车抵安县，就感到已经来到川西平原的边缘。高高的圣灯山从西边俯瞰着这座江边古城，颇有峻峭庄严的气势。然而绕过山脚向西北去，又渐开阔，眼前依然平畴沃野、阡陌纵横。不过，地势已见起伏。平川里，稻田新绿，丘冈上，幼树成林。远远的地方，隐约可见有山影。车行七十里，迎面一架青山横阻，山下有一古朴小镇。小镇真小，旁边有条小河，石板桥把行人引入街市；而街的另一端，便见山石壁立、草木葱郁，沿山有一条古老的石板路，曲曲弯弯伸向山地的深处。据说沿着那条神秘的古道走去，可以走到茂汶县，那儿已是羌族人聚居的地方了。
那么，这儿才是川西平原的尽头。
小镇名叫睢水关。
我们的老前辈作家沙汀同志，六月七日回到故乡安县，六月九日来到睢水关。八十一岁高龄的沙老，去年刚做过胃部大手术，身体说不上健康，然而思乡情切，踏上家乡的土地，目睹家乡的变化，一直处在兴奋之中。来到睢水关，更掩不住激动的情怀。轿车停在乡政府门口，年轻的乡党委书记迎上前来，欢迎沙老进屋稍事休息。沙老没有休息，拿起手杖向街上走去。这狭窄的街道，这街道两边店铺，人们说话时的熟悉的乡音，看来，对于沙老，这一切都显得多么亲切。他急步走着，寻寻觅觅……这座偏僻的乡场，与沙汀同志的生活、创作，有过最密切的关系。四十年代里，他曾多次来到这里，携家居住达七八年之久。他的爱人黄玉颀同志随他来到这里，在当时的睢水小学当教员，挣工资维持一家生计，他们最小的两个孩子就出生在这里。沙老在这里隐蔽下来，进行创作，他的许多重要作品都是在这里完成的。
在《淘金记》的重版《书后》里，沙老这样写道：“这本小说，我是在安、绵、茂三县交界的睢水关一家酱园的后院写成的。这座院落很深，后院经常无人居住，而它最大的优点是，打开后门就是山了。”
“酱园”在什么地方呢？有人指点着街边一家旧的店门，沙老径直往里走去，穿过尘封的店堂，越过一个小小天井，踏着粗大的石头条子拾级而上。后院地势高，乃是依山建成，爬上了后院时，沙老已显得气喘吁吁了。他注视良久，摇头说：“不，不是这里。”原来年轻的向导还弄不清另一个时代的情形。大家尾随沙老回到街上走了几步，他指着另一间同样破旧的门楣说：“是这里嘛！”
从前，这里是一家酱园，主人姓刘。后院原是依山势而修的“楼房”。这楼房曾被用为“经堂”，有若干石梯与前院相连接，因为传说经堂里“闹鬼”，说是夜深人静之时，前院的人听见那楼房里有菜盘碗盏磕碰的声响，是“鬼吃饭”，于是无人敢到后院去了，成了一间空室。当时，沙汀同志还乡，与上一次还乡为母亲奔丧时的情况大不一样了。这次是皖南事变爆发，他在重庆参加安排部分文艺工作者的疏散工作之后，在周恩来同志的亲自安排下，由党组织决定让他回故乡隐蔽下来，而在这之前，他又曾去延安工作过，国民党反动派当然不会不注意他。当他由重庆转回到安县时，“侦缉密令”就由成都传到安县了。无法在县城居住，在亲朋的掩护下，举家迁往这交通闭塞的大山脚下的小乡场来。租了场口上唐五驼子的一间厅房，安顿家眷，他自己则不常在家中，刘家酱园的后院“闹鬼”，无人敢去，正好成了可以掩蔽的场所。他在这间空室里完成了被称为我国抗战时期大后方的最好的一部长篇小说《淘金记》。
当年的“刘家酱园”已不复存在，也许场外的什么地方早已有了一个规模可观的酱品工厂，供应着如今这比从前繁荣得多的副食市场。当年酱园的后院楼房呢，也不见了，重修了一幢红砖新楼。时代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一切都在除旧布新。根据建设的需要，和乡民们生活水平的提高，都市文明的影响，这个依山傍水的小镇，肯定发生更大的变化，也许现在这些低矮的店铺全部都将为一幢幢新楼取代，也许旧时的面貌会荡然无存，然而，当未来的人民在回溯历史的容颜的时候，沙老的著作将成为最珍贵的见证。作家为人民留下的优秀作品，是最生动、最真实的历史。
在睢水关，沙老完成的作品不只《淘金记》，还有长篇小说《困兽记》(一九四四年)、《还乡记》(一九四六年)以及反映北方抗日前线生活的中篇小说《闯关》，和一些重要的短篇小说如《一个秋天晚上》等，对中国现代文学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当年的这个刘家酱园后院，从后门出去有一条石板路通向大山深处的茂汶、松潘等县，是当年“烟帮”走的路，山里的大烟从这条路运出来，流入川西平原。沙老当时选择在酱园后院写作，有一个重要原因是便于在情况紧急的时候从后门出去，沿石板路进山。
环境非常险恶，不能总在一个地方隐蔽。在离睢水关几里地的大山沟里，他住在农民家里写作，那里叫刘家沟。沙老在《困兽记》的题记里曾谈到过刘家沟：“那是一条约有三四里长的山沟，分做三段，上沟、中沟、下沟，一共有五六十户人家，全是贫苦的半自耕农，若不打柴打猎，没有一家人活得下去。此外，就是到附近林莽地带开辟火地，因为熟地太少了，又很贫瘠。……”在刘家沟，他不仅写成了《困兽记》，刘家沟的生活经历，还为他两年后写作第三部长篇《还乡记》打下了基础。
除此以外，沙老还在离睢水关更远一点的板栗园住过，住在农民家里写作和养病。那一年，沙老胃大出血，不能出去找医院治疗，就藏在农民的家里，以喝“童便”和吃单方治病，把房东家九岁儿子每天早晨屙的尿给喝下去。
睢水关场口上，有一条干涸了的小河，河岸上有一棵苍老的核桃树。沙老来到核桃树下，兴奋地对我们说，当年就有这棵树了。当年，他的爱人子女就住在河边上。大门外就是这棵树。那时河岸更宽些，河水清澈，对岸有一片青青的草坪。陪同前来的安县副县长郑茂泉同志告诉沙老：解放后兴建白水河水库，对旧时的一些天然河道进行了调整和改造，面前这个旧河道已不负担灌溉任务，只作夏季排洪用了。沙老听后，感慨地说道：“变化真大啊！”接着又说，“这座房子是唐五驼子的；刚才看到的乡政府那个地方，早年伪乡长袁寿山就住在那里面。袁寿山这个家伙，是个人物！……”作为一个现实主义的大师，沙老记忆的仓库里储藏着许多的活鲜鲜的、性格分明的人物形象。他随口给我们讲了袁寿山这个人的几个生活故事。就这几个小故事，一个光棍出身的、狡诈、凶横而又有几分愚昧的地头蛇形象就栩栩如生地站立在我们眼前了。我问沙老：“为什么没有写呢？”沙老说：“准备要写的，写个长篇，题目叫做《流氓皇帝》，就用袁寿山为小说人物的原型……后来，没有时间……”这部计划中的长篇《流氓皇帝》，沙老不是没有动笔，动笔了的，前不久在《现代作家》发表的短篇《夜市》，原来就是这部长篇第一章中的一节。解放后，由于党的工作的需要，沙老担负着繁重的行政领导工作，自己的创作也就搁下来了。“而且，解放初期有一种看法，认为解放了，要写新的生活新的人物，旧社会的人物，不重要，不必写了……”沙老感慨地说，“其实，这种想法，现在看来，不全面。作家还是应该写自己非常熟悉的东西。”
“写自己最熟悉的”，这是近年来沙老多次教诲我们的话。跟随沙老睢水关之行，使我们更深刻地理解了这句话的分量。沙老的童年时代在安县度过，后来去成都读书，毕业后又回安县来，已是共产党员了。一九二八年受党组织的派遣回安县建立党的地下支部，发展党员，他利用自己当时在安县的社会关系，担任了县教育局长，联合一批进步士绅和知识分子，在县城创办汶江小学。以后到了上海从事左翼文学活动，写了不少作品，反映年轻人对于时代对于生活的思索。后来，于一九三七年从炮火连天的上海，几经转折回到故乡。那次回乡，所见所闻，使他毅然地把自己的创作转移和集中到写自己所熟悉的川西北农村社会生活来了。虽然那次住得不久便去了延安，但他的短篇已经反映出了他笔锋的转移，写起来得心应手，把这个世界的一角——不为人知的闭塞落后的川西北社会生活，人际关系，习俗风情，真实地描绘出来，给当时的中国文坛吹入了一股强劲的独特的“川西北乡土气息”。笔锋的转移，可以说是时代对作家的要求，但我们更应该认为这是当时已不甚年轻了的沙汀同志，在总结了前一段的“亭子间”写作经验教训之后，对自己的“实力”的发现。这种发现是十分可贵的，从而发展自己的优势，开拓了自己独特的艺术领域。时代对于作家提出的需要，作家理应自觉去服从，这个自觉服从的过程应该而且必须是作家根据个人的条件以自己之所长去为时代的总要求服务。若不是这样，恐怕很难做到有效的服务。许多年来许多事实已告诉我们，假如仅仅凭着可贵的政治热情和服务精神而勉强去写自己不熟悉的，无力把握或尚未十分把握的东西，结果往往事与愿违。
“深入生活，深入群众，”沙老坐在核桃树下风趣地说，“四十年代我在睢水关的深入，可以说叫做‘逼上梁山’。当时，反动派要打我的麻烦，我不能出去露面，我和文艺界的活动也没有接触了，除了和少数人有通信关系外，不接触文艺界人士了；而当时根据上级党组织安排，我和组织上只有单线联系，我和地方上的党的地下组织不发生来往，我有时也感到有点寂寞，然而正好这样才静下心来，进行创作……”从沙老的作品中，我们认识到，严肃的革命现实主义的创作，要求作家不仅是能运用马列主义的思想武器去认识生活，解剖社会历史，还要求作家走一条艰苦的与群众相结合的道路。生活在普通人民群众之中，从广阔而复杂的客观环境去获取丰富的生活素材和感情的积累，并且要随时保持清醒的头脑，根据自己不断加深的对客观真理的把握，在实践中检验和校正自己的“主观感受”。因为搞写作不可能真的抱“客观主义”的态度，写的多是“主观化”了的客观世界。那么，如果过于相信自己的主观感受，以为那里有着取之不尽的源泉，那也会使自己的路越走越窄。真正的现实主义创作的道路，应是越走越宽的。越走越宽，绝非意味着越走越“平坦”，却是意味着向着广度和深度的求索，而求索，从来都是艰苦的、坎坷的，有时会是相当寂寞的。例如在睢水关的刘家沟写作时的心境，沙老在《困兽记》的题记中有一段描述：“……当时正是准备铲草烧灰的时候，锄口触着岩石的声音，听了不免感到寂寞。逢到下雨，这种单调刺耳的声音是没有了，但是野兽的嗥叫却更难以忍受……”然而在“寂寞”和“难以忍受”中，他完成了《困兽记》的写作。
告别睢水关返回安县县委招待所的时刻到了，真有些难分难舍。轿车前，一个中年农妇以及她的儿子握住沙老的手，一个叫着“杨叔叔”，一个喊着“杨爷爷”，齐声话别：“你老人家多多保重身体啊！……”这位中年妇女的父母，当年曾是沙老的房东，他住在他们家养病和写作，四十年前的事了，那时这位妇女还是个很小很小的小姑娘，如今她父亲已去世，母亲亦已卧病在床。
看着这情景，我的眼睛湿了。
上一代的睢水关人民掩护过一个当代的大作家，这一代的睢水关乡亲们热爱着人民的老作家沙汀同志。他们永远不会忘记这个“杨沙汀”“杨二哥”——当年，睢水关的乡亲是这样称呼他的。
望着壁立的青山，望着山前的小镇，我默默地想着：今天我更能理解沙老何以能够写出“三记”那样伟大的现实主义的巨作了！
安县的父老，睢水关的乡亲，你们是值得尊敬的，你们曾养育和保护了一个革命作家。人们将在浩瀚的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找到安县睢水关这个光荣的地名。
再见了，睢水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