佩里将军的远征琉球和日本，并非美国人对外扩张的初次尝试。在刚刚结束的独立战争中，新大陆的居民以区区数百万人口和组织松散的民兵，战胜了训练有素的英国军团及其德国雇用兵，实现了自己的独立（虽然公平地说，法国人援助的军队和军舰也帮了美国人的大忙）。正是由于这段历史的记忆，美国人对于那些想要抵抗拥有全世界最强大的贸易和海军力量的大英帝国的国家，都怀着相当的同情。他们相信，在对希望维护国家独立的各国给予同情的同时，与其发展亲密友好的关系，至少可以在贸易通商权方面获得与英国同等的地位。因为美国对于开放通商的渴望，事实上一点儿也不比英国少。
1836年，美国向暹罗和交趾支那[15]派出外交使节，在未动用武力的情况下，顺利与两国签署了通商贸易条约。在中国，他们也像其他西方国家一样在鸦片战争后的和谈中捞到了好处。而且，他们不但没有动用武力手段招致中国的仇恨，而且通过采取怀柔政策免于在那些顽固保守的满清官员面前低三下四、颜面尽失。他们的目光很早就投向了日本——这片位于太平洋彼岸、与世界最大产金地加利福尼亚州遥遥相望的土地。他们也曾多次试图打破包围着这个“神之国度”的重重隔离，却屡遭失败[16]，于是便决心以武力逼迫日本人开放国门。在他们看来，日本人明白事理，但对近代化的武器缺乏了解，让他们见识一下大炮的威力，会比“天下大同”或“国际义务”之类的说教更容易将日本人拉到谈判桌前。兼具机智和果断的海军军官佩里被任命为远征军的指挥官。他曾有过以随机应变的老辣手段促成和谈的经验，甚至还没动用他的果敢精神就已达到了目的。当他率领舰队第二次驶入江户后，美国人没费多少力气就按初次来访时的要求与日本签订了通商条约，进展之顺利大约也出乎佩里先生本人的意料。而长崎的荷兰商人从中斡旋，似乎也对推动这一结果发生了一些作用。另外，日本的低级武士阶级对于了解“神秘的外部世界”的渴望已初现端倪，并迅速朝更高层统治阶级蔓延，也多少为通商谈判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但对于妄自尊大的幕府而言，仅凭武力的威慑还不足以迫使其摈弃古已有之、看似完美的闭关锁国政策。
人类的处事动机大抵都复杂难辨。日本人虽一直以慎重之名来为其锁国政策大加辩护，但在受到美国人的武力威胁时，却并未表现出强烈的抵触情绪。于是，英国和俄国纷至沓来，抱着不惜大动干戈的态度逼迫日本签订条约。以保护本国捕鲸船为由，美国总领事哈里斯在下田（静冈县伊豆半岛南部城市，旧称贺茂郡）设立了官邸，并巧妙地结合中国的事态发展说服幕府，在佩里将军争取到的利益之外进一步将美国在日本的权益不断扩大。1858年，当中国的战事（即咸丰八年英法联军入侵大沽事件，清政府分别与英法俄等国签订一系列《天津条约》）即将走向圆满结束时，额尔金爵士（时任英国驻华公使）和法国大使巴罗·葛罗先生也相继来日，与幕府按稍早前与美荷俄所签条约的内容分别签署了日英、日法通商条约。1859年，长崎、箱馆、横滨等地正式对五国开放通商，日本迎来了一个新的时代。
与美英俄诸国签订条约的过程中，幕府内部也不乏反对之声。美国军舰第一次驶入江户港时，引发了日本国内一部分人的激烈反对。一些狂妄鲁莽之辈声称，他们要不顾一切地与胆敢踏足“神之国度”的外国人拼死一战。但在当时，显然没有人能充当这些人的首领。天皇远在京都，并且受到幕府的严密监视。大名们则互不来往，莫衷一是。名义上支持反对派的是水户藩前任藩主德川齐昭，但根据德川家族的家法，他应该无条件地支持幕府，并在国家遭遇重大危机时辅佐和保护幕府。彼时的大君德川家庆在佩里抵达日本时就已病体沉重，不久便去世了，由他的儿子德川家定继位。家定是个28岁的青年，性格软弱，不谙世事。考虑到那个年代日本贵族所受的教育，贵族王孙们如此羸弱也并不令人奇怪。
考虑到次年美国军舰会再度光临，幕府开始在都城附近的海岸线构建防御工事，并重新起用已隐退的水户藩藩主德川齐昭指挥抵抗外侵的一切准备工作。这位49岁的贵族秉承的政治主张是一种奇妙的混合：他既支持将天皇作为国家最高权力者，又强烈反对扩大开放外国通商——即在已准许的荷兰和中国之外向其他国家开放通商。他认为，正是由于采取了严厉的锁国政策，日本才得以保全领土的完整。反观邻邦中国，外国宗教势力的入侵引发了内乱，国家陷入四分五裂，之后又因通商问题与英国起了纷争，最终导致了极其可怕的后果。因此，日本打算继续推行已持续两百多年的闭关锁国政策，避免与西方各国发生毫无胜算的战争，从而保持国内的和平。然而，咄咄逼人的外国人在次年再次到来，日本人尚未准备好以武力将其击退，于是，他们只得妥协，准许外国捕鲸船在长崎、箱馆和下田停靠并补充给养，同时善待那些在日本海岸遇险船只的船员。但开放通商仍是不被允许的。
尽管被迫做出了不少让步，但日本人仍然坚信，当他们学会西方的军事战术，再大量购入西方的新式武器，凭借日本人固有的聪慧和19世纪的坚船利炮，必定能以武力击败和驱逐那些外国入侵者。这种信念在后来很长一段时间贯穿于日本的对外政策中，我在后文中也将陆续提及。事实上，当时就有两个日本人（吉田松阴、金子重辅）希望追随佩里将军的舰队。佩里将军拒绝了他们的请求，而幕府方面对这种过分热情的举止也大光其火，将两人投入了监狱。美国总领事哈里斯在下田开设官邸，并坚持要前往首都拜谒天皇，无疑给幕府的重臣们出了道大大的难题。各方的抗议书信也经由非官方的渠道纷纷提交给幕府。为了稳固自身的统治地位，幕府不得不抬出天皇来推脱这一难题，称签订条约须获得天皇的准许。这种试图借助天皇的权威性的做法无疑打破了幕府数百年来的惯例。从织田信长、丰臣秀吉到德川家康，幕府的统治者们历来将天皇视为摆设，德川家康在处理贸易权问题上更是独断专行，从未打算与京都商议。因此，这次破例也被视为幕府权力开始衰落的信号。
天皇的权威一旦重获尊重，他对于国家事务所拥有的发言权便再不容置喙。天皇朝廷的贵族们不失时机地跳出来，对缔结条约之事大唱反调。但他们的反对意见大多不过是作为攻击政敌或其所在党派的政治武器而已。倘若十人中有一个果决有识之士，便可立即形成统一意见，而其他人绝不敢再加反对，更不可能以武力与之抗衡。此刻，一边是哈里斯领事进一步施压，要求修改先前所订的条约，增设神奈川和大坂为开放通商口岸；另一边是天皇朝廷装聋作哑、不闻不问。左右为难的幕府不得不请出最受德川家康信任的家臣——彦根大名的后裔、井伊家族的首领，任命他为阁老中的首席——即欧洲人所称的“执政官”——来应对眼前的困局。于是，哈里斯领事再次使出我在前文中所述的外交手腕，试图以英法联合舰队在中国取得的胜利为论据，说服幕府方面同意缔结条约。结果，只凭这种“道义性”的压迫，他就取得了最有价值的外交胜利。英法俄荷四国立即如法炮制，迫使日本签订了条约。条约的签订对幕府形成了有效的约束，使其再无倒退回闭关锁国的可能，但也使得反对派的各方空前地团结起来。
新签订的条约墨迹未干，数周前已感身体不适的德川家定便抱病身亡，没有留下任何子嗣。按迄今已有过两次的惯例，在大君没有子嗣的情况下，通常会从纪州的德川家族中寻找继承人。水户藩前藩主德川齐昭及其支持者们——如越前、尾张、土佐、萨摩诸藩，及远在四国、才智谋略远超出其封地面积的宇和岛藩藩主伊达——打算拥立德川齐昭的亲生儿子、后来被过继给一桥家族的德川庆喜，但遭到了主持幕政的阁老们的强烈反对。阁老们不仅坚持拥立自己选定的纪州家族的人选，还勒令齐昭等人归隐山林，从此不得干政。此举进一步激怒了那些原本就对幕政心怀不满的人，如今他们的不满中又新添了对大老本人的私人怨恨。愤懑的情绪还蔓延到上述被斥责的大名们的家臣之间。两年后，大老井伊遭到了流血报复，遇刺身亡。各方对幕府的不满进一步扩大，终于在不久之后直接导致了幕府的灭亡。
水户德川家是“攘夷派”的领袖，他们开始与天皇朝廷合谋以对抗同族的德川幕府。其时，神奈川和横滨的街头渐次出现了外国人的身影。与日本人面对贵族阶层时的畏缩恭顺不同，他们的态度独立而从容，因而被傲慢的武士阶层视为无礼的冒犯。不久便爆发了一系列流血事件：8月26日晚间——适逢美英领事馆在江户开馆六周之后——俄国海军的一位军官和水手外出采买物资时，在横滨街头身中数刀，惨遭杀害；11月，法国副领事的一名中国仆人在横滨的外国人聚居区内遇袭身死；两个月后，阿礼国爵士的日本通译在江户的英国公使馆门前被人从背后刺杀；同月，两名荷兰商船船长在横滨的闹市区被斩杀。杀戮停歇了约八九个月后更加变本加厉。先是法国公使的随从在江户的使馆前被砍成重伤，继而在1861年1月14日，美国公使的书记官赫森在从普鲁士公使馆晚宴骑马归家的路上遇袭身亡。7月5日晚，又发生了迄今为止最大胆的排外罪行：一队武装分子袭击了英国公使团，但遭到了日本护卫的顽强抵抗。类似的谋杀事件还可列出一个长长的清单，而这些不过是开放通商后两年之内发生的事。每次袭击都是有预谋的，但其动机却毫无缘由。凶手无一例外都来自佩刀的武士阶层。所有的受害者都不曾对凶手有丝毫冒犯，他们的被害显然只是出于政治原因，而凶手们总能逃脱法律的严惩。此刻对于外国人而言，日本已变成一个随时会丢掉性命的危险之地，人们整日战战兢兢，生怕那些血淋淋的罪行某天会降临到自己身上。赴任之前，我曾担心过日本的气候，也考虑到死于刀法高超的武士之手的风险，因此我买了一把左轮手枪和不少火药、子弹、雷管之类，以备不时之需。那段时间武器买卖肯定大赚，因为外国人只要置身在聚居区外，必定会随身佩带武器，有人甚至睡觉时也会在枕头下放上一支手枪。柯尔特公司和亚当斯公司这两家军火公司生意兴隆、大发其财。不过，在我冗长的服役期内，我只听到过一件动用过左轮手枪的例子。一个法国人开枪打死了当地的一名木匠，起因是后者在讨要工钱时过于鲁莽。在江户，我记得大概是从1869年起，外国人便不再随身佩带手枪。一来是因为沉重的武器过于累赘，二来是人们发现，如果一个嗜血的武士打定主意想要你的命，他绝不会给你留下扣动扳机的机会。
1862年春天，阿礼国爵士返回英国休假，由尼鲁上校临时接替他的工作。正如我在前文所述，上校对于阿礼国爵士将驻地迁至横滨一直抱有异议，此次便趁机将公使馆驻地再次搬回原来的东禅寺。在上文中提到的那件公然袭击英国公使团事件发生一年后，日本的洋务奉行们前来拜访尼鲁上校，对一年中未再发生威胁外国人生命安全的案件表示庆贺。然而就在当天晚上，公使馆内便发生了哨兵和巡逻兵被杀身亡的案件。上校在暴怒之余，忽然对上午来访的奉行一行人起了疑心。他认为，这些人或许是以拜访和祝贺之名来令他们放松警戒。日本政府，不，那些从日本民众身上将所有文明人该当享受的权利剥夺一空的大君的阁老们，必定与此事有关。上校的怀疑绝非凭空想象。公使馆的日本护卫新近刚刚进行了轮换，之前为阿礼国爵士服务的那些忠诚可靠的卫兵全部换成了新面孔。不过，仔细想想的话，就会发现这种猜测缺乏根据。因为行凶的只是那个日本卫兵（松本藩武士伊藤军兵卫），他在行凶后返回自己的住处，按日本武士的习惯切腹自杀。假如此事是一桩预先谋划的阴谋，则凶手不应只有一人。大君的阁老们对外交使节被赋予的庄严地位一无所知，但在幕府的政策正面临强烈抵制的当口，再卷入这种可能会招致外国武力报复的事件是不明智的。至少，我本人很难想象此次的惨剧会与将军的阁老们有关。不过从另一个角度来说，其他日本护卫知晓了凶手的意图，准备待其达到目的后放任他逃跑的可能性仍然很大。最终，凶手在杀害第二名受害者时被对方的手枪击中。滴落在地上的血迹从院中延伸出去，显示出他逃亡的路线。另外，凶手在行凶过程中并未隐藏自己身份，心知一旦被捕必然会移交给幕府，索性在负伤后自行了断，以免逮捕后被处以死刑。他的同事们虽事前知晓，却未与他一同行事（即英国法律所称“共犯行为”），也证明了凶手完全是出于私人报复而单独作案。为了事后便于逃亡，他特意选择在夜晚作案。威利斯曾对我说，那天晚上他起床向外眺望时，发现院中一片漆黑。当天是满月的前一天，并且正值日本的梅雨季中期。威利斯还记得，当晚刮起了大风，天空中布满了厚重的乌云。暴风雨来临前的天气，加之时值深夜（11点到12点左右），或许可以解释院中那些熄灭的灯笼，但仍有一点似乎很可疑：灯笼里的蜡烛全都是燃尽了的，而护卫们通常应该随时更换新蜡烛。
我和罗伯逊、杰米逊在从北京南下至大沽的途中听到了公使馆遇袭的消息。早在赴任前我们便已得知，在日本的生活将会充满惊心动魄的时刻。单从错过了一次危险的考验这一角度而言，我们多少有些遗憾。当然，我们不会为这次的事件而惊慌失措，我们在日本的服役生涯也不会因此而失掉魅力。后来，杰米逊决定另赴上海后，罗伯逊和我便立即动身前往日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