飞机、蛇、帽子，这些元素滚滚而来。真是太多了，太过火了。事实上，说它过火远远不够，应该说它过火到了疯狂的程度。换句话说，它是完美的。
只有一个问题：这番忙乱想告诉我们有关情节的什么东西？
什么都没有。
同时也告诉了我们一切。这都由你来选择。
影片放到这个时候，我们还对情节一无所知，对情节的介绍要等到我们勇猛无畏的冒险家回到校园，变成一个相对正常的考古学教授的时候。美国政府的人出现，带来了纳粹和丢失的“法柜”的故事。不久之后我们看到了混乱、起火的沙龙、地图上的虚线、蛇、被征用的卡车和这一整个叫作“夺宝奇兵”的疯狂故事。然而到这时为止，我们只有一部迷你电影，可以命名为“遇见印第安纳·琼斯”。
那么，它是否毫无用处，仅仅是在电影的开头加上了一段中看不中用的东西？一点都不对。事实上，几乎恰恰相反：我们真正需要理解的内容几乎都在这里。如果把我反复提到的那一串东西提炼一下，就会得出重点：一个马马虎虎的冒险者和知识渊博的考古学家，无处不在的危险，短暂的逃脱，强大的对手，大量的动作戏，冒险的象征（皮夹克、软呢帽、鞭子）。之后出现的一切几乎都有其中一个元素。这不是差劲的开头，只不过它是如此狂热，我们甚至没有注意到从中得到了有用的东西。
以前，情节的搭配往往更直接。在奥逊·威尔斯的《公民凯恩》的开头，濒死的查尔斯·福斯特·凯恩手里掉下了一个雪花玻璃球，并喊出了“玫瑰花蕾”这个词。这个神秘的词引出了这个伟大人物的传记，一名记者被派去调查凯恩提及的这个东西究竟是什么。在电影最后的画面中，我们找到了答案，而那个倒霉的记者还没有。但这会成为另一位大导演阿尔弗雷德·希区柯克称为“麦加芬母题”的经典例子，即一开始就驱动故事发展的对象，后来其重要性比开端预示的少得多。玫瑰花蕾是故事里的一个小元素，它虽然推动了情节的进展，但远没有报业大亨的人生兴衰重要。虽然如此，这个小信息还是传递出了更多内容。我们了解到，临死前喊出这个名词的人相当重要——这个人不仅有私人护士照料，更有能耐吸引记者去追查他这句谜语。对我们而言，有个更大的谜：我们为什么不关心这个词，而只关心说话者呢？他为什么那么了不起？然后我们便开始寻找答案。
但电影开头还有更多内容，不光是一个雪花玻璃球。它是这样开始的：夜晚，一座黑暗的大宅邸里——不，也许是宫殿、大教堂，用你自己描述硕大无朋的房子的词儿来形容吧——只亮着一盏灯。这地方充满哥特式的阴郁和不祥。我们的视角是在街道这边，在有禁止入内标志的铁丝网围栏外边，在锻铁门之外，所以那个孤零零的光源在我们看来很高。威尔斯给了我们好几个角度——从动物园里，从湖里的倒影中，从废弃的高尔夫球场，都能看到那个孤独的带着灯光的窗户。我们被拉进窗户，灯光熄灭。当灯光再次出现时，我们需要花一点时间来意识到自己现在在房间里，光线其实是升起的太阳。除此之外，天似乎下起了雪，我们就像被拽进了雪花玻璃球里，起初只看到一些雪花，然后镜头拉远，才发现那是玻璃球里的雪，虽然有一两个瞬间，握着它的手周围的空气中似乎也飘着雪花。然后我们看到一个老男人的嘴唇和胡须，他勉强吐出“玫瑰花蕾”几个字。之后是他的手，就是丢下雪花玻璃球的那只手，玻璃球滚下高架床边的两级台阶，在石头地面上摔得粉碎。当护士走进房间寻找声音的来源时，我们才终于从人类的视角看到一些东西。直到这个时候，一切都是以大特写镜头或大全景镜头呈现的。现在我们进入了中景镜头的领地，正片开始了，把我们带入记者对伟人生平的调查，包含对他的童年和此后每一个阶段的回顾。大体上，威尔斯为我们带来了在歌剧中被称作序幕的东西：一个短小的部分，充当随后上演的大段内容的热身阶段。
像《公民凯恩》一样，《阿拉伯的劳伦斯》也以一位伟人的死开头（看来这是个潮流，是不是），带我们追溯了他人生中的一系列问题，这部电影拍的是他的生活中对世界历史至关重要的那些部分。我们从结尾而非开头开始，永远躁动不安、永远追求刺激的T.E.劳伦斯骑着摩托车，在狭窄曲折的乡间小路上一直走到了生命的终点。像在凯恩的故事中那样，我们之后遇到了一位记者，他的调查开启了对主角故事的回顾，带我们回到了故事的开始，回到了那些事件，或者一些本该发生却并没有发生的事件，是它们使得劳伦斯被派往阿拉伯半岛。在这个过程中，我们见到了军官团中的倦怠情绪和种族主义，外交官和将军们的玩世不恭。与他们的缺乏远见和毫无主见相比，劳伦斯显得既独特又危险。我们看到他在玩最喜欢的把戏，让火柴烧到快要烫到自己的手指时，再用手按熄，令旁观者们惊讶又害怕。被问到怎么能不疼的时候，他向大家保证，那“疼得像下地狱”。“诀窍在于，”他说，“不能在意那种疼痛。”电影中这一小段内容告诉我们，他有自虐和爱出风头的倾向，也有自毁的举动以及过人的自控力，而且从来不会自嘲或自我怀疑。他或许真是个自大狂，却是我们的自大狂。这可能也是英雄的组成部分，因为他当然是英雄。在电影开头这个段落中，我们还见到了英国方面的主要势力：唐纳德·沃菲特饰演的默里将军和克劳德·雷恩斯饰演的愤世嫉俗又油腔滑调得恰到好处的屈莱顿先生。他们二位代表着军事和外交的世界，任何一方对他们统治的阿拉伯都缺乏爱或信任。
彼得·奥图饰演的劳伦斯在屈莱顿的办公室吹灭火柴和我们看到沙漠上壮丽的日出这一段，大概一共用了十四分钟。这出现在整整四分钟的“序幕”之后，莫里斯·贾尔精彩的主题音乐在响着，银幕上只有一团微微发亮的难以辨认的形象。当然，这个节奏比一般的电影要悠闲得多，但这不是一般的电影，《阿拉伯的劳伦斯》是一部史诗般的影片，所以可以花更长的时间。然而在这段时间里，我们了解到了很多——
当时正在打一场战争，具体来说就是美国人称之为第一次世界大战的那场；
劳伦斯是一个特别的男人；
特别的男人并非一定适合生活在军队里，至少不是军事要塞；
英国当局过于低估了阿拉伯；
英国当局都是些心胸狭隘、玩世不恭、教条呆板的傻瓜；
阿拉伯人或许可以去攻打土耳其人，如果说（在英国人看来）他们有任何用处的话；
如果一项事业注定要失败，就不妨把一个失败的人派过去，这样他的失败既不意外，也不会特别值得难过；
劳伦斯不会失败的。
最后一点有些微妙。我们怎么知道他不会失败呢？这部电影叫什么来着？在电影的语言中，这段开头表现的不利因素反而保证了我们主人公的成功。只在极少数的情况下，比如在罗兰·约菲一九八六年的《战火浮生》一片中，杰瑞米·艾恩斯出演奥图那种理想主义的英雄角色，冷酷无情的权力机构真的令主角走向了失败和毁灭，甚至不是计划好的。
然而回到这部影片，我们需要的一切几乎都在开头呈现了出来。他吹灭火柴的一刻，我们就知道将离开平凡的眼前，迎接精彩的后续，而我们确实看到了精彩的后续。好故事的配方基本齐全了，只需要再加上贝都因人。
伊利亚·卡赞精妙的《码头风云》（1954）一开始就让观众看到了问题所在。马龙·白兰度饰演的特里·马洛伊在夹克里藏着什么东西，换作别人可能会藏一把左轮手枪。他走近一个站在厚玻璃窗前的看上去很严肃的男人。他们说了几句话，然后他走向出租公寓楼，在那儿给朋友乔伊·道尔打了个电话，告诉他自己发现了乔伊的信鸽。他们约好在楼顶见面，乔伊的窗户关上了，特里放走了信鸽，摄影机一直往上追拍，直到我们看到楼顶上有两个暴徒。稍后，我们听到一声尖叫，并看到一个人掉下来，意识到有时候鸽子也会像手枪一样要人命。很快，一群人聚了过来，其中就有乔伊的妹妹伊迪，由爱娃·玛丽·森特饰演，这或许是她演过的最好的角色。还有卡尔·莫尔登饰演的巴里神父，以及一些码头居民，所有的人都认为乔伊在与警察合作。当我们再见到特里时，他比之前更加强硬，他问李·J·科布饰演的那个名字很讽刺的工会首领约翰尼·弗兰德利[1]，为什么乔伊必须死，自己只知道弗兰德利的人想跟他聊聊。弗兰德利回答说，也许是因为聊得不够好，而我们把这理解为一种不加掩饰的承认：他们的目的根本不是找他聊聊。
故事背景、问题、主角、恶棍、未来的爱情，都在几分钟之内介绍完了。这真是非常经济。
我从阅读小说中学到了一点可以用到电影上的东西：每一部小说都是关于如何阅读那本小说的一堂课，而这一课在最需要它的地方是最有力的，那便是开头部分。电影也是一样。每一部电影都和其他电影有差异，所以我们可能需要一点帮助。而帮助就在那里。这并不是说导演和摄影师及其他剧组人员坐在一起，说着“我们怎样才能帮助电影院里那些可怜的人？他们永远也搞不懂这一点”之类的话。不，这是自发的——借助在开头运用的元素，电影提供了一些蛛丝马迹来告诉观众怎样理解才最好。
那么再回到之前提到的，这个长开头在观看《西部往事》时教会了我们什么？其中有很多东西：
1.耐心点。情节不会发展得很快，至少在你想让它往前推进的时候不会。
2.环境中的声效很重要。这部电影是音效师的游乐场，能把这些声音放进去真的太棒了！比如风车转动的声音，门在风中晃动，粉笔在黑板上摩擦，苍蝇嗡嗡地飞，靴子的声音，马刺的声音，发电报的声音，风吹过机器和墙壁，当然还有口琴的琴声，尽管这可能是声音，而不是环境中的声效——这一切比对话说出了更多的东西。
3.关于对话的第一点：不会有太多对话。
4.关于对话的第二点：出现对话时，一定是重要的内容，所以不要错过。
5.口琴那神秘单调的调子，听起来莫名地像是埃尼奥·莫里康内[2]创作出来的。
6.几乎所有西部片中都有一种无意识的潜台词：枪是性的象征。在这里它不是无意识的，也不是潜台词。一点都不。
7.这部电影真正的灵感来源可能不是约翰·福特，而是萨缪尔·贝克特。它揭露真相的速度乃至数量也许并不符合我们的期望。
8.那些面孔都是令人无法忘记的，你简直不能从他们脸上移开眼睛。
9.这个虚构的世界中没有天使存在。连布朗森的帽子也最多是暗淡的灰褐色，肯定不是汤姆·米克斯戴的那种白帽子。
10.这里会有血腥事件。
11.查尔斯·布朗森的眼睛真的很恐怖。
12.这部电影或许并不适合所有人。
这十二条就叫“十二铁律”如何？可以额外加一句，我们并不清楚这部电影想表达什么，除了人物之间互相憎恶。我们还没有见到弗兰克，也不清楚他为何会为新来的神秘人安排一场这样的欢迎。我们不了解他的动机，只知道当他们相遇的时候，他和弗兰克不太可能喜欢对方。没有情节，连偷偷告诉我们的一句话都没有，也没看到女主角。我们会知道的，会了解更多需要知道的内容，可能不是全部。我们看到问题，看着一切上演，看到不可避免的紧要关头——但不是现在，也不是马上。
问题是电影上映的时候，几乎没有人明白他们看到了什么。它不像其他的西部电影，很多地方甚至也不像莱昂内的其他西部电影。这一次，它是个人化的。亨利·方达演了一个严肃的恶棍。这是正常的吗？像许多天才一样，莱昂内导演的作品都太超前了。六十年代的大多数批评者和观众都简单地认为他在以廉价的方式制作一次性的娱乐产品——在西班牙和意大利人一起工作，只用几个好莱坞演员，而且这些演员大多已经过气了，或是还没有红起来。然后是电影中的音乐。你无法哼唱莫里康内创作的主题音乐，甚至无法真正地用口琴吹出来，即便那曲子在电影配乐中是用口琴吹奏的。另外，采用的乐器也很独特，声音发挥了一般不被要求发挥的功能。它古怪、夸张而令人迷茫。换句话说，对于莱昂内的影片而言是完美的。这位伟大的导演向来很严肃，我们却花了一段时间才开始严肃地对待他。直到他的黑帮史诗《美国往事》上映，我们才真正认清他。但早该如此，他任何一部电影的开头十五分钟都说出了我们应该知道的东西。
我提到过动画电影《飞屋环游记》开头那段令人惊奇的无声段落。它本身很精彩，指向了某种开端——故事的起源。在这一系列组成片头的可爱、温柔又令人心碎的小片段中，我们知道了卡尔·弗雷德里克森的整个人生故事，从胖乎乎的、笨拙的小男孩到坏脾气的、用乖戾掩饰脆弱的老头。从那一刻起，他的性格在我们看来就说得通了。尽管情节完全不同，《复仇者联盟》也做了类似的事。当各路英雄被召唤去行动时，有的乐意配合，有的不那么乐意，我们便知道了角色的背景故事：斯嘉丽·约翰逊饰演的娜塔莎·罗曼诺夫（黑寡妇）尽管看上去处于致命的危险中，但她其实是在执行任务并掌控着全局，所以她唯一的麻烦是需要比计划更早一点干掉坏家伙们。而马克·鲁法洛饰演的布鲁斯·班纳（绿巨人）几乎被追赶到了世界的尽头，激烈抗议后才被迫返回。
在其他电影中，剧本的顺序被翻转了，整部电影才是开场段落的背景故事。最近最值得注意的例子是二〇一三年的《了不起的盖茨比》，尼克·卡罗威（托比·马奎尔饰）在电影的主线故事发生多年以后，在一家疗养院进行酒精断瘾治疗。喜欢菲茨杰拉德这部小说的人（差不多每个人）几乎都反对这种偏离小说内容的安排，对于尼克这个人物形象，以及电影后边要表现的精神也是如此。它还让菲茨杰拉德原著的词句以3D效果飘浮在银幕上，这也并非所有人都赞赏的。可以说这是一个失败的大胆尝试，但失败的原因也许并不在于实验本身，而是因为它改编自小说。换句话说，如果这是一部原创剧本，而不是美国最知名、最受欢迎的小说之一，也许效果看起来会挺不错，至少可以接受。一些人的生活被爵士时代的穷奢极欲摧毁，由唯一留下来的人在酗酒和精神崩溃的状态下来讲述这个故事？这一点没什么问题。飘浮的原著词句？我们回头再来说这一点。这个开场触怒了太多人，冒犯了许多敏感的神经。但它也做了一些每个开头都要做的事：为我们提供开始观看影片需要的足够的信息。它必须介绍主角、提供故事背景、提供故事发生的环境和来龙去脉、让我们稍稍领略接下来电影中要发生什么，以及让我们想继续看下去。如果《了不起的盖茨比》的片头段落失败了——我认为的确如此——那就是败在最后一点上。即使如此，问题也不在于电影本身，它其实够好了。拍电影就是不断试错的过程。有时候你的的确确会犯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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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1]弗兰德利，即“Friendly”，意为友好的、亲切的。
[2]意大利电影配乐大师，参与制作的各国电影超过400部，与尼诺·罗塔并誉为“欧洲电影音乐领航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