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茂和他的女儿们》，顾名思义，是几个普普通通的农民的生活故事。这一群农民，有老年的，有中年的，有青年的，有男的，有女的。其中也有我自己。
文学不需要写作者自己么？我看，是要的。有时候，想回避也回避不了。作者自己的生活经历、由这些经历所形成的思想、感情、个性、气质等，一定会在他的作品中流露出来。我读书，读前辈作家留给我们的文学经典，我常常掩卷沉思：从那个主人公，那个被作家倾注着满腔热情和爱的主人公身上，我看到了作家本人。
事实正是这样：一个作家如果仅仅是一个生活的旁观者，他没有成为一个具体的生活斗争的参与者，不是身临其境，与那一具体历史时期、具体的环境里的群众一起同忧患、共哀乐，那么，无论他的思想是多么正确，概念是多么明确，其作品的主题当然也无可非议，但是，总给人一种“隔着一层”的感觉。甚至使人感到作者仅仅是一个并不高明的“阿姨”，在那儿板着面孔教育小弟弟。至于思想认识本来错了，写出作品来歪曲了生活，那是另一回事了。
我生活在农民群众中许多年了，我从来不拿着笔记本儿对谁谁进行采访，不为搜集材料专门召开座谈会。我不习惯那样做，也不需要那样做。生活中熟悉的人和事(有时是亲身经历的)以及新的感受、思考、希望，等等，都是我进行写作的“材料”。很多很多，写不完，有时简直来不及写，我恨自己笔太笨，手太慢。向前进行着的生活，给我提供了太多的感受、问题和思考；我所熟悉的庄稼人，以及他们的新的生活、命运、喜怒哀乐……所有这些，我已经写出来的，真是太少太少。
一九七七年十一月二十二日夜，我的笔记本上写着：
“近日来，在酝酿长篇《天府之国》的过程中，主人公们的音容笑貌以及他们的斗争历史把我的思路拉回到了少年时代的五彩缤纷的生活……
“然而，现实的、更为贴近的生活，这些年来的经历和感受，却又迫使我不得不把一九七八年的写作计划改动一下——先写《许茂家里的女儿们》(暂名)，写几个男女农民在‘文化大革命’中的故事……”
紧接着，十一月二十三日早晨，笔记本上又这样写着：
“……是的，就这样决定了。只需把我最熟的几个生产队的百十户人家，稍加概括，即可以写成一部长篇。不是么？许茂是一个受人尊敬的、还有一些缺点的老头子，他一辈子养了许多女儿，女儿们个个都是挺能干的，可日子依然过得不如意，很痛苦，他没有一个儿子。他年轻时饱经沧桑，中年时有过一番雄心壮志……现在他的家境比别人也富裕一点，但他害怕回到旧社会去，他和他的女儿们，全是能人，个个都有自己的性格——这就构成了复杂的矛盾纠葛。
“有女儿，就要女婿。女婿们加上女儿们，各家各户，就形成了一个‘社会’……”
几乎没有提纲。只写了一些人物传记。这些“人物传记”已完全不是生活中的某某人的了，有真的，也有想象的，真真假假，组成一个家庭、一个社会。我是完完全全地参与了进去，我的感受在这些人身上找到了寄托和归宿。我把自己多年来对农业问题、农民问题的思考，比较集中地写在许茂老汉身上。我把长期农村生活积累起来的感情倾注在四姑娘和别的人物的命运中……后来，拍电视、拍电影的同志来了，演员们需要我给介绍小说人物的原型是谁，以便他们去采访。我却无论如何也指不出这些人物的原型来。许茂是谁？四姑娘是生活中的哪一个妇女？我说不出具体的生活中的人名来。
文学作品，即便不是“自传体”，也一定有作者自己的思想、感情、前进脚步声，以及悲欢离合等等。它是时代风云、群众生活所给予作者感情影响的形象见证，个人与时代的结合的一个最真实的证物。
对于有些作品，如果仅仅是批评它们的作者“表现自我”，我认为，不如认真地倡导和帮助这些作者深入人民群众的生活，参加实际工作，学习马列主义，使自己结结实实地扎根在劳动群众之中，积累生活，积累感情，与群众、与时代一同前进。这样，即使他在作品中“表现自我”，恐怕也会多少表现出一些人民的共通的思想感情来。鲁迅说得好：“我以为根本问题是在作者可是一个‘革命人’，倘是的，则无论写的是什么事件、用的什么材料，即都是‘革命文学’。从喷泉里出来的都是水，从血管里出来的都是血。”鲁迅和他的同志们的革命文学实践，不正是这样的么！
很难想象，一篇小说、一首诗，没有作者自己的情感，那会是一篇什么样的小说、什么样的诗？
前不久，一位从事文艺理论工作的同志向我提了几个问题，其一是问我哪一年开始创作、当时怎么想到搞创作的？我记得，我是这样回答他的：
“一九五九年发表第一个短篇小说……但是，回想起来，开始创作的时间还更早一些，还是孩子的时候就开始了。
“解放前，农村孩子说不上有什么文艺生活的熏陶。在家乡小镇上偶尔来个川剧班子或‘文明戏’班子，但那是成年人欣赏的，而且票价很贵。唯一的经常性的文艺生活是听‘圣谕’，听评书。评书说的内容多半是剑仙侠客、打富济贫之类，听众是男人，女人们是不去听评书的。‘圣谕’讲的多半是英雄烈女创建功勋、或柔弱女子惨遭不幸的故事，情节曲折、凄婉动人，听众则多半是老奶奶、大婶子及姑娘大姐们。一到夜晚，劳累一天的人们不喜欢蹲在家里，便都按照自己的爱好，男人进茶馆听评书，女人提了小板凳围坐在街沿边听‘圣谕’。我那时不到十岁，大约从八岁到十三岁，五年间的文艺生活就是跟着老奶奶、姑姑婶婶去听‘圣谕’。(解放后小乡镇的这种说唱艺人没有了，据说因为它宣传的因果报应忠孝贞节等是封建主义的。而评书却仍然是有的)听得多了，小小脑袋里满是那些或悲壮、或凄婉的故事，满是那些勤劳善良、刚烈忠贞的女子们的形象。我是一个性情孤僻的孩子，没有什么同龄的小友，大人们都嫌我太阴沉，不活泼，不讨人喜欢。我逐渐养成了爱沉思的习惯，生活在自己的内心里。生活里不公平的事是很多的，别人家的孩子常常欺负我，遇上这种时候，多么盼望有人能够理解我、帮助我呵！然而没有。我坐在小河边上带弟妹玩耍，心里开始编织起故事来了，编一个又一个，都是讲一个家境贫寒、无依无靠的柔弱女子，备受欺凌，只身出走，四处飘零，终于找到善良人家。主人公常常就是我 自己，我为自己编织故事，往往感动得泪流满面。
“所以我的创作事实上是从上学读书之前就开始了。至于怎么想到搞创作的，那不是我想到要创作，而是生活本身的影响，以及自己感情(或情绪)需要发泄和表达。
“后来我正式用文字写作时，情形大致也如此，不同的只是经历的事情多了，在党和人民的教育下，知道了应该怎样去认识生活。但写作时的动机仍然是因为在生活中逐渐积累起来的感情需要向人表露和诉说，把一种情绪传达给人们。……”
我写《许茂和他的女儿们》，情形也大致如此。
十年动乱，民不聊生，穷乡僻壤也难于幸免，真是“社不成社，家不像家”。这时候，我早已不是一个仅能为自己编织故事以安慰自己寂寞心灵的孩子了。党的培养，人民的哺育，人生的磨炼，我从青年进入中年，我既是一个必须贯彻上级方针政策的农村基层干部，又是一个必须从事劳作以供家养口的农民，有时候我自己就是矛盾的，曾经有过彷徨、痛苦，尤其是当我感到是我自己在伤害着包括我在内的农民群众的时候。我真是百思不得其解。但是，更主要的不是这个。生活不允许一个人永远处于彷徨之中。我不断地读书、学习、思考，(所幸的是，在“文革”十年之中，我是一个真正的“逍遥”派，既没有如何被人整，也从不整别人，真正的庄稼人都是这样的，我除了当会计、干农活，就有许多的工夫读书，后期在公社、在区上工作，我的任务是协助抓农业生产，因为当时叫做“一手抓革命、一手抓生产”，抓革命的同志不管生产，而管生产的则可以不过问“革命”，我属于后者，又得到许多时间读书)希望找到一个答案：生活为什么这样？可不可以不至于这样……与此同时，农民群众的生活，(当然也包括我自己的生活)以及坚韧不拔的斗争，为求生存、求发展，人们进行着多么艰难而巧妙的斗争呵！庄稼人是不悲观丧气的，尤其是女人们，她们看去软弱一些，而实际是很坚强的，在“抗灾”方面比许多男汉更具备耐力，不论多么艰苦，那希望之火在她们心里都不熄灭，总是能够直面人生，含辛茹苦地去重建自己的生活。有的人背井离乡，逃荒去了，更多的人留下来辛勤度日，还把应该上交的公粮如数背到国家粮站去。人民是不会绝望的。一个偶然的机会，我看见一个并不认识的妇女带着一个小女孩在田间小路上挖野菜，她们打着赤脚，衣衫破旧，我不知道她们是母女俩，还是姐妹俩。当她们看见山坡上有一丛鲜红的刺梨儿花时，那女人立即放下手中的篮子，爬上山坡去摘下一朵来，插在小女孩的头上，我看见她们黑而瘦的脸上同时绽出一个开心的笑来……。偶然的发现，说来也是极平常的小事，却使我想到很多很多的事情，我平时的感受、思考、悲欢、爱憎，一切一切，都涌上心来，那一天，我在笔记本上记下这件事，并写着：“人民是不会绝望的。在人生的道路上，人人都可能遭遇到可怕的灾难、打击、艰难和不幸，而重要的是热爱生活，直面人生……”一九五八年，我被认为是犯了“同情右派”的错误，从学校“贬”回家乡当农民，那一刹那间，确曾有一种“牛劲”：不能向命运低头，不能在人生的艰难中沉沦。但我之对于人生的认识、信念，却是后来与群众共同生活以后，才真正确立的。许许多多的经历和见闻，失望和希望，痛苦和欣慰，包括我亲眼见到的那个挖野菜的女人，戴野花的小姑娘……使我懂得了严峻的现实与充满着美好希望的人生。于是，四姑娘，作为艺术形象，在我心中出现了。
四姑娘是一个普通的农家妇女。她悲苦，却并不明白为什么悲苦，她的苦难及其抗争，一开始，仅仅是个人的事，她不能把个人的命运与整个祖国遭受的苦难联系起来思考，因此她曾感到过委屈。写至第十章，她与颜少春有一段对话。颜少春告诉她，由于种种原因，金东水认为目前还不是办喜事的时候，这时她说：
“我能等，这么些年都等过来了。”
颜：“秀云，你真是个好女人！……”
到这里，四姑娘的性格大大地发展了一步。四姑娘成长了。和我们许许多多普通人一样，经历了人生种种磨难之后，才懂得了人生，才把个人的命运与党、与祖国的命运联结起来，从今以后，才不至于再是孤苦、寂寞的受害者，而是一个战斗者了。
我以发自肺腑的热爱之情，噙着眼泪写四姑娘。我把自己自懂事以来的二十余年艰苦岁月的磨炼所积累起来的感情，二十余年从劳动农民——我的父母兄弟姐妹们——身上感受到的美，大部倾注给了四姑娘这一艺术形象。
写许茂，我则比较冷静一些，理智一些。常常要狠心地使用一把解剖刀。一个曾在合作化时期顺畅地生活过来的庄稼汉，为什么又变得自私了呢？一个正在抖落着身上的历史灰尘、解脱着因袭的重负的农民，为什么又再次背起了那个沉重的负担呢？……我解剖许茂老汉，不是目的，我的目的是解剖历史，为什么历史会在这样的年头停顿不前、甚至倒转？我们这个世界上最大的农业国，农业问题、农民问题究竟是怎么回事情？在如何对待农民这样一个重大的方针国策方面，是不是出了点什么问题？“生产关系必须适应生产力发展水平”这样一个最基本的马克思主义常识，为什么竟然被制定政策的人们忽略？真的是疏忽大意呢，还是有一条早已露头的左的路线在阻碍着历史的进程，在给我们的许茂们制造痛苦？……
纵眼望去，葫芦坝是满目疮痍；然而置身于其中，却又使人感到葫芦坝生机蓬勃。葫芦坝真是小得不能再小，但她是中国农村的一角，从这一小小的角落，看看我们伟大祖国在那个特定历史时期中的面貌。
——我是这样想的。也许有点狂妄，而且事实上没有达到“窥斑见豹”的目的。然而，我在写作之初确实是有过这样的“预谋”的。
我的生活、学识以及驾驭文字的功力都不够。在这之前，我只写过为数不多、质量不高的短篇小说。
自一九七七年十一月二十二日夜到二十三日晨一个通宵里决定了要写这本书以后，人物一下子涌到心中来了，“人物传记”，写得很顺利，我想，只要把这些人物传记“拼”拢来，人物的不同的性格发展历史，一“碰”上必然发生矛盾冲突，有了冲突，不就有了情节、有了故事么？
的确，人物一个个都是非常熟悉的。
可是写起来却是费力了，到了第二年春天快过完了，还没有写出第一章来。
一九七八年春，我参加区委工作组，住在杨家公社的金星大队。我依然是管生产，别的同志管“路线教育”，我从旁看路线教育。在繁忙的大春播种的日子里，白天跑田坎，晚上在大队住房里守着一盏煤油灯苦苦地写作。整整一个春天，写出第一章来了，但是……
四月二十九日的笔记：
“……现在写成的初稿第一章，几乎全是交代和议论。如果把它们都变成直接描写，那么已足够一个中篇所需要的情节和故事了，它们是几年的历史呵！……”
在结构上，落笔竟是如此之难！不仅如此，问题还出在自己的创作思想上。这一点我醒悟得比较快。紧接着四月三十日深夜的笔记里写着：
“问题还在于出发点。以‘问题小说’为出发点，必然导致失败。提出新的问题，是必要的，但这不应是出发点，出发点应是给生活的本质以满腔热情的肯定……”
这个第一章，我给工作组的两位青年人看。他们都是小说迷，看过不少小说的。我问他们有何意见，他们只是对我很抱歉地一笑。那意思是：对不起，不行……
失败了。但我也从中摸索到了一点规律。
第一章，介绍人物，展开情节，容易写得枯燥、平直，尤其是出场一个人物，就来一番“过去如何如何”，都得交代一番，这不成了写人头档案了嘛！
七月，工作组回到区上。我有较多的业余时间用来读书和写作了。其间，写了两三个短篇，读了十来本长篇小说，多半是过去读过的，这一次读，就专门研究它们的结构，特别是研究它们第一章为什么要这样写而不那样写。我发觉，长篇第一章有许多种写法，这还是比较容易掌握的，最难处，不是在结构上考虑它与通篇的关系，而是在“基调”上与通篇感情基调的一致性。当第一章、第一节、第一段、第一句落墨之时，全篇的情节细节不一定都布置好了，但通篇的感情基调则早已规定好了。作者写出第一句第一节以后，情绪就必须把握在这个总的基调之中，以后就只能在这个基本调调允许的范围内“变调”。
这第一章，是太重要了。当我把第一章写出来，在地区内部刊物《沱江文艺》发表，以征求农村读者意见的时候，一九七九年的春天已经来临了。接下去就比较地顺利，八月二十六日深夜写到第十章，即现在这个样子。
1982.6.29夜匆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