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62年年底，就伊藤军兵卫事件（即杀死哨兵和巡逻下士的凶手）和理查德逊·何之死事件，公使馆里的往来公文堆积如山。尼鲁上校也在接二连三地与幕府方面会晤交涉。有关这段时间内的曲折经历，弗朗西斯·亚当斯爵士[21]已早有论述。鉴于我本人不甚了解个中详情，此处就不再赘言。因当时所有的重要会谈都在江户举行，尼鲁上校每每便带领卫兵和大部分馆员赶赴江户。一些人会搭乘军舰前往，另一些人则骑马沿东海道经由陆路前去。根据条约的规定，当时乃至之后的几年中，进入江户是只有外交人员才能享有的特权。除非作为外交使团邀请的客人，非官方人员最远只能到达一处叫做六乡的渡口处，即神奈川至江户之间的一半路途附近。随着江户发生的一系列针对外国人的袭击事件，各国使团已纷纷将驻地迁往横滨，因此，我们这些年轻馆员都期盼着能有机会前去江户。12月初，尼鲁上校命令我们作为随员前往江户进行例行拜访时，我们都欢呼雀跃不止。出发那天，我们一行人——尼鲁上校、范·席博德、罗素·罗伯逊、我本人，以及阿普林中尉带领的护卫——在下午1点钟跨上马背，庄严地排成一队，开始向江户进发。天气冷得要命。路过神奈川时，我和罗伯逊顺道去看望了布朗先生。为了抵御严寒，我们从布朗先生家中告辞后便一路打马飞奔，很快就追上队伍。在我们离队期间，他们显然并没走出多远。到了川崎，我们又遇上了小麻烦。一个顽固的船夫没有认出我们是英国公使团，因而拒不让我们乘船。我们于是去找那些负责警戒渡口的官差，希望他们能帮忙说服船夫。但他们一见有外国人朝自己走过去便立刻溜之大吉，气得尼鲁上校火冒三丈。幸而有位神奈川的官吏骑着马气喘吁吁地赶来，自称得知英国公使团经过而没配备日本卫队护送，便赶忙一路追随过来。在这位官员的命令下，船夫重新召集人手，我们才得以登船继续赶路。驶过六乡川大约两英里后，我们到达了有名的花园庭院“梅屋敷”，即梅园，并受到了几位非常漂亮的女孩子的款待。当时，凡是沿着东海道旅行的体面的游客，无论是否恰逢赏梅时节，都会在梅园停步歇脚，喝上一杯金黄色的茶，抽上几支烟，再跟女孩子们调笑一番。除此之外，梅园还供应以各种手法烹饪的鱼和暖和的清酒，门前时常可以见到前来寻欢作乐的本地士绅喝得满面通红、醉醺醺爬进轿子的模样。欧洲人通常会带上野餐篮来这里吃午饭。即使动身晚了，人们也会找点什么借口在这个令人陶醉、如诗如画的茶屋里小坐。人们对于构思巧妙的日本人曾在无数艺术作品中所描绘过的梅树并不感到陌生，但只有亲眼所见，才能领略它那令人惊喜的美丽。那被黑漆栅栏围在当中的树干奇妙地扭曲着，枝头上树叶稀疏，却覆盖着淡粉色或白色的梅花，散发出缥缈的清香。树下落英缤纷，宛若薄雪。梅花通常在春寒料峭的二月初盛开。那时天气晴朗，阳光明亮——虽然树阴下的地面仍然冻得铁一般坚硬。若论我的喜好，当以坐在暖和的炉边，透过窗户眺望那衬托在杉树的深绿色背景里的、如云似雪般盛开的梅花最能体会赏梅之乐。而我们经过的时候还是12月，梅花还来不及盛开，枝头上只有刚刚萌出的细长的嫩芽。我们没有耽搁很久便继续赶路，不久便到达了以花街柳巷闻名的品川附近。街上的房子有一半都是俗不可耐的建筑，或者不妨说，就是青楼。有个醉汉站在路中间对着我们狂呼乱叫，护卫们过去把他赶开了。至日落时分，我们终于到达了江户的公使馆驻地。另一批随员和步兵护卫经由海路前来，也在一小时后安全抵达江户。
公使馆坐落于东禅寺里，占据了寺院的一小部分。寺院后面还有一大片墓地。公使馆所占用的是从未用于祭拜瞻仰等宗教活动的部分。每座日本的大寺院里都设有一个我们称之为“礼拜堂”的部分，每年只在重大庆典时使用那么一两回。不知从何时起，“礼拜堂”就被用作外国使团的驻地——在江户，外国使团再也找不到比它更合适的驻地了。不同于欧洲各国的首都，普通日本人——除了劳工阶层——大都住在自家的房子里，很少会去外面租房子。屈指可数的能够容纳英国公使馆及其随员的建筑只有大名的宅邸或客舍，但政府绝不可能征用贵族的宅邸以供外国机构使用。因此，找到合适的地点并建起自用的馆舍之前，外国使团只能临时借用寺院的精舍。但这样一来又引发了各方的非难。曾有某位作家公开呼吁反对外国公使馆入驻寺院，声称将“神祇的殿堂”变成“外夷”的日常寓所是对日本人宗教信仰的侮辱云云。在与日本往来的初期，被日本人视为“不请自来、强行闯入别人的家宅”的欧洲人处处遭到日本人的排斥。然而若按他们的理论，遭到外国人“玷污”的并不限于寺院，凡外国人住过的地方都会被视为“玷污”。东禅寺位于高轮（今东京都港区附近）近郊的海滨附近，与军舰的联系往来十分方便，军舰上的小艇在炮台附近的海湾停泊后，下船步行至寺内仅有一英里半的路程。不过，因附近的海湾水位较浅，退潮时大型船只无法停靠或起航。一旦发生紧急事态——正如1861年发生的那次一样——军舰完全发挥不了作用。尽管如此，我们毕竟算是放心了一些——不远处就有我们的避难所。并且，毫无疑问，炮舰一旦突破那些专门为抵挡外国军舰而修筑的堡垒的封锁线，将给当地人造成巨大的威慑。当然，对于1861年事件的凶手那样的亡命徒来说，军舰即使近在眼前也于事无补。公使馆的房子后面有个精致的小花园，园中的人工湖里蓄养着金鱼。湖对面是一座长满松树的小山。不远处的墓园后面有一栋栋被称为“上洞庵”的小屋，曾作为前任公使秘书的住处。这片地方与我们的住所用一道高高的竹篱笆隔开，并一直延伸到房子的尽头。我们的临时住处内，房间大多不很宽敞，但稍经改造便可成为舒适的居所。起初我以为屋内必有一两个铁炉子用以取暖，却发现那里用的是烧炭的日本火盆。对尚未习惯的人来说，火盆中散发出来的浓重炭气令人颇感不适。日本人通常会坐在火盆旁不时地伸手烤火取暖。不像欧洲人习惯于四肢伸展地坐在椅子上，日本人更喜欢盘腿而坐，蜷曲身体抵御寒冷。为了阻挡穿堂风，屋里还摆着屏风。地上放着丝绵填充的暖和的坐垫，以免直接坐在冰冷的榻榻米上。有了这些辅助设施，倘若房子又是向阳的，则即便在冬天也可敞着窗户安然度过。但如果打算按纯粹的欧洲方式生活，则须得痛下力气对房间进行一番改造。尤其是冬天，为了保持屋内的温度，必得将纸糊的“障子”（即推拉门）改为玻璃窗，再将门框上面的缝隙一一填满，最后再在屋中修起壁炉或美式的铸铁火炉。即便如此，也未必能达到预期中的舒适。因为地板只有一层拼接起来的薄木板，上面铺着一层薄薄的稻草垫，而墙壁则是在木条或竹条扎起的席子表面抹上泥建造的，当冷得像刀一样的西北风从悬空的地板下吹过时，冷风便从脚底下、墙缝里嗖嗖地灌进屋来。我们从住进来的第一天就明白，日式的建筑显然不适于用作公使馆的长期住所。公使在很早之前就开始寻找合适的土地以建造固定馆舍。恰好不久后我们终于找到了合适的地点，公使馆于是立即开始动工修建。馆舍完全是按英国的式样建造的，但一应建造的花费则全部由幕府方面负担。法荷美等国也很快选定了邻近的地点开始建造馆舍。我们所选定的那一带原是从江户的一处观光胜地中分割出来的。因此，每逢春天，各阶层的江户人便云集而来，一边眺望着不远处蔚蓝的海湾，一边在樱花树下纵情欢乐。在幕府的历史上，御殿山着实是个有名的地方。幕府早期，大君通常在这里接见每年一次前来拜见的各地大名。第三代幕府将军德川家光为了彰显霸权在握的自信，将接见地点改在自己居住的城堡后，御殿山便向普通百姓开放了。在各国使团开始构筑馆舍之前，御殿山的作用又发生了变化：山上大部分泥土被挖走，用于修建连接品川和隅田川的航道外侧的堤坝。新建的英国公使馆是一座巨大的两层西洋建筑，矗立在面向大海的高地上，从远处看来仿佛是一分为二的两栋房子。建造过程中使用了优质的木料，每个房间都像宫殿一样宽敞。地板是涂了漆的，墙壁上贴着图案雅致的日本纸质地的壁纸。主楼的下方还建有一片平房，作为日本文员秘书们的住所，另一处空地则将用于建造秘书和见习译员们的宿舍。院子南侧有一栋能容纳40匹马的巨大马厩和几栋牛舍，楼上则是英国卫兵的宿舍。附近，法国和荷兰公使馆也在建造他们的馆舍。自然，我们也觉察到日本人对此深为不满。在官吏和武士看来，在这个能够一览无余地俯瞰堡垒背面的地方准许外国人长期居住显然是不妥当的。而一般庶民则由于其游玩享乐之地被“夷狄”侵占而更感愤愤不平。即使出于政治上的考虑，我们也须得尽快完工并搬进去居住，以免中途发生什么变故。为了阻挡袭击者的入侵，馆舍的院子四周挖出了一道深深的沟渠重作护城河之用，沟渠内侧还装上了高高的木栅栏。想到馆舍建成后，英国的国旗将在江户高高飘扬，我们心中便对竣工又增添了许多期待的热望。对我个人来说，中西混杂的横滨与我憧憬中的日本大相径庭，我比别人更渴望能早日迁居到江户生活。很久以前我在万里之外的欧洲就开始憧憬的江户这个风情万种的东方城市。
我们每天骑马在江户城四周游览，参观劳伦斯·欧里芬特书中所描写的那熠熠生辉的王子附近的茶舍、甲州街道旁“十二社”的池塘、位于通往丸子途中的“洗足池”和目黑附近的“不动明王”的寺庙。实在地说，那些地方的魅力至少有一半源于当地茶屋里那些美丽的少女。在城中，我们还游览了一直倍受外国人喜爱的浅草观音堂、有美丽的少女用盐渍的樱花瓣泡茶招待客人的爱宕山，以及可以俯瞰整个江户市容的神田神社。但位于芝和上野附近那华丽壮观的大君的家庙是不许外国人入内的，直到1868年明治维新后我才有机会前往入内参观。我们在浅草一带调转马头，途经像欧洲的赛马跑道环绕着的路线望见了“不忍池”，远远地，可以看见池中盛开着大片的莲花。再往里城中去，则是以“天皇的花园”而闻名的吹上一带的“御苑”和经由樱田门通往江户内城和田仓门的近路，这里一律不准平民和外国人通行。紧挨着城墙的大块地方上散布着大名、旗本们的宅邸。从外面望去，只能看到两层的延伸开去的狭长房屋森严地环绕着主人的正堂。从爱宕山的山顶，可以多少看到宅邸内的一些情形。就我们所能看到的而言，大名和旗本们的住所并非百姓们想象中那样富丽堂皇的宫殿。很明显，那里也只不过是些低矮的褐色屋顶和不规则的黑色板壁罢了。当局严禁在爱宕山上使用望远镜，恐怕也是担心人们从山顶窥视贵族们的府邸。我们外出的时候，总有一小队日本骑兵护卫跟随左右。名义上，他们的职责是保护我们的安全，但同时，防止我们与普通日本人随意交谈大约也是他们的使命之一。护卫队是由阁老们亲自从旗本子弟中经过层层选拔组成，总人数约在1000至1200人左右。他们一般佩带双刀（左侧的腰带上插着一长一短两把佩刀），普通士兵戴着藤编的圆形平顶帽，军官则戴着涂过生漆的山形木制头盔，上身穿着称为“羽织”的外套，下身则穿着像女士衬裙一样宽大的裤子，当地人称为“袴”。卫兵们与他们奉命保护的外国使团人员之间的关系相当淡漠，因为他们与大多数当地警察一样，每隔15天便会轮岗，无论亲疏远近重新调动到另一个地方服务。直到1867年，我才好不容易打破规矩，获得了一队专属于我的卫兵。使馆的院子里有一个小小的值班室，日本卫兵们平时就待在那里。一发现使馆有人步行或骑马外出，一个至少由六人组成的小队便会自动跟随前往。我们很难推辞这种殊荣，因为护卫们也需要时刻提防我们擅自与普通市民以上阶层的日本人交谈，或拜访他们的私人住宅。使馆里有个名叫小太郎的年轻日本随从，平时与我们住在一起，还向其他馆员学习英语。某日，两个英国馆员去他家拜访了他的父亲。结果，当他们第二次登门的时候，发现那一家人已经搬走，不知所踪。我们还可以在城中自由采买，甚至与店家讨价还价，但当局明令禁止向外国人出售日本地图和各地大名及政府官吏的名录。我们在店中所购的货品并不随身带走，店家随后会将其送至公使馆，由常驻使馆内的洋务官员负责签收并转交给我们。同样，我们再将货款直接付给这名官员，再由他转交店家。某次，普鲁士公使冯·巴兰德打算突破这一限制。他走进外国人常去买书的那家神明神社前的冈田屋书店，对店员说要买一本《武鉴》，即各地大名的名录。店员回答说那本书缺货。冯·巴兰德明知那是对方的推托之词，索性在店中坐下，扬言如果买不到书他就待在店里不走。他还打发手下人返回公使馆把他的午饭拿来，便像撬杠也撬不动似的赖在书店里不走。日本护卫们对此无计可施，最后只得派人向城中报信，告诉他们的长官说遇见了一个不肯让步的外国人。最后，快到天黑的时候，城中派来使者，宣布只破例一次，这名外国人可以得到他所需要的书，此事终于以巴兰德的获胜而告终。事实上，公使先生实在不必如此大动干戈，我们的日本教员可以轻而易举地帮我们买到各种地图和印刷品。至于复写本则比较难搞到。在日本，正式出版出刊须得经过政府的许可，因此，任何涉及政治或政务的文章无不以复写本的形式流传。其中最著名的一本是《家康百条》，据说详细披露了幕府的官制构成。而事实上，那本书虽然确实记录了自德川家康以来历代幕府设置的官职名称，但它广为流传的真正原因是其中收录的一些德川家康的名言金句，以及有关对尚在“考察期”的高级官吏进行正式任命的若干规定。此外，还有一本详细解说幕府各项律令法规的书，我在明治维新之后买到过一本——此书如今保存在大英博物馆内——但那时显然已毫无实际意义了。另一种回避政府监督的办法是用可组合的活字印刷术自行出版禁书。在幕府末期、天皇新政的初期，许多文章，尤其是政治事件的实录或涉及政治的重要论述，都屡屡以这种方式出版发行。神明神社前的商业街是我们平日最爱光顾的地方，廉价的刀剑、瓷器、着色版画、绘画用的粗糙的和纸、小说等都可以在那里买到。令我最感遗憾的是，我未能趁着版画的底版尚未磨损时及时收集版画作品。那时，一整套品相极佳的葛饰北斋的版画只卖几美元，《富岳百景》则更是只需几先令便可买到。可惜，当时我所有的收入都用于购买日常用品，实在无力负担这些奢侈的兴趣。
抵达江户两天后，我们前去拜会“御老中”，即大君的阁僚。照字面理解，御老中的意思是“高贵的元老们”。外国人通常省略掉前缀的表示敬意的“御”字，而直接称其为“老中”，多少显得有些不敬。这个词我是从御老中身边的人那里听来的，一直将前缀的“御”字理解成“五”（“御”和“五”在日文中的发音相同），后来才明白自己的谬误。即便这样，我后来担任使馆的翻译时，除了出于礼貌需要使用敬语的场合，即直接与阁僚们会谈的场合，仍沿用了“老中”这一直接的称呼。会见时，由于使馆并未给我配发制服，我不得不向阿普林借了顶镶着金边的军便帽——很久以后我们对这种华丽而俗气的东西大加嘲讽，戏称其为“黄铜帽”。但在1862年，我还只是个初出茅庐的年轻人，很需要借助金光闪闪的装饰来提高自己的尊严感。会见结束后，我还赶忙到商店里买来宽阔的金色镶边，仿照其他同僚的样子缝在自己的衣服上。我们出行时的队列包括六名“黄铜帽”和服色鲜亮的中尉率领的12名陆军护卫。前后左右，还有大约40名日本护卫排成的小队。那种浩浩荡荡的排场如今已很少见到了，随处可见的，反而是外交代表们形单影只、连随从也不带一名，坐着衣衫褴褛的苦力拉着的黄包车前往外务省的情形。会见在老中府邸内一间狭长的房间内举行。屋子的两侧摆着黑漆的小桌子，还为外国人——自然是必不可少的——和日本人都准备了椅子。每张桌子上分别摆放着陶制的炭盆、黑漆的烟托、黄铜的火壶和烟灰缸、两根长烟管，以及装满切好的烟丝的漂亮小黑盒子等物。三位老中在房间右侧的椅子上落座，一位“御目付”坐在他们旁边。从官名上看，此人的身份是位密探——或应含蓄地称之为“监督者”或“监察官”。他们下首，还有八名洋务奉行，即负责外国事务的官员。我们一直称这些外务省的官员们为“长官”，但实际上，他们的官衔与当初在渡口遇见的那位神奈川的官吏一样，都是奉行。房间正中的矮凳上也坐着一位奉行。另有两名通译，即译员，则直接跪坐在地板上（其中一位是森山多吉郎）。只有最高级别的四位官员面前摆上了桌子。奉行们则坐在四方凳上，双手揣在衣袖中。一番必不可少的有关天气和健康之类的寒暄过后，两列身着淡蓝色亚麻长袍（我们常将其肩部上方的部分戏称为“小翅膀”）的侍者捧上盛着蛋糕和羊羹（豆子制成的甜点心）的黑漆食盒以及蜜橘、柿子等物。接着，作为第二道礼仪，他们又拿来了茶。这道程序倒很简单——用开水冲泡茶粉即可。会谈进行得相当缓慢，因为我们的译员只懂得荷兰语和英语，而对方的通译则只说日语和荷兰语。所有的谈话都要经过两次翻译，因而也时常发生误会，日本的老中们又似乎很乐意借此制造更多的麻烦，常常装作听不懂的样子，尼鲁上校不得不反复说明自己的观点，多次重复从英文到荷兰语再到日文的翻译。老中们在会谈中时常显出困惑不解的神情，每逢此刻，便会有一位“奉行”从矮凳上站起身来，凑到老中们身边低声耳语。那情形仿佛是《格列佛游记》中勒普泰岛上的耳语小人儿。会谈的主要议题是发生在东禅寺内的杀人事件。尼鲁上校根据罗素爵士的指示提出的所有要求都遭到了老中们的反对。当听说英国政府要求幕府向被害者家属支付一万英镑的赔偿金时，老中们吃惊地瞪大了眼睛。他们回答说，幕府方面只能同意3000英镑的赔偿。尼鲁上校渐渐失掉了耐心，而这正中对方下怀。最后，上校语气强硬地将己方的观点抛给对方，会谈不欢而散。可叹双方枯坐了三个小时之久，最终竟一无所获。席博德在翻译时，似乎将英语中的俚语“son of a gun”（王八蛋）直接照字面译成“大炮之子”。因为这个词前缀的形容词，在日语中没有对应的解释，席博德大概以为根本没必要翻译。总之，大老们自相矛盾、东拉西扯的本事着实令人叹服，所以是时候给他们一点斩钉截铁、无懈可击的盎格鲁-撒克逊式的回敬了。
尼鲁上校也没忘了向大老们抗议渡口那些在我们需要帮助时逃之夭夭的官差。谈及当时的情形时，尤思顿直愣愣地用荷兰语说：“他们全都逃跑了！”这是那段沉闷的会议中唯一令我得以舒展僵硬的面部肌肉的一刻。我悄声对邻座的人嘀咕了一句：“他们全都开小差了！”尼鲁上校以他那老绅士的严厉目光瞪了我一眼，警告我不可擅自发言。回到公使馆后，上校立刻通知我，今后不得再出席类似的重要会谈。我反而大大地松了一口气。不过，我后来也感到颇为后悔。虽然那时我只是一个不谙世事的19岁半的青年，但毕竟应对年长者多几分敬意。
2月初，传来一个噩耗：御殿山新建的英国公使馆在1月31日晚上发生的一场大火中被毁。几年后，据可靠渠道的消息称，那场火灾系人为纵火，纵火犯是以长州人为首的“攘夷派”分子，其中至少有三人日后都被拔擢到极高的位置，如1886年任首相的伊藤博文伯爵、井上馨伯爵（政治家、明治维新九元老之一），以及我记不起名字的第三人。想必读者们现今都已知晓，他们后来不仅放弃了排外锁关的信念，还纷纷成为提倡吸收西方思想的领导者，并力图借此实现日本国民的意愿和期待。
威利斯和我如今同住在海岸街20号公使馆侧翼的一间小房子里，还有一个名叫小林小太郎的年轻日本随从与我们一起开伙。他是为了学习英语而由日本政府分配给威利斯差遣的侍者，为人忠厚，但也并无特别聪明过人之处。1863年春，英国政府向幕府发出最后通牒时，他告假回家后便杳无音讯，我们再也没见过他。日语教员高冈那时成了我的专用教员，开始帮我练习阅读日语文件。聚居区南边的小山后面住着一些僧侣，对日语中所用的梵文有所涉猎。于是我每周拜访他们一两次，以获得一些相关的指导。但不久之后，有关日本与各国开战的传闻甚嚣尘上，我只得终止了这方面的学习。此外，因为那时我对自己的自学能力已产生了信心，连美国传教士布朗先生那里的授课也一并停止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