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樊燮事件”是以湖南永州镇总兵樊燮被参劾为导火线而掀起的一场政治风波。
这场政治风波的直接原因，是左宗棠在湖南幕府期间，身处机要，统筹全局，不避揽权之嫌，力主抑制官权，设局抽厘，改革漕政，整饬吏治，损害到部分文武官吏的利益，因而不可避免地招致这些人的嫉妒和怨恨，攻讦（jié）左宗棠的人也越来越多。左宗棠自己也早有察觉，他说“所处之地不绅不幕之间，踪迹太幻”，遂“为世所指目”。在湖北居官之李香雪也写信告诉胡林翼：“湘中人来，颇怨左公。”王柏心写信给左宗棠说：“朱伯韩侍御去冬赴召入都，途过荆南，在弟讲舍信宿数日，甚佩执事之才，谓景略文饶复见于今。闻言者积毁，深为不平，云至都必为昌言以排谣诼（zhuó）。虽执事不因毁誉为轻重，然益见公道在人心。”可见，左宗棠在省内外、朝内外“声誉鹊起”的同时，另一些人私下对他的不满和忌恨情绪也在郁积。但是左宗棠却抱定了“忠介”的信念，“一意孤行”。如他改变钱漕征收办法时，藩司文格就曾“百计挠之”，州县官员甚至以“不肯收漕”相抗，但左宗棠毫不妥协，断然对阻挠者严加惩处。这样，新兴地主阶级经世派与传统的地主阶级权贵派的矛盾激化，终于借“樊案”而爆发出来。
原来弹劾樊燮的是骆秉章，而提供樊燮罪行的人便是左宗棠。
樊燮当时已恶名昭彰，以左宗棠几年来与长沙官佐人等的接触，对樊燮早已知之甚多。例如：他违规以武职不骑战马，偏坐轿子，而且乘坐八人大轿，连检阅新兵训练都坐在轿子里观操；总兵所管二千名士兵，分布在各处，留在永州的四百余名，但实际仅有二百多名，他从二百名中抽调百人做他的家奴院工，什么都得干，连樊燮姨太太的衣服都让士兵清洗；如今湖南财政吃紧，士兵的饷钱本就凑不够，可是省库给总兵发的月饷大都被樊燮私用了，弄得士兵饿肚子，下级军官也敢怒不敢言。湖南地方治安要靠总兵维持，如今樊燮军心已散乱，哪还有一点战斗力？
以左宗棠的性格和当时的斗争形势，哪会容这样的军官作威作福，贪污破坏地方军队的战斗能力？省库的银子是左宗棠挖空心思攒起来的，哪能让这只大耗子不断吞食？
于是，他和巡抚大人商量，赶紧把这只硕鼠灭掉。
但是，要弹劾樊燮也非易事。永州知府黄文琛已多次上告他，案卷积在省里一大摞，其中桩桩属实，也没告倒他。原因是湖北省城有他的靠山，湖广总督官文就是他的靠山，官文的爱姬是樊燮的亲戚，动一动樊燮，有官文暗中弄鬼，弄不好连自己头上的顶子也保不住。
但是，樊总兵的罪恶太大，明目张胆，单是违例坐八抬大轿一事，按法就该砍头。这种作威作福实在让左宗棠受不了，何况天天要打仗，湖南弄点银子发给总兵大人，竟让他全都私吞了，这更让左宗棠忍不下去了。
参他！左宗棠翻翻樊燮的旧案卷，又派人暗中核实，仅挪用军饷一项，有据可查者千余两，铜钱三千余串，官米折银更多。
骆秉章签了押，上奏弹劾。后经查实参奏，奉旨将樊燮革职查办。
咸丰九年二月（1859年3月），左宗棠再次为骆秉章撰写《已革樊总兵劣迹有据请提省究办折》上奏。三月十三日（4月15日），咸丰帝阅后发出上谕称：
已革湖南永州镇总兵樊燮……种种劣迹证据确凿，且擅提廉俸数至盈千，悬款无著，署中一切使用复提营中银钱至数千之多，实属咨意侵亏，大干功令，亟应彻底研究以儆官邪！樊燮着即行拿问，交骆秉章提问人证，严审究办。并着湖北督抚饬查该革员现在行抵何处，即日委员押解湖南听候查办。
樊燮为了逃避逮捕归案，变被动为主动，遂在湖广总督官文、湖南布政使文格的唆使下，对左宗棠发动了反攻。他弹劾左氏两大罪状：一是湖南著名“劣幕”；二是湖南巡抚衙门是“一印两官”。这两大罪状实为一个，而一个也够杀头了。意思是湖南巡抚里出个左宗棠，他越权干政，飞扬跋扈，巡抚的一颗大印，有两个巡抚在用。
官文的弹劾更加阴狠，他虽明指左宗棠，实则暗指湖南地方已为汉人把持，一个师爷可以用巡抚大印，一个师爷可以不把总兵放在眼里。大权如此旁落，满洲的江山可要变颜色了，即使太平军被他们汉人灭掉，江山却还是落到他们手中啊！
对曾国藩等极不放心的咸丰帝一见官文上的奏折，立即起了疑心。咸丰帝阅奏后即颁下密旨，密旨中说：“如果左宗棠确有不法情事，可即就地正法。”官文要把左宗棠押往武昌对簿公堂，定为大辟（杀头），从而酿成了一桩“波浪掀天”的大案。
官、樊二人的诬陷，对左宗棠来说，无疑是一个沉重的打击，他感慨万分，毅然离开了湖南幕府，先后在胡林翼、曾国藩处闲居。其实，“官樊构陷事件”与左宗棠的秉性有着直接的关系。他志大言大，从小就有夸大的毛病。少年时每写完一篇文章，都自鸣得意，在同学面前显示。就在他二十多岁、穷困潦倒之时，仍写了一副“身无半亩，心忧天下；读破万卷，神交古人”的对联，并在书房挂起来。年龄较大以后，他自恃才识超群，在给朋友的信中常以“诸葛”自比，表示自己“可大授而不能为人用”。更有甚者，他还常常面折人过，就连对他的好友胡林翼、曾国藩也不留情面。除此而外，与他打过交道的人称他“情性跋扈，存心深险，极不易交”。
郭嵩焘在得到左宗棠被诬陷的消息后，立即托人向尚书潘祖荫和咸丰皇帝的宠臣肃顺求救。
郭嵩焘（1818—1891），1847年进士，1853年随曾国藩组建湘勇，1856年任南书房行走，1863年署理广东巡抚，1875年初任福建按察使，1877年起，任清政府驻英法公使，1878年8月被清政府召回，从此闲居，1891年病逝。
情况万分紧急，胡林翼、曾国藩、骆秉章等人着急，一面纷纷上奏，密保左宗棠；一面飞马京师，让京中的郭嵩焘等人火速设法救援。
当时郭嵩焘以翰林身份在南书房供职，他闻讯去找肃顺的“西席”（即家庭教师）、湖南名士王运求救。当时肃顺是满贵中唯一能任用汉官者，以为救大清朝者，满人已无能为力了。他也了解左宗棠的一些情况，但是，他知道此案已由皇帝发下密旨，自己不好再说话，便告诉王运，赶快找人向皇帝上折，他好从中帮助说话。
于是，王运与郭嵩焘商量，请侍读学士潘祖荫出面写折营救。潘祖荫与郭嵩寿同是南书房的翰林院编修，二人关系甚好，郭知其文采卓越，写个救人折子，足可打动皇帝。
郭嵩焘向潘祖荫说：“左君去，湖南无与支持，必至倾覆，东南大局亦不复可问。”又详细说明了左宗棠在湖南的地位。他向潘祖荫交代的这两句话，便是潘祖荫奏折的精神，潘祖荫拯救左宗棠的奏折，成了当时的名折，不仅救了左宗棠，也使潘祖荫出了名。
潘祖荫在给咸丰皇帝的奏折中说，“国家不可一日无湖南，湖南不可一日无左宗棠”，左宗棠为人“赋性刚直，疾恶如仇……湖南地方上的恶官劣吏，因为满足不了私利，就图谋陷害”。咸丰皇帝看了潘祖荫的奏折后，主意拿不定，便让肃顺奏陈己见。肃顺奏道：“听说左宗棠在骆秉章幕中筹划军谋，迭著成效。骆秉章之功，皆左宗棠之功。人才难得，自然应当爱惜。请皇上将中外保荐各疏密寄官文，着他重新考虑。”咸丰皇帝采纳了肃顺的意见，并开始打算重用左宗棠了。
这便是救左宗棠之命奏折中的精彩段落。事后人们称颂这个奏折可传颂千古，尤其“国家不可一日无湖南，湖南不可一日无左宗棠”被称为千古佳句，有此两句话，千万称赞左宗棠的话，都显得多余了。“久在我圣明洞见之中”，“不得不为国家惜此才”，有了这两句，咸丰皇帝就可以堂而皇之地改变已发的密折了。
潘祖荫一折出名，救了左宗棠，让左氏独领一军，又救了大清朝。后来，又一折参倒骄将胜保，再一折保护了恭亲王，使他飞黄腾达，由一侍读直升为侍郎、尚书、军机大臣，死后以“文勤”谥，足见其以“文”名世。
胡林翼先后数折，称左氏“精熟方舆，晓畅兵略”，“名满天下，谤亦随之”。曾国藩折称“左宗棠刚明耐苦，晓畅兵机。当此需才孔丞之时，无论何项差使，唯求明降谕旨，俾得安心住事，必能感激图报，有裨时局。”肃顺是被咸丰帝倚重的军机大臣，也趁机向咸丰口奏“赞画军谋，迭著成效”，“人才难得，自当爱惜”。
骆秉章更是连连上折，不仅为左宗棠摆功，而且把樊燮的案卷上缴军机处，让军机处查核，上奏皇帝，以为左公辩护，同时让皇帝下旨以结左、樊之谳（yàn）。
官文看到本欲加害左宗棠，以镇压两湖地方的汉员势力，结果弄成如此局面，也赶紧见风使舵，上奏“与僚属别商，具奏结案”。即自动销了由他主控左宗棠的案子，一场风波就此了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