抵达横滨的次日，我便被派往神奈川，并被介绍给正在编写日语白话文方面著作的美国传教士布朗先生和编纂日语词典的赫本博士。布朗先生已在数年前去世，赫本博士至今（1886年）仍居住在日本[17]，准备第三次出版他所编写的那本颇有价值的词典和他耗费多年心血翻译的《圣经》日文版。那时我们前往神奈川只有两条路，要么花上一个银币乘坐当地的摇桨小船横穿海湾，要么沿着海湾的堤岸骑马前往。那些如今已开通铁路的地方，在当时还没有被填平为陆地。本地人通常搭乘公共渡船穿过海湾，只要花费一个天保钱（1个银币=16个天保钱）。但外国人均被禁止使用价格低廉的公共交通。即便你动作够快，刚好赶在开船前跳上船去，船夫也会拒绝开船。他们就那么一动不动地等着，直到你自己失去耐心，自行离去为止。直到后来，我在日本已居住数年，日语也变得相当流畅，我才开始敢和他们当场辩论一番，也终于说服了那些不肯搭乘外国人的固执家伙。那时，无论走到哪里，都会被课以专为外国人制定的价格——贵得离谱，远高于当地人享有的实际定价的数倍。在剧院里，外国人必须支付一个银币的门票钱，然后被安排进“龙栈敷”，即走廊后部类似包厢的座位。那里离舞台很远，根本听不清台词。而剧院中最好的位置是“土间”，靠近舞台，既看得到又听得清。有一次，我走进一家剧院，不失时机地抢占了一个土间的位置，并要求按普通定价买票——不行！他们说，并告知我必须支付一个银币，然后回到外国人专用的座位去。我提出了抗议，坚持我作为一个普通观众欣赏表演的权利。难道我不是像普通日本人一样，脱掉鞋子坐在地上了吗？——如果你不离开，演出就不会开始。——那就这样好了。我回答，不相信他们会为了一个外国人而让那些花钱买票的观众坐着干等。我顽强地坚守着自己的位置，直到剧院经理不得不让步。周围的观众们亲眼目睹一个外国人说着他们的语言与剧院老板争论不休，而且最后居然获胜，大觉有趣。于是在后来逗留横滨的日子里，我总能在剧院里找到称心的座位。
那时，横滨的剧院通常在上午11点开门，每天营业12个小时。最受欢迎的剧目包括《忠臣蔵》和《皿屋敷》。剧院的内部装潢、服装、表演方式、简单的布景和灯光、剧本的文学风格等并无特别奇怪之处，即使台下坐满了欧洲观众，也无须做太多的变动。曾有某些上流社会的人士提议改造剧院，使其成为像学校一样，能“向年轻人传达道德或礼仪”。但就我所知，大人物们从未敢于将上述理论付诸实现。所以，“芝居”[18]还将会是——我希望它永远是——“芝居”，一个无论男女老幼都可获得娱乐、抚慰情绪的地方。在这里，人们可以随着自己的天性，为那悲剧的故事尽情流泪，或借由那滑稽的喜剧舒展笑容，不必为“是否妥当”之类的问题大伤脑筋。
9月14日，又发生了一起骇人听闻的犯罪事件，即上海商人理查德逊·何的被杀身亡。理查德逊在陪同来自香港的博罗戴尔夫人和横滨的克拉克、马歇尔两位先生骑马走在神奈川与川崎之间的大路上时，遇到了某位大名家臣的仪仗。对方要求他们靠边让路。他们便沿着路边继续行进，直到遇见了岛津三郎——萨摩藩藩主的父亲——的座驾。对方又命令他们立刻调头回转。正当他们准备调转马头时，对方的队列中突然蹿出几个手持武器的家伙，用锋利的佩刀袭击了他们。理查德逊被砍下马来，当即死亡。另外两位男士身受重伤之余，大声提醒那位女士骑马快逃，他们没办法保护她。幸而博罗戴尔夫人最终安全地逃回横滨，并立刻告知其他人遇袭的消息。聚居区里所有有马有枪的人便立刻武装起来，飞快地赶往出事地点。
维斯中校顾不上尼鲁上校“原地待命”的指令，当即带领公使馆的骑兵卫队前往事发现场。法国公使贝拉克特先生也派出了六名骑兵护卫。67团的普莱斯中尉则指挥数名法国步兵和公使馆的部分守卫一同出发。不过，威利斯赶在了所有人的前面——职业责任感让他将恐惧抛在了脑后。他沿路骑马前进了大约一英里，与那些刀刃上还沾着英国人鲜血的家伙擦肩而过。拐上通往神奈川的公路后，他又遇上了三四个英国人。之后，朝着生麦的方向策马奔驰了一段路后，他在路边的树阴下发现了可怜的理查德逊的尸体。显然，他身受重伤，无可救治，已经死去多时了。他的喉咙被砍了一道大口子，遍体刀痕，看起来全都是致命伤。人们将他的遗体运到神奈川的美国领事馆里——另外两位受伤者已在那里避难，赫森医生、詹金斯博士以及我们的另外一位医生忙着为他们疗伤。事发时，附近的海上只停着一艘军舰，但当天晚上，海军上将古柏的旗舰“尤里亚勒斯”号和炮舰“斑鸠”号便陆续赶到。城中的外国商人们人人激愤不已，因为这次的袭击事件意味着日本人已将袭击对象扩大到非官方人员的头上。日本的武士刀像剃刀一样锋利，能造成极深的可怕伤口。而且在对方咽气之前，他们绝不罢手。此次袭击对欧洲人产生了极大的刺激，人们开始将所有身佩双刀的武士都视为可能行凶的刺客。倘若在街道上与他们擦肩而过而能安然无事的话，人人都要感谢上帝的保佑了。
后来又有报告称，岛津三郎的队伍当夜将在保土谷——一个距离横滨两英里的小镇驻扎。外国居民们都认为，集合停泊在附近的各国军舰上的兵力包围保土谷、捉拿岛津三郎，应该是轻而易举而又合情合理的。从后来幕府方面对赔偿要求的反应以及当时的想法来看，上述要求并无不妥之处。由于当时缺少约束暴躁的带刀阶层的官方机构——如警察或军队之类，各方诸侯间发生相互攻击事件时，受害的一方也必然采取类似的手段予以还击。何况，所有横滨的外国居民在某种意义上也相当于日本的一个藩领，不仅有权按自己的法律原则进行刑法和民法两方面的裁决，更有义务将其成员置于法律的保护之下。在胡佛先生（他是被害者克拉克先生的合伙人）家中，维斯中校召集会议商讨对策。会上有人提出，各国海军联合派出1000名水兵前往捉拿凶手，但遭到了否决。于是外国居民们又组成了一个代表团，向荷、法、英的海军将领提出了相同的要求。英国海军上将再次拒绝了他们，但同意出席次日早晨6点在法国公使官邸召开的第二次会议。代表团随后又向尼鲁上校请愿，上校显示了他的宽容大度，搁置下自己的观点，同意出席次日会议。但外国居民们普遍认为，尼鲁上校大概不会同意他们的请求。事实上，虽然上校因其“过分冷静”而不断遭到各方的指责，但他确实表现出了一个具有丰富的实战经验且负有重大责任的人所应有的态度。商人们不断联络其他国家的公使和民间代表，试图通过舆论向尼鲁上校施压。他们的希望再次落空了。在第二次会议中，尼鲁上校仍带头反对动用武力。他认为，假如各国仍将幕府视为日本的实际统治者，对他属下动武将意味着与日本开战，显然需要慎重。法国总领事也赞同他的看法。最终，理性派占了上风，各国决定通过外交手段解决问题。与此同时，舰队决定在聚居区内布置巡逻队，并向最近的海湾派出巡逻艇，以便有情况时及时向军舰发出警报。
在时过境迁的25年后再次回顾此事，我仍认为尼鲁上校做出了正确的抉择。武力报复固然是勇敢而大快人心的，甚至充满了浪漫主义色彩——纵使萨摩武士的勇武之名天下皆知，但当时我们仍可确保将其击溃，但在大君的主权领土上逮捕一名上层贵族，只能衬托出幕府的软弱，以致留下他无力阻止“夷狄”在境内恣意横行的恶名。如此一来，无疑将加速幕府政权的倒台，而指望四分五裂、争斗不休的藩主们再推举出一个代替他的新统治者更是全无可能。日本将因此陷入弱肉强食的无政府主义状态，各方豪强与外国势力的冲突只会愈演愈烈。即使外国联军在保土谷达到了目的，藩主们也很有可能以袭击长崎的外国人聚居区作为报复。然后，英、法、荷不得不派遣军队，展开与日本藩主们的血腥战争，最终将天皇的国土瓜分一空。到那时，我们这些人不远万里来到日本的目的——通商贸易——也将化为泡影。为了一个岛津三郎，还要牺牲多少欧洲人和日本人的生命呢？
那天傍晚，我站在旅馆外，只听见外面一片人喊马嘶。问起这喧嚣的缘由，人们告诉我：“两名英国人在神奈川被杀了！”至少对我而言，这个消息并不让我感到特别震惊——英国报纸上已披露了最近发生的一系列类似事件，在我离开北京后也已听闻公使馆遇袭的消息。这些都促使我做好了思想准备，即血腥的袭击事件将是我驻日生涯中极其普通甚至随时可能面对的危险。或许是因为还没亲眼目睹那鲜血淋漓的场面，那时的我还无法充分体会其他人那种激动愤慨的心情。私底下，我也为自己的缺乏同情心而倍感羞愧。但只有如此，我才能保证自己的决心不会因一场突如其来的死亡威胁就遭到动摇，从而放弃自己选择的事业。习惯将暗杀视为家常便饭，才能让我将来在遭遇特殊情况——即那些感情尚未因道德的麻醉剂而变得麻木的人们通常会心情激荡的情况——时仍能保持冷静。因此，当周遭的人们都情绪激昂地或声援维斯中校或责备尼鲁上校时，我却能平静地安顿好行李，开始准备我的学习生活。
那时，可用的日语参考书少得可怜，只有利金斯编写的、只介绍了为数不多的长崎方言短语的一本薄薄的小册子；老麦德赫斯特编译的、在巴达维亚（雅加达旧称）出版的一本词典，但内容也已经陈旧不堪。还有朗德雷斯（Landresse）所著《罗德里克的日本语语法》（Rodriguez' Japanese Grammar）、柯提斯与霍夫曼用荷兰语编著的一本语法书以及佩奇翻译的法语版本——1603年，基于该著作的后半部分又出版了日语—葡萄牙语对照词典。此外就是霍夫曼所著《日语对话》的荷兰语版和英语版，罗西尼的《日语语言概要》（Introduction à la langue Japonaise）等。其中大部分在日本还买不到。我离开伦敦时几乎没携带任何书籍，幸而布朗博士正在准备出版他的《通俗日语》（Colloquial Japanese）一书，他慷慨地准许我在交付上海的印刷局之前借阅其中的一部分。后来我在弁天通和本町一丁目路口拐角的书店里买到了老麦德赫斯特的那本词典的重印版，但随后发现它对我的学习毫无帮助。好在我多少懂些汉字，而且又很幸运地找到了一本麦德赫斯特编著的汉英词典，于是便很快了解了一些书面日语的含义。一开始学习很不顺利，不仅缺少教员，我们临时寓所的旅馆外还有一个球场，十分嘈杂，很难集中精神。此外，尼鲁上校要求我和罗伯逊每天须到“办公室”（我们那时还未称之为“记录室”）候差，虽然我们通常可做的只有抄抄写写，或无穷无尽地记录账目。不大走运的是，他们对我的手写体颇为满意，可以预计，后面将会有更多令人厌烦的抄抄写写的工作在等着我。作为一名见习译员，我以为学习日语应是我的首要任务，而日常琐事势必会影响我的学习。如果上校一直给我分配日常性事务，我将不得不完全放弃日语学习。最后，我鼓起勇气向他提出了我的看法——实际上我的朋友威利斯在很大程度上鼓励了我——但结果毫无作用。上校显然认为我是个偷懒的家伙，当我提及日常工作可能妨碍我的学业时，他回答道，为了公务而耽误学业总比两方面都耽误了要好。不过，上校答应为我和罗伯逊另找一座新的房子，最终还是从公使馆的一座二层小楼中分配了两个闲置的房间给我们。那栋小楼位于河堤和溪流的拐角处，即现在格兰特大饭店所在的位置。房主霍伊看透了我既缺乏经验又爱书成癖的弱点，以比新书还贵好几倍的价钱卖给我一套《彭尼百科全书》[19]。偶尔，我会与阿尔伯特·马卡姆和查尔斯·沃格曼一起打打球。马卡姆曾因北极探险而出名，如今在“半人马座”号军舰上担任中尉；沃格曼是位艺术家兼记者，为《伦敦图片新闻》工作。10月底的时候，我们说服上校同意由布朗博士每周为我们安排两次授课，并用公帑为我们聘请一位日本教员。但这显然不够，后来我们又自掏腰包聘请了另一位日本教员。此外尼鲁上校还答应，上午尽量不向我们分配工作，以便为我们留出一个小时的学习时间。说到日本教员，我须得向读者诸君说明，他们并没有真正的能力教授任何课程。无论是在北京还是在日本，我们雇用的本地人都完全不懂英语，与他们谈话时，要搞清一个句子的意思简直比美国作家爱伦·坡在《金色甲壳虫》中描写的密码破解还要困难。我的日本教员——尽管他一句英语也不会，但最后我还是弄懂了他的意思——他曾是一名医生，现在无所事事，所以愿意不收分文地陪我学习日语。起初，我们通过写出汉字的方式来理解对方的意思。他写下的第一句话是：君爱众人，吾亦敬君如主。我以为它的意思是歌颂君王，但后来才明白，日语中的“君”常常用作“你”的尊称。他声称自己非常有钱，所以我无须为他的“授课”支付报酬。于是我便同意聘请他每天上午10点至下午1点来我房间“授课”。但上完第一次课后，此人再也没有露面。
事实证明，这人是个坏家伙。早些时候，我需要一本片假名标注的汉字词典，便打发他出去买一本。他很快就回来了，告诉我说市面上买不到，他必须去神奈川买，那里肯定能买到。他去了整整一天，带回来我需要的书，并对我说四处都没货，他好不容易才找到一本，因此破费了四个银币，即差不多两美元。那时我刚到日本，对当地物价一无所知。直到六星期后，我走进一家书店，问及那本书的价格时，店主告诉我是一个半银币。那个“教员”当时买走了一本，但第二天又拿回去退还，声称我——他的雇主——只愿意支付一个银币，于是店主只得同意他的讨价还价。这个贪婪的流氓！不赚够三倍的利润他是不会满足的！后来我发现，他从我付给木匠购买桌椅的钱中也扣了一大笔。我不由怒火中烧：他必须退还这些黑心钱，否则就另谋高就！
过了一段时间，我搬进公使馆分配给我的房间，终于可以安下心来学习我感兴趣的东西。布朗先生的授课使我获益良多：除了反复记诵他那本《通俗日语》里的例句和讲解语法外，他还给我们朗诵《鸠翁道话》[20]开头的部分，我也因此学习到许多书面语的语法。我们还有其他两位教员，其中一位名叫高冈要，是个来自纪州和歌山的内科医生。另一位的名字我记不清了，那是个愚蠢的家伙，几乎没帮上什么忙。1863年年初，罗伯逊因病返回英国休养，高冈要就成了我一个人的专用教员。那时公使馆与日本官方的书信往来都依靠荷兰文，因为日本人只熟悉这一种欧洲语言，但那些有关“荷兰语成为日本的宫廷语言”之类的说法实在荒谬之极。会说荷兰语的只有那些为荷兰人聚居区配备的通译，神奈川和箱馆相继开放通商后，这些人随即又被调到那些地方。我们颇花费了一番力气才找到几名荷兰语通译，其中包括三个英国人、一个开普敦的荷兰人后裔、一个瑞士人以及一个真正的“来自荷兰的荷兰人”，他们获得的薪酬都相当丰厚。当然，我也计划尽快达成自己的目标，即努力掌握日语，取代这些语言上的“中间商”。
高冈要首先教我如何用日文书写信函。授课时，他先手写一封短信，然后用楷书誊写一份，再向我解释它的意思。我将它翻译成英文后暂时放在一边，在草稿上练习阅读。几天后，我再将之前的英文译稿重新翻译成日语。这种学习方法是16世纪英国学者罗杰·阿斯卡姆推荐过的，在我后来当作教科书的乔治·朗作序的《论老年 论友谊 论责任》一书中也有所提及。不久，我积累了一定的词汇量，也可以勉强拼凑出一些还过得去的书信——实际上那并不困难，因为日本的书信中常含有大量并无实际意义的问候语。此外，我还聘请了一位书法教员定期练习日文的书法。这位老先生患有眼疾，总是泪流不止。若不是学习书道的渴望支撑着我，他那滴滴答答流个不停的眼泪简直叫人难以忍受——它们一会儿滴到我的字帖上，一会儿又滴到写字纸上，当他弯下身来纠正我写错的笔画时，又都滴落到桌子上。
日本的书道有无数的流派。当时最流行的是“御家流体”。我很不走运，选择了这种主要是商人们使用的流派。过了几年，我又换了一位教员，写得一手好字，但也是“御家流体”。1868年明治维新后，雅致流畅的“唐样体”开始流行起来，我又聘请高斋单山做我的书法老师。他是东京六位最好的书法家之一，门下多为贵族子弟。然而可能是因为屡次变更书体流派的缘故，或者是由于缺乏长期坚持不懈的练习，我的书法一直毫无进步，总不能像日本人那样奋笔疾书而不出错。七八年间，我几乎每天都在翻译公文时顺带练习，但流畅书写日文始终是个难题。事实上，这也可能恰与我所从事的工作有所矛盾，因为作为一名译员首先看重的是忠实地翻译原文而非漂亮地书写。日本人尝试参考欧洲语言的表达方式时，日文本身的文法也发生了变化，关于这一点我将在后面的章节中阐述。
我习得的日文写作知识正式发挥作用是在1863年6月。当时幕府的某位阁老成员发来一封短信，我们必须准确地搞懂他的意思。因此我们三人分别将它翻译了一遍：尤思顿按其荷兰语译文翻译；席博德则在他的日本教员的帮助下从日文原文直接翻译；我也尝试按日文原文翻译。我着手翻译时，我亲爱的朋友威利斯相当为我高兴，简直就像是他自己在做什么值得自豪的事情一样，他那充满喜悦的目光令我永生难忘。译稿完成后，虽然在场的人并没有人能断定哪份译稿更为准确，但我和威利斯自然坚信我翻译得更好。此外，我还记得曾帮助一名同事——他现在已经离开横滨了——翻译过一封日本人写给他的私人信函，当时我的翻译方式还拘泥于字面意思，将其中的“鄙人”一词翻译成“余，粗鄙之人也”。尽管如此，那时的翻译并不能体现出我真正的日语水平。
自从理查德逊·何被杀事件发生后，幕府在条约规定区域内的东海道沿途设立了警戒所，并考虑让大名的仪仗改走另一条途经厚木的路线，但后一计划最终未能实现。我和罗伯逊每周要在东海道往返两次去听布朗先生授课。虽然我们下定决心绝不向恶人示弱，但每每与那些大名的队列擦肩而过时，我们都紧张得要命。有一次，我独自在东海道上享受纵马驰骋的乐趣，有个身佩双刀的大个子日本人径直朝我走来，看起来充满威胁。我当时没有带枪，几乎马上就要开口喊救命了。而他发觉自己居然令一个外国人感到如此恐惧，便心满意足似的走开了。这是我唯一一次在公使馆外受到武士威胁的情形，我从而相信，那些有关武士无一不是嗜杀成性者的说法缺乏事实依据。当然了，如果一个日本武士下定决心要让你流血，他就一定会不达目的誓不罢休。
这一年的11月2日，我第一次经历了日本的地震。据周围的外国居民们称，相比以往，那次地震也可算得上是很严重的了。房屋剧烈地摇晃着，像是有一群大胖子排着队吧嗒吧嗒地从走廊经过。虽然地震只持续了数秒便逐渐减弱、继而停止了，我却出于震惊而觉得晃动持续了很久，以致后来竟觉得有些恶心想吐。我原以为，第一次经历地震的人大抵都会如此，习惯了以后就会好些。但事实却是，愈是那些在日本住得久的人愈是对地震充满神经质的恐惧。后来我听说，数年前日本曾发生过极猛烈的大地震，房屋悉数被毁，大地上满是裂缝，成千上万的人在瞬间死去。随着时间间隔愈来愈长，下一次爆发也愈来愈近。即便逃过了以往的许多次地震，但假若下次遇到的正是那所谓百年不遇的大地震呢？因此，经历地震次数愈多的人，对遭遇大地震的恐惧就愈为强烈。人们起初还能安然地坐在椅子上静待晃动结束，等到家具的榫头因摇晃而嘎吱作响，瓷器也在架子上叮叮当当地碰撞起来时，便再也忍受不住，急忙从椅子上跳起来夺门而逃。
我在日本经历过很多惊心动魄的时刻，但遗憾的是，我从未遭遇过真正的大地震。希望谈论更多地震话题的读者可直接去拜读《地震学学报》，或者我的朋友约翰·麦林教授出版的专著。他是一位杰出的地震学专家，不仅实地考察过大量自然界发生的地震，还成功地进行了可以与自然地震相媲美的人工地震实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