默观天下大局，万难挽回，
侍与公之力所能勉者，引用一班正人，
培养几个好官，以为种子。
《挺经》原典
虽有良药，苟不当于病，不逮下品；虽有贤才，苟不适于用，不逮庸流。梁丽可以冲城，而不可以窒穴，嫠牛不可以捕鼠；骐骥不可以守闾。千金之剑，以之所薪，则不如斧。三代之鼎，以之垦田，则不如耜。当其时，当其事，则凡材亦奏神奇之效。世不患无才，患用才者不能器使而适用也。魏无知论陈平曰：“今有后生考己之行，而无益胜负之数，陛下何暇用之乎？”当战争之世，苟无益胜负之数，虽盛德亦无所用之。余生平好用忠实者流，今老矣，始知药之多不当于病也。
无兵不足深虑，无饷不足痛哭，独举目斯世，求一攘利不先、赴义恐后、忠愤耿耿者，不可亟得；或仅得之，而又屈居卑下，往往抑郁不伸，以挫、以去、以死。而贪饕出缩者，果骧首而红腾，而富贵、而名誉、而老健不死，此其可为浩叹者也。默观天下大局，万难挽回，侍与公之力所能勉者，引用一班正人，培养几个好官，以为种子。
天下无现成之人才，亦无生知之卓识，大抵皆由勉强磨炼而出耳。《淮南子》曰：功可强成，名可强立。董子曰：强勉学问，则闻见博；强勉行道，则德日进。《中庸》所谓人一己百，人十己千，即强勉功夫也。今世人皆思见用于世，而乏才用之具。诚能考信于载籍，问途于已经，苦思以求其通，躬行以试其效，勉之又勉，则识可渐通，才亦渐立。才识足以济世，何患世莫己知哉？
原典精译
尽管有良药，如果不对病症，效果不如一般的药物；虽然是贤才，但所干之事不适合于他专长，那么还不如去找平凡人来干。质地坚韧的木梁可以撞开牢固的城门，却不能用来堵住老鼠洞。强壮的水牛不会捕捉老鼠，日行千里的骏马也不能守住家门。价值千金的宝剑用来砍柴，不如斧头好用。三代传世的宝鼎，用来开垦荒地，还不如普通的木犁。面对具体时刻，具体的事物，只要用得适合恰当，普通的东西也会产生神奇的效验。世人不忧虑没有人才，而忧虑使用人才的人不知量才适用。魏无知在评论陈平时说：“现在有个年轻人，很有孝德之行，却不懂战争胜负的谋略，您该如何用他呢？”当国家处于战争时期，如果一个人不懂战争胜负谋略，虽有高深德行也没地方应用他。我生平喜欢用忠实可靠的人，如今老迈了，才知道药物虽很多，却也有治不了的病。
没有军兵，尚不足焦虑；没有粮饷，也不足痛哭，只有举目当世，想求得一个见利不争、义字当头、忠诚耿直的人才，不可立即得到，或者仅得一个，却又因地位卑下，往往因此抑郁不舒，受尽挫折，终至罢官死亡。而那些暴虐贪婪善于钻营的人却因占据高位而享受富贵，受人尊重，健康长寿，直至衰老，这是真正令我慨叹无奈的事啊！静观天下大局，这种不平之事万难挽回。而我们所能够勉力去办的，就是尽量重用一些正人君子，培养几个好官，作为变革时事的种子力量。
天下没有现成的人才，也没有生来就具有远见卓识的人。人才大多都是勉力坚强磨炼出来的。《淮南子》说：“功劳可强迫威逼而使之成就，声名也可在强迫威逼环境中立起来。”董仲舒说：“努力做学问，所见所闻就会广博；顽强地寻求真理，道德修养就会进步。”《中庸》里所说的“他人知道一件事，自己要知道一百件。他人了解十件事，自己要了解一千件。”就是要勉励自己多付出功夫。现在人们都企盼为世所用，却缺乏社会需要的才能谋略。如果真正能从古代典籍中得到验证，再向那些事业有成之士学习，苦苦思索通用于当世的途径方法，并亲身去实践，检验它的成效。努力又努力，那么就可通达识见，才能也就逐渐培养起来了。才能见识足以有益社会，还用得着担心世人不知道自己吗？
智慧解析
一、不拘一格，网罗人才
曾国藩的幕府号称晚清天下第一幕府。其人才之盛，无人能比；其知人之明，也无人异议。
对人才的重要性，曾国藩认识非常透彻，他认为办天下事要用天下才，办的事越大需要的人才就越多。曾国藩时代是需很多人才的时代，曾国藩曾跟皇帝说：当今的官场是一个没有人才的官场。他用八个字形容当时的官场，说北京城的京官是“退缩、琐屑”，大家都不负责任，遇事往后退，都不务大事，不想大局；地方官员则是“敷衍，颟顸（man han）”。“敷衍”就是应付，“颟顸”就是糊涂。所以他很尖锐地指“将来一有艰巨，国家必有乏才之患”。创办湘军后，曾国藩自知领兵打仗非自己的长项，他唯一能做的只能是推行人才战略，“集众人之长，补一已之短”，“合众人之私，成一已之功”，“只在用人二字上，此外竟无可着力处。”据不完全统计，曾氏幕府二十多年间召集的幕僚达四百多人，其中像左宗棠、李鸿章、彭玉麟、郭嵩焘、沈葆桢、刘蓉、李元度、罗泽南等晚清的栋梁之材，悉出曾门。
曾国藩为到处搜罗人才，只要看准了的人决不放过，曾效仿刘备三顾茅庐请出了彭玉麟；他还嘱咐师友同僚，随时推荐各类人才；对于任何前来投奔的人才，他都礼遇有加，盛情接待。在选人上，曾国藩曾提出了四个标准：第一要有治民之才，第二要不怕死，第三要名利心别太强，第四要能吃苦。
曾国藩选拔幕府人员，包括湘军士兵及将领时，一般秉持这样三个标准：
一、 忠义血性就是一定要具备忠义、血性，这一点是曾国藩最为重视的。他认为，如果一个人不能够为国为朝廷尽忠尽义，那么这个人是绝对不可用的。
二、踏踏实实，简朴之人就可以，这个主要是针对于湘军士兵的。曾国藩一直有一个看法，他认为，绿营军之所以堕落到如此程度，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绿营军士兵中存有奸猾之风，所以要打造成一支坚强的部队，必须由新的人员来组成，因此他常说这样一句话：“国家养绿营兵五十余万，二百年来所费何可胜计！今大难之起，无一兵足供一战之用，实以官气太重，以窍太多，漓朴散淳，其意蔼然。”
三、拥有坚韧耐劳的精神。无论打仗，还是做事，咬牙坚持是最重要的；没有坚韧的精神，没有耐劳的精神，是很难打造一支钢铁之师的。
同时曾国藩还提出选人切勿眼光过高，人无完人，才无全才，如果对人才一味求全责备，“眼光过高”，难免会让你感觉“无人可用”。 曾国藩很反对以出身、资历来衡量人任用人。他对于人才的延揽从来都是不拘一格的。像塔齐布、罗泽南、李续宾、李续宜、王鑫、杨岳斌、彭玉麟、李世忠、陈国瑞这些人，有的秀才出身，有的农夫出身，有的行伍出身，有的土匪出身，有的叛将出身，但曾国藩对他们都能以至诚相待，使他们的长处得到了充分的发挥。有一个人叫做雷嘉澍，曾是一个知县，由于太平军进击，他戍守不当而失去了这个县，因此被免职。雷嘉澍是一个爱民如子、爱兵如子的人，赏罚分明，人又极其公正。离职以后，有一天太平天国的一支部队又打到了他原来所在的德兴，这时雷嘉澍组织当地的百姓一同抗击，并且取得了成功。曾国藩因此不计他以前的失误，觉得这个人应该继续保荐，于是他把雷嘉澍纳到了自己的军营听差。
曾国藩要到北方去剿捻的时候，曾到处张贴广罗人才的告示。当时薛福成就是看到告示，写了一万言的有关治理国家等方方面面的书信，曾国藩看他确实是个人才，无论治国、治军，还是经济等方方面面他都能够畅谈自己的观点，并且有自己的主张，于是选入曾府。
正是曾国藩这种求贤若渴的美名，让全国各地第一流人才对这位曾“伯乐”趋之若鹜，甚至许多新科进士不愿履朝廷之任而愿意进入曾国藩的幕府。
二、考察人才的能力
对于选来的人才，曾国藩一旦初步判断认为是可用的，就先发给少量薪资，把他们安顿在幕府之中，然后亲自接见，暗中观察。待到他感觉对被考察之人已经有了比较深的了解，且确有把握后，再根据这个人的才华的具体情况，保以官职，委以重任。对于那些他认为将来可堪大用之人，他对其考察得会更加细致，时间也会更加长。例如他对鲍超的考察，就故意制造了一番曲折。
鲍超是四川人，身材短小精悍，性情却十分豪爽。同乡李申甫向曾国藩推荐了他。刚开始时，曾国藩只交给了他两营人马。鲍超嫌少，便对李申甫说想要投奔到胡林翼帐下，申甫回来后对鲍超说：“曾大人待人，未必不如胡大人，你刚来，还不了解情况，还是耐心等待一段时间再说吧。”不久传来警报说，太平军正大举前来进攻。于是，曾国藩派遣鲍超前去增援，结果大胜而回。曾国藩马上对他进行奖励，同时给他加了好几个营的兵力辎重。从此以后，鲍超再也没提过要走的事情了，曾国藩对他也越来越重用。
为了考验门生李鸿章的耐心，喜欢洗脚养生的曾国藩想到了很妙的一招。有一天，当李鸿章登门求教之时，曾国藩故意在他的面前继续洗脚洗了一刻钟。这让李鸿章感觉蒙受了很大的侮辱，于是便脸红脖粗地拂袖而去。凭借这一观察，曾国藩知道李鸿章尚年轻气盛，在短时间内很难委以重任，于是继续把李鸿章留在身边历练。
曾国藩还时常利用与部属吃饭的机会，暗中观察他们。每天中午，他都会与幕僚们一起用餐。话说有一次，大家在用餐时发现，饭里面有没去壳的稻谷，大多数人都是把壳整掉，然后吃里面的米。但这时曾国藩忽然发现一位戚姓幕僚，居然仔细地把每一颗稻谷都挑出扔掉。当时曾国藩并没有说话，但饭后他却立即差遣账房拿出20两白银给这位幕僚，请他走人。众幕僚忙问其故，曾国藩解释道：“他从农村到湘军总部还不到一个月时间，就忘记了‘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的道理，若留在军营里，难免见异思迁。”
在大家求情之下，曾国藩最后勉强留下了他，但将他从幕府的参谋调去了负责管理菜园。戚某在了解了这件事情的始末后，马上改过，每天都与菜园的仆役一起耕作，甚至比别人更努力地去劳动。
曾国藩则一直都在观察他的改变。一年后，曾国藩重新起用他。后来，戚某从一个乡下人，一路因功晋升，最后官至观察使。
三、人才皆由磨炼而出
经过考察，对于那些可造之才，曾国藩在培养上所花的工夫可谓不遗余力。他认为“天下无现成之人才，亦无生知之卓识”，“人才以培养而出，器识以磨砺而成”。 曾国藩一生以培养人才作为自己的乐趣，他说君子有三乐，第一乐就是拿一本书高声朗诵，声音清脆我心里非常高兴。第二乐就是鼓励别人使得别人每一天都在进步。第三乐就是勤劳，辛苦一天后躺在床上感觉很快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