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至今日，一千一百多年过去了，后人仿佛还听到韩愈悲愤的抨责之声：“父名晋肃，子不得为进士；若父名仁，子不得为人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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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介《徂徕石先生文集》卷八：“《讳辩》其旨，不独为贺也，有激于时尔。”
感二鸟赋
贞元①十一年，五月戊辰，愈东归②。癸酉，自潼关出，息于河之阴。时始去京师，有不遇时之叹。见行有笼白乌、白鸲鹆③而西者，号于道曰：“某土之守某官，使使者进于天子。”东西行者，皆避路，莫敢正目焉。因窃自悲。幸生天下无事时，承先人之遗业，不识干戈、耒耜、攻守、耕获之勤，读书著文，自七岁至今，凡二十二年。其行已④不敢有愧于道，其闲居思念前古当今之故，亦仅志其一二大者焉。选举于有司，与百十人偕进退，曾不得名荐书⑤、齿下士于朝，以仰望天子之光明。今是鸟也，惟以羽毛之异，非有道德智谋。承顾问、赞教化者，乃反得蒙采擢荐进，光耀如此。故为赋以自悼，且明夫遭时者，虽小善必达，不遭时者，累善无所容焉。其辞曰：
吾何归乎！吾将既行而后思。诚不足以自存，苟有食其从之。出国门而东骛，触白日之隆景⑥。时返顾以流涕，念西路之羌永。过潼关而坐息，窥黄流之奔猛。感二鸟之无知，方蒙恩而入幸。惟进退⑦之殊异，增余怀之耿耿。彼中心之何嘉，徒外饰焉是逞⑧。余生命之湮厄⑨，曾二鸟之不如；汩东西与南北，恒十年而不居；辱饱食其有数，况策名⑩于荐书；时所好之为贤，庸有谓余之非愚？昔殷之高宗{11}，得良弼于宵寐；孰左右者为之先，信天同而神比。及时运之未来，或两求{12}而莫致。虽家到而户说，只以招尤而速累{13}。盖上天之生余，亦有期于下地；盍求配于古人{14}，独怊怅于无位？惟得之而不能，乃鬼神之所戏；幸年岁之未暮，庶无羡于斯类{15}。
【注】
①贞元：唐德宗年号（785—805）。②东归：指东归故乡河阳（今河南孟州）。③鸲鹆（qúyù渠玉）：俗称八哥。乌鸦与八哥一般为黑色，其中八哥翅膀稍有白点，纯白者被视为珍异祥瑞之物。④行己：立身行事。⑤荐书：指应吏部博学宏辞科考试。⑥鹜（wù务）：驰。隆景：烈日。⑦进退：指二鸟之进幸与自己之退黜。⑧逞：夸耀。⑨湮厄（è饿）：阻塞艰困。⑩策名：指科试及第。{11}殷之高宗：即商王武丁。{12}两求：指求天与神。或说，指荐举与就试。{12}速累：招致忧患。{14}求配于古人：跟传说一类古贤人相配。{15}斯类：指二鸟。
赋是古代的一种韵文，介于散文和诗歌之间。本文写于贞元十一年（795），正值韩愈在仕途坎坷曲折、备感屈辱的时候。他连续三次上书宰相贾耽、赵憬、卢迈，诉说自己“遑遑乎四海无所归，恤恤乎饥不得食，寒不得衣”的处境，希望他们稍加“垂怜”，但都如石沉大海，毫无反响。在自长安东归故里的路上，他碰巧遇见了节度使向皇帝进献白乌、白鸲鹆的使者路过。于是悲从中来，感于自己与二鸟之间对比鲜明的命运，愤然写下了这篇赋。
赋序一开头就交代了作赋的缘起和赋的主旨。“时始去京师，有不遇时之叹”，于是一句“吾何归乎”当头喝起，突兀而来，将自己屡遭挫折以后的处境与心态和盘托出，透露出他当时人虽走在“东归”之路上，却深感身无所托、心无所归。看似轻描淡写，实则感情沉重愤郁。
接着，他用貌似客观写实而寓含讽慨的笔法，入木三分地描述使者进献二鸟。这种本为献媚邀宠之举，却以耻为荣、唯恐人之不知，一路吆喝张扬，大抖威风，致使“东西行者，皆避路，莫敢正目焉”，画出了献媚邀宠者的丑态和行路者对他们的鄙视愤恨，具有漫画化的效果。继而逆转笔锋，鸟儿凭一身美羽，尚能在天子面前一展姿容；思及自身，空有满腹经纶，只得“齿下士于朝”，内心郁结可想而知。于是不由发出贤愚颠倒的感慨，其中也包含了对封建统治者贤愚不辨的愤郁。“昔殷之高宗”一层，由上一层的自悼抒愤转为自宽自解。当时，韩愈虽历经挫折，但字里行间尚透有自信进取之机，并没有羡慕像二鸟那样徒以外饰取悦君主的无知之辈。
作者在序末悄然揭示出“为赋以自悼”的主旨，并再次标举“遭时”与“不遭时”的对照，与一开头的“不遇时”呼应，且直贯赋末的“时运”。而实际上，本文的内容并不止于这一点上，其中还包含了对高居显位而无知庸愚之辈的鄙视，对贤愚颠倒的社会现实的愤懑，以及对自己的期许。同时，作者在聊自宽解中虽透出几分无奈，但也表现出不畏挫折、待时而起的执著人生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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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学者：“遭时者虽小善必达，不遭时者累善无所容焉。”
论佛骨表①
臣某言：伏以佛者，夷狄之一法②耳，自后汉时流入中国，上古未尝有也。昔者黄帝在位百年，年百一十岁；少昊③在位八十年，年百岁；颛顼在位七十九年，年九十八岁；帝喾在位七十年，年百五岁；帝尧在位九十八年，年百一十八岁；帝舜及禹，年皆百岁。此时天下太平，百姓安乐寿考，然而中国未有佛也。其后殷汤亦年百岁，汤孙太戊在位七十五年，武丁在位五十九年，书史不言其年寿所极，推其年数，盖亦俱不减百岁。周文王年九十七岁，武王年九十三岁，穆王在位百年。此时佛法亦未入中国，非因事佛而致然也。
汉明帝时，始有佛法，明帝在位，才十八年耳。其后乱亡相继，运祚④不长。宋、齐、梁、陈、元魏已下，事佛渐谨，年代尤促。惟梁武帝在位四十八年，前后三度舍身施佛，宗庙之祭，不用牲牢⑤，昼日一食，止于菜果，其后竞为侯景所逼，饿死台城，国亦寻灭。事佛求福，乃更得祸。由此观之，佛不足事，亦可知矣。
高祖始受隋禅，则议除之。当时群臣材识不远，不能深知先王之道，古今之宜，推阐圣明⑥，以救斯弊，其事遂止，臣常恨焉。伏惟睿圣文武皇帝陛下，神圣英武，数千百年已来，未有伦比。即位之初，即不许度⑦人为僧尼道士，又不许创立寺观。臣常以为高祖之志，必行于陛下之手，今纵未能即行，岂可恣之转令盛也？
今闻陛下令群僧迎佛骨于凤翔，御楼以观，舁入大内⑧，又令诸寺递迎供养。臣虽至愚，必知陛下不惑于佛，作此崇奉，以祈福祥也。直以年丰人乐，徇⑨人之心，为京都士庶设诡异之观，戏玩之具耳。安有圣明若此，而肯信此等事哉！然百姓愚冥，易惑难晓，苟见陛下如此，将谓真心事佛，皆云：“天子大圣，犹一心敬信；百姓何人，岂合更惜身命！”焚顶烧指⑩，百十为群，解衣散钱，自朝至暮，转相仿效，惟恐后时，老少奔波，弃其业次{11}。若不即加禁遏，更历诸寺，必有断臂脔身以为供养者{12}。伤风败俗，传笑四方，非细事也。
夫佛本夷狄之人，与中国言语不通，衣服殊制；口不言先王之法言，身不服先王之法服；不知君臣之义，父子之情。假如其身至今尚在，奉其国命，来朝京师，陛下容而接之，不过宣政一见，礼宾一设，赐衣一袭，卫而出之于境，不令惑众也。况其身死已久，枯朽之骨，凶秽之余{13}，岂宜令入宫禁？
孔子曰：“敬鬼神而远之。”古之诸侯，行吊于其国，尚令巫祝先以桃茢祓除不祥{14}，然后进吊。今无故取朽秽之物，亲临观之，巫祝不先，桃茢不用，群臣不言其非，御史不举其失，臣实耻之。乞以此骨付之有司，投诸水火，永绝根本，断天下之疑，绝后代之惑。使天下之人，知大圣人之所作为，出于寻常万万也。岂不盛哉！岂不快哉！佛如有灵，能作祸祟，凡有殃咎{15}，宜加臣身，上天鉴临，臣不怨悔。无任感激恳悃之至{16}，谨奉表以闻。臣某诚惶诚恐。
【注】
①佛骨：此处指佛教始祖释迦牟尼的一节指骨。表：文体名，古代臣子上给皇帝的奏章的一种，多用于陈情谢贺。②法：法度，这里指宗教。③少昊：姓己，一说姓赢，名挚，号金天氏。④祚（zuò坐）：此指君位。⑤牲：祭祀用的牲畜。牢：古代称牛、羊、猪各一头为太牢（也有称牛为太牢的），称羊、猪各一头为少牢。⑥推阐圣明：推求阐发高祖英明的旨意。⑦度：世俗人出家，由其师剃去其发须，称为“剃度”，亦单称“度”，意即引度人脱离世俗苦海。⑧舁（yú于）人大内：抬入皇宫里。大内，指皇帝宫殿。⑨徇：顺从，随着。⑩焚顶烧指：指用香火烧灼头顶或手指，以苦行来表示奉佛的虔诚。{11}业次：世俗生业，工作。{12}脔（luán峦）身：从自己身上割下肉来。脔，把肉切成小块。{13}凶秽之余：尸骨的残余。{14}茢（liè列）：苕帚，古人认为可以扫除不祥。祓（fú服）除，驱除。{15}殃咎（jiù旧）：犹“祸祟”，祸害。{16}恳悃（kǔn捆）：恳切忠诚。
《论佛骨表》写于元和十四年（819）正月，韩愈52岁。宪宗皇帝派遣中使杜英奇押30名宫人去凤翔迎佛骨，京城一时间掀起信佛狂潮，韩愈不顾个人安危，毅然上《论佛骨表》，痛斥佛之不可信，要求将佛骨“投诸水火，永绝根本，断天下之疑，绝后代之惑”。没想到这样一篇写得很有道理的文章，差点为其引来杀身之祸。唐宪宗看过本文之后大怒，竟要处死韩愈，幸而得到宰相裴度和重臣崔群等极力营救，总算免除一死，但被贬到边远地区潮州去当刺史。
文章紧紧围绕迎佛骨这一事实，列举事例，反复申说，寓贬于褒，辞雄气壮。大声疾呼采取坚决的反佛措施。首先，文章列举了六朝君主事佛而年促的事实，提醒唐宪宗吸取历史的教训。唐宪宗迎佛骨的理由是求得“岁丰人泰”。因而韩文一开篇，便考察了上古至汉及六朝的历史，从正反两方面来论证帝王年寿长短与事佛的关系。得出了似乎不容置疑的结论：“由此观之，佛不足事，亦可知矣。”
其次，文章以唐高祖沙汰僧道的事为法，希望唐宪宗行高祖之志。文中说，“高祖始受隋禅，则议除之。”这是指武德九年，太史令傅奕上书请除佛法，唐高祖“亦恶沙门道士苟避征徭，不守戒律”。但是由于“当时群臣材识不远”，即指中书令萧璃坚决反对，“其事遂止”。这段话是从君与臣两个角度讲的，一是劝唐宪宗效法唐高祖，继续“推阐圣明”。言外之意圣明的皇帝理应像唐高祖那样排佛；二是对“当时群臣材识不远”，深以为憾，并表明自己今日有志于“推阐圣明，以救斯弊”。
在写作方法上，韩愈是很花费了一番心思的。由于进谏的对象是皇帝，就必须讲求论辩的方式方法，话要说得委宛曲折，而不能像《原道》那样直斥佛教的荒谬与虚妄。譬如后一部分，韩愈指出唐宪宗迎佛骨势必引来无穷灾害，劝谏宪宗加以禁止。这段文字直接针对唐宪宗迎佛骨一事而发表议论，却采取了委曲的笔法。先说唐宪宗未能行高祖之志，反而放纵佛法，使其盛行，所谓“今纵未能即行，岂可恣之转令盛也”！再说事佛是愚冥之举，圣明的天子不会惑于佛。作者将唐宪宗虔诚敬奉佛骨的行为说成是“为京都士庶设诡异之观、戏玩之具耳”，而不是真心事佛，这样说是小心巧妙地为皇帝开脱，可实际上却使宪宗进退维谷。
本文还非常注意用长句，理直气壮，一气呵成，中间由整齐的四字词组组成，有力地表达了自己的感情。句中的语言组织是彼此有机联系的，所以能做到似断实连，连中有断，收到气势雄浑与凝练峻洁相济之妙。这种委婉迂回手法是尽量不直接揭示宪宗的荒谬举措，而是在表面称颂之下含蓄表达迷信佛教的危害，以期引起宪宗的反思，进而中止集体迎佛的闹剧。
韩愈的一生都在为“攘斥佛老”而不遗余力，作为儒家的忠实信徒，这篇文章是他反佛的代表作，中心论点是“佛不足事”，坚决反对宪宗拜迎佛骨这一迷信举动。文章的思想内容充分显示了作者反佛明儒的立场。虽然最终结果是“乱亡相继，运祚不长”“事佛求福，乃更得祸”，礼佛不但不能长生，反而大多短命夭促的事例，触犯了正在做“太平天子”和“长生梦”的宪宗皇帝的忌讳，以致要把他处以极刑。韩愈因上一道表进谏而获罪，这可以看做是开文字狱之先河。这在佛教势力非常强大、朝野上下佞佛成风的形势下，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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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塗《文章精义》：“司马子长文字，一二百句作一句下，（更点不断。）韩退之三五十句作一句下，苏子瞻亦然。初不难学，但长句中转得意去便是好文字，若一二百句三五十句只说得一句则冗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