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住心兵不动，管他兵荒马乱
刘师立本是李世民手下的一名侍卫，因参与李世民夺权的兵变而被加官晋级，升至左骁卫将军，深受李世民重用。后来有人嫉妒刘师立，向太宗告发说：
“刘师立自称眼有赤光，身体上有特别标记，姓名也是上天特定的。”
李世民听说后，把刘师立叫来，亲自问他是否有这回事。刘师立吓坏了，赶紧伏地叩头说：“臣在隋朝的时候只是个地位低下的六品小官，从来不敢想到会有今天的富贵，幸而遇到陛下，待我恩宠异常。对于陛下的恩德，我时常想着以性命相报。我所得到的早已超过了我应得到的，怎么还会谋反呢？”
李世民笑笑说：“我知道你是什么人，所以才会召你过来一问。这是别人的谎话，你不要理会。”李世民不仅没有怪罪他，还立即赐给他很多布匹为他压惊，好生安慰。刘师立从此更加忠于李世民，后受命守卫边疆，多次立功。
太宗晚年率师亲征辽东，命宰相房玄龄留守京师长安。
出发的时候，太宗对房玄龄说：“朝中之事，事无大小均交给爱卿全权处理，不必向我禀报。”然后便出发了。
但不久，留在长安的房玄龄接到造反的密报，查问下来，竟然是指控自己谋反的。
他不敢擅自处理，赶紧派人用驿车把告密人送到皇帝行营。太宗一听说房玄龄送来个告密的，很是惊讶，再得知告的是房玄龄后，他毫不犹豫地处死了告密者。然后责备房玄龄太谨慎了，不该为这点小事也来请示他，以后这类诬告他可酌情处理。有了太宗的话，房玄龄这才放下心来处理朝政，在后方安抚百姓，全力支持着前方的武器和后备供应。
太宗后来叹道：“我有萧何一样的房玄龄就没有后顾之忧了。”
唐太宗不是不对大臣设防，而是他心中自有分寸，他深知作为一个贤明的君主，哪些事该防，哪些事不该防。太宗自信的本钱就是自己一贯的贤明，他从一开始就把握好了自己选择臣下的尺度，然后才去放心任用。
用人不疑的关键不在于疑还是不疑，而在于领导者对局势的控制程度。很好地控制局势，即使真有人不忠，也有能力去控制，也就是说，实力是根本。
自己行得正，走得端，不管别人如何行动，都伤害不到你。
因此，做任何事都不要舍本逐末，要从根本上不断增加自己的实力。实力强大，周围的人自然而然就会主动依附了，和别人讨价还价时底气就足了。
历史经验
深谋者必无虞。凡事看得远，提前做好谋略，中间即使有小的差错也容易解决。否则，为人褊狭而且鼠目寸光，往往会失信于人，同时也会导致贪恋眼前的蝇头小利而舍弃了长远的利益，这实在是损人不利己的下下策。
大义灭亲，一种无奈的选择
乐羊是战国时期魏国的名将，他才华出众，品德高尚，但身为人臣，乐羊也时常面临“囚徒困境”的难题。
魏文侯三十八年，将军乐羊奉国君之命出兵讨伐中山国，而这时他的儿子乐舒正在中山国做官。两国交战，中山国利用乐羊之子，想迫使魏国退兵。为了争取民心，乐羊就对中山国采取了围而不攻的策略。
当消息传到魏国的时候，一些官员便纷纷向魏文侯告状，称乐羊之所以围而不攻，是为了保护他的儿子。魏文侯听了之后，并没有直接相信官员的谣言，而是立刻决定做两件事：派人到前线慰问部队；为乐羊将军修建新的住宅。
被围困已久的中山国国君眼看着已经没有突破敌人的方法了，只好杀死了乐舒，煮成肉羹，送给乐羊。乐羊说：“乐舒帮昏君做事，死如粪土。”随即下令攻城，中山国灭，国君自杀。
乐羊得胜回朝后，魏文侯命人拿来了两只箱子，让乐羊看。乐羊打开之后，发现全是揭发他围城不攻的奏章。乐羊什么都明白了，激动地对魏文侯说：
“没有大王的明察和气度，不但破不了中山国，我乐羊早成为刀下之鬼了。攻下中山国并非我的功劳，大王排除各种杂音，彻底相信我，因此这份得胜的功劳应当算在大王您的头上！”
魏文侯高兴地对乐羊说：“既然我派你去攻打中山国，支持你、相信你那是必然的，无论怎样，这次能够攻下中山国你的功劳是无人可比的。”随后，魏文侯重赏了乐羊。
在这个故事里，一方面是以儿子要挟的中山国，一方面是魏文侯的君命难违，夹在其中的乐羊陷入了左右为难的囚徒困境。如果选择保全儿子，那么他面对的就是因为一己之私而有违君命甚至叛国的危险，这种千古的罪名和巨大的风险一般人都无法承受，乐羊也不例外。权衡再三，他选择了大义灭亲，宁可放弃儿子也要打赢中山国，这样能够最大化地保全自己的利益，对乐羊来说是种较好的结局。
身处囚徒困境的博弈，任何一个囚徒的决策都是从自身的角度作出抉择，虽然看似是最优的决策，但在实施上总有不少的遗憾和损失。
在这里不能不提到能够左右乐羊作出这种选择的一个很关键的因素，就是魏文侯对乐羊的信任和支持。在当时的情形下，魏文侯也面临着一场和乐羊之间的君臣博弈。如果魏文侯一时冲动听信谗言，从而怀疑乐羊的话，那么他面对的结局可能不仅是失掉一员大将，而且也将输掉一场战争，这种损失太大了。
于是他选择了信任乐羊的策略，赢得了人心，赢得了战争，这是最好的结局。
在博弈上，有一种选择就是让对方作出牺牲，从而让自己的利益最大化，魏文侯就以乐羊大义灭亲达到了自己的日的。从这个角度来说，魏文侯的决策的确高明。
历史经验
如果不能有一个最佳的策略，只能退而求其次。选择次优策略以尽可能地保障自己的权益，虽然免不了遗憾和损失，但在某种意义上也已经是比较好的选择了。
以弱对强，暂时退让以图将来
康帕内拉出生在17世纪初的意大利南方的卡拉布里亚城。从青年时代起，他就对哲学、宗教、文学有着浓厚的兴趣和精深的研究。因为宣传唯物主义思想，对教会权威大胆提出怀疑，教会把他视为异端，1593年他首次被捕入狱。
当时的意大利分裂为很多小国，各小国间相互敌对，给外国侵略者以可乘之机，成为西班牙等国掠夺和角逐的场所，连年战争，人民深受苦难。1599年，31岁的康帕内拉领导组织意大利南部人民，准备发动一次起义，推翻西班牙的统治。可惜机密泄露，起义失败，康帕内拉被捕。宗教法庭的人用酷刑折磨他，把他的手臂钉在座椅上，想用这种办法改变他的信念。
康帕内拉以惊人的毅力对抗着各种迫害，但监狱里非人的折磨使他的健康状况急转直下，他渐渐地不能承受那些花样翻新的酷刑。他不得不放弃了自己强硬的姿态，学着伪装自己的意图。
他终于明白，思想的表达方式不只是对抗。于是，他开始装疯卖傻，想要骗过那些审判官的眼睛，企图让他们以为他的信仰源于无法控制的疯狂神经。
因为法律规定，一个疯子无须对自己的行为负责。
1603年，宗教法庭对他作出了终审判决：康帕内拉是个疯子。在以后的4年时间里，他的境况好一些，宗教法庭把他当做疯子而不是异端者来对待。他被一根锁链锁在墙上，此时康帕内拉可以写作，他利用这点可怜的自由写出了《伊斯帕尼亚君主政体》一书。
这本书认为西班牙应该把自己的势力扩张到世界的每一个角落，这是西班牙的神圣使命。书中宣传的思想与他一贯的主张背道而驰，宗教极端分子认为这个疯子已经得到了重生，他们决定释放他。
1626年，康帕内拉终于获得了自由。他出狱后，迁居到法国，但当时法国的传统宗教势力也很强大，他于是又写了《无神论投降》一书。这本书攻击的目标是自由思想家马基雅维利和卡尔文教派等各种异端人物。该书反驳异教徒的信仰，支持天主教的优越性。然而，那些异教徒的主张却气势壮观地呈现在人们面前。作者对他们流露出更多的是赞扬而不是批判。与此相比，在为教会申辩时，作者用的则是陈腔滥调。
这让宗教极端分子感到不安，这显然是一本异端书，可他们却找不到任何证据给他判刑，因为他的每一句话似乎都在为教会说话。如果把他投入监狱，也就是否定了自己的教义。他们拿他毫无办法，而无神论者却把这本书尊为圣经，自由思想家们用书中的观点来维护自己的信仰。
康帕内拉用暂时的妥协获得了自由，用有限的自由巧妙地坚持着自己的思想。聪明的人既避免被人反驳，也能避免反驳他人。他本来很善辩，但他不会把这种锋芒在人前轻易显示出来。
历史经验
以弱对强的情形下，贸然亮出自己的思想和行为，无形中会成为对方攻击的靶子。这种貌似勇敢的博弈行为，实则是没有远见的匹夫之勇。若以暂时的妥协来保存自己的实力，在此过程中逐渐谋求反败为胜的机会，才是一种理智的选择。
弃智绝俗，全身而退的艺术
司马迁在《史记》中对张良一生的聪明才智进行了生动的记述。
西汉的张良是汉高祖刘邦的谋士，他智慧过人，屡出奇计，为西汉的建立立下了不朽的功劳。汉六年（公元前201年），刘邦大封功臣。刘邦说：“运筹帷幄，决胜千里之外，我不如子房。”他让张良自选齐地三万户，作为封邑。张良推辞不受，最后被封为留侯。
张良的谦逊，让很多人颇为不解。刘邦的另一位谋士陈平就曾问张良：
“先生功高盖世，荣宠受之无愧，又何必拒绝呢？我们追随皇上，出生人死，今有幸得偿所愿，先生不该轻言舍弃。”
陈平见张良一笑不答，又说：“先生足智多谋，非常人所能测度，莫非先生别有筹划？”
张良敛笑正容道：“我家几世辅佐韩国，秦灭韩时，我幸存其身，得报大仇，我愿足矣。我凭三寸不烂之舌，做了帝王的辅臣，贵为列侯，我还有什么悔憾呢？我只求追随仙人遨游四方了。”
张良从此闭门不出，在家潜心修炼神仙之术。跟随张良多年的心腹一次忍不住问张良：“富贵荣华，这是人人都不愿放弃的，大人何以功成之时，一概不求呢？
大人这样销声匿迹，岂不太可惜了吗？请大人三思。”
张良叹息一声说：“正因如此，我才有如此抉择啊。”
张良的心腹闻言一怔，茫然不语，张良低声说：“我年轻时，散尽家财，行刺秦王，追随沛公，唯恐义不倾尽，智有所穷，方有今日的虚名。时下大局已定，天下太平，谋略当是无用之物了，我还能彰显其能吗？谋有其时，智有其废，进退应时，方为智者啊。”
张良从不向外人袒露心声，好友探望他，他从不议论时事。一次，群臣因刘邦要废掉太子刘盈之事找他相商，他枯坐良久，最后只轻声说：“皇上有此意愿，定有其道理，做臣子的怎能妄加评议呢？我对太子素来敬重，只恨我人微言轻，不能帮太子进言了。”
群臣苦劝，张良只是婉拒。群臣悻悻而去，张良的心腹对张良说：“大人一口回绝，群臣皆有怨色，再说废立太子乃天下大事，大人怎忍置身事外，不闻不问呢？”
张良道：“皇上性情，我是深知的啊。此事千头万绪，关系甚大，纵使我有心插手，只怕也会惹来一身的麻烦。群臣怪我事小，皇上怪我事大，我又能怎么样呢？”
吕后派吕泽去强求张良，软硬兼施之下，张良无奈给他出了主意，让吕后请出商山四皓辅佐太子。刘邦一直崇敬这四个人，待见他们出山相助太子，大惊失色，自知太子羽翼已成，不得不放弃了废太子的念头。
吕后派人向张良致谢，张良却回绝说：“这都是皇后的高见，与我何干呢？
请转奏皇后，此事千万不要再提起了。”
吕后听了使者回报，感叹良久，她对自己的妹妹说：“张良不居功是小，弃智绝俗才是大啊。我先前只知道他智谋超群，今日才知他是深不可测，非我等可以窥伺得了的。”
刘邦死后，吕后专权。张良对世事的变故一概不问：求见他的大臣他也一律不见。吕后见他潜心研学道家养生之术，便不以他为患，反而对他愈生钦敬，她派人对张良说：
“人的一生，十分短暂，应该及时享乐。听闻你为炼仙术，竟致绝食，何须如此？切不要自寻烦恼了。”
在吕后的一再催促下，张良这才勉强用饭。吕后对其他的大臣或杀或贬，却独对张良关爱有加。
俗话说，真人不露相。刻意隐藏智慧往往是智者的第一选择。这其中自有智者对智慧的独特认识，但更多的还是他们对智慧的反作用心存忌惮。在封建专制时代，一个人的智慧越高，如果他不为君主所用，他面临的危险也就愈大。
纵使卖身投靠，他们也常常被君主所猜忌，被视为潜在的威胁。
可见，无论何种情形，如果一个人不能克制自己的言行，恃才傲物，就会引起君王和其他利益群体的不满，结局往往不妙。
历史经验
如何调整与君王、与另一个利益群体的冲突和矛盾，最好的办法就是大智若愚、弃智绝俗，最大限度地隐藏自己的智慧，这样就可以避免君王的猜忌，最大限度地保全自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