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时期，诸侯争霸，楚庄王入侵中原，向周天子的使臣王孙满询问九鼎的重量，志在夺取天下，却被机智的王孙满训斥了一番，悻悻而归。这就是“问鼎中原”典故的由来，可见鼎作为国家政权的象征，在古人心目中的地位极其崇高，受到无比敬重。我国现存最大最重的青铜鼎当属中国国家博物馆所藏的后母戊大方鼎了，它通高1.33米，口长1.10米，口宽0.79米，重达832.84公斤，是商代青铜文化发展到鼎盛时期的代表之作，堪称中华青铜之最、国之重宝。而这件国宝，它的背后却隐藏着很多传奇和曲折的经历。
1939年3月，河南安阳武官村农民吴希增在侯家庄西北岗吴家柏树坟园里“探宝”，当他用探铲钻地的时候，突然感觉触碰到坚硬之物，意识到此处必有宝物，便决定开挖。而他的行动却被这片地的主人吴培文发觉，按照当地的规矩，不管是谁挖宝，挖出的宝贝要分给所在地主人一半。于是二人便合作起来，召集同宗本族的村民一起趁着夜色开始发掘。
经过两天的努力，大鼎的面目展露出来，它口朝东北，足立西南，一耳冲上，斜立在泥土之中。众村民一见顿时惊愕万分，他们从未见过如此体量巨大的青铜鼎。激动的人们使用井绳拴住鼎耳往上拖拽，不过由于鼎的重量太重，又深陷在泥土之中，所以村民虽然费尽再寻良策。
次日夜晚，村民在坑口立起了一个三脚架，将井绳分别拴在鼎耳和鼎足上，一边拉动井绳，一边回填坑土，慢慢将大鼎从坑中拉拽出来。此时大鼎的风姿才真正呈现于世，它形如马槽，体量庞大，纹饰精美，雄伟异常，令在场的所有人都惊叹不已。但奇怪的是大鼎仅有一只鼎耳，看口茬儿，另一只鼎耳不像新断的，有可能在入土之前就已经折断丢失了，众人在坑中寻觅多时也未见其踪迹，于是也就作罢。
吴希增、吴培文他们先将大鼎掩埋在一个老水坑里。刚过三天，吴家挖出大鼎的消息就不胫而走，传遍了乡里，众乡亲竞相赶来一睹大鼎的风采。当时驻安阳机场的日本警备队长黑田荣次也来到吴家观宝。没过多久，吴家发现大鼎的消息被有着敏锐商业嗅觉的古董商人捕捉到，他们也纷至沓来寻求商机。其中北京琉璃厂的大古董商肖寅卿秘密造访，他开出20万银圆的天价欲购买这件重宝，但他要求村民将鼎砸成四至十块，以便分批装箱运走。朴实的村民为了获利，开始肢解大鼎。人们先是用锯锯，无奈大鼎铜质十分坚硬，锯齿都磨秃了，也未锯断鼎足。后来有人又用大锤敲砸，当敲下大鼎口沿上那唯一鼎耳时，狂热的村民们立刻冷静下来，他们都迟疑了，盘算着：如果真的将大鼎大卸八块，肖寅卿看到后觉得大鼎肢残破的日寇招来怎么办？这些严重的问题使得吴培文毅然决定放弃分割大鼎的计划，他将大鼎埋藏于吴家大院西屋马棚下，被砸下的鼎耳交给吴希增保管，婉言谢绝了各家商人的购买意图。
日本侵华期间，日寇不仅武力占领我国的大好河山，而且对各种物产资源，尤其是文物古董进行大肆劫掠。纸包不住火，大鼎出土之后，马上就被日寇盯上，后因汉奸告密，驻彰德县日伪宪兵队队长井东三郎率人来到吴家大院搜查。这次一共来了三四百日寇，将村子团团围住，直奔西院马棚下开挖，没想到扑了个空。原来汉奸说的是西屋马棚，而日寇听成了西院马棚，可巧西院有一马棚，日军白挖了一阵，宝鼎算是躲过了一劫。日军走后，吴培文担心他们杀个回马枪，便将大鼎掘出，埋到白天日寇挖掘过的地方，这种巧妙的转移，瞒天过海般躲过了日军的又一次劫掠。吴培文知道日寇对大鼎心存觊觎，绝不会善罢甘休，为了应付日本人，他购买了一件青铜甗“交差”。此时吴培文从一个掘宝人转变成了中华文化遗产的护宝人，他的命运与宝鼎的安危紧密地结合在一起。日军前后五次来到吴家“寻宝”，吴培文将大鼎埋藏妥当之后，只身背井离乡，南下漂泊避难。
抗日战争胜利之后，安阳县参议员、古物保存委员会主任陈子明对大鼎之事素有所闻，早已垂涎三尺。他得知日伪时期曾任总督学的吴延年是大鼎的股东之一，便将其逮捕缉拿，严刑拷打，吴延年挨刑不过，供出了大鼎的下落。1946年7月11日夤夜，陈子明联合安阳县县长姚法圃，派人来到吴家将鼎掘出，又派人到吴希增家中强行夺走了那只折断的鼎耳。同年10月，恰逢蒋介石六十大寿，当地政府为了讨好蒋介石，将后母戊大鼎作为寿礼运送至南京。蒋介石参观后甚喜，下令交中央博物院筹备处保存。后来，文物修复专家根据那只断耳，又补铸了一只鼎耳，终于恢复了宝鼎的原貌。1948年5月底至6月初，中央博物院筹备处与故宫博物院在南京联合举办大型展览，后母戊大鼎首次公开展出，在社会上引起轰动，蒋介石亲临参观并在鼎前留影。1949年，国民党政权溃逃台湾，本想将后母戊鼎也一并运走，无奈大鼎体量过大，无法登机，只得将其留在了南京。1959年，中国历史博物馆在北京的天安门广场东侧建成，后母戊鼎作为通史陈列的重要展品落户京城，从此宝鼎有了最终的归宿，成为中国历史博物馆的镇馆之宝。
后母戊鼎作为重要的文物有很多方面值得人们研究探索，它背后的文化之谜也吸引着人们的探求。为了弄清出土后母戊鼎的大墓的情况，根据发现者吴培文等人的指认，1984年9月至12月，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所对侯家庄西北岗殷王陵东区进行了科学发掘，发掘出编号为M260的一座商代大墓。尽管此墓被多次盗扰，随葬品基本被盗空，但是考古工作者根据残存的白陶簋等遗物，判断出该墓的年代为殷墟二期，即商代晚期的商王武丁后期至其子祖庚、祖甲时期，这就为大鼎的断代提供了科学的依据。这一时期正是殷商国力最强盛的时期，富庶雄厚的实力是铸造大鼎的物质条件。经过专家研究，后母戊鼎是采用传统的范铸法一次性整体浑铸出来的。范铸法是中国古代青铜器铸造常用的方法，先用陶土塑模，然后翻范，范做好后，把内范和外范组合成大鼎铸型，中间留出用于浇铸铜液的器壁缝隙。由于后母戊鼎体量巨大，所以铸造时不能按照一般青铜器在地面上进行，而是要先在地上挖一个大型铸坑，大鼎模具的口朝下，有浇注口的鼎足在上，众人配合作业将数个大型坩埚里的铜液同时浇注进浇口。后母戊鼎反映了商代成熟的青铜器制造技术，代表了我国古代先进高超的科技水平。
当时能有如此非凡力量完成铸鼎之人非商王莫属，后母戊鼎被公认为是王室重器，那么它属于哪一位商王，就要从鼎内的铭文中寻找答案了。后母戊鼎的得名，源自其腹部内壁铸有“后母戊”三字铭文。关于“后母戊”三字的解释，学术界也是存在纷争的：有的学者认为这第一个字是“司”字，是“祠”字的省略写法，与“祀”字通假，是祭祀的意思，“母”代表母亲，“戊”是商王配偶的庙号（即死后在宗庙里的称号）。在商王直系的法定配偶中，大丁、武丁、祖甲、武乙的配偶庙号都是妣戊，从时代上看，这里的“母戊”应该是武丁的配偶，所以铭文的意思是武丁的儿子祖庚或祖甲（二人为兄弟）为祭祀母亲妣戊所做之鼎。“司母戊”是一个动宾结构的词语，这种解释流行了很长时间，人们也一直称呼其为“司母戊大方鼎”。但是也有人认为，这个“司”字是“后”字的反文，“后”即“姤”，表示君主的配偶，铭文记载的就是商王配偶的庙号。据此观点，2011年中国国家博物馆将“司母戊”鼎的名称改换成了如今的“后母戊”鼎。还有的学者通过研究认为，其铭文不应为三字，而是两个字，“母”不是一个独立的字，更不当母亲讲，它应该是女字旁，作为“司”字的部首，所以“司母戊”应该为“妸戊”，“妸”字与“姒”字通假，代表商王配偶的尊称。按照这种解释，这件大鼎应该叫“戊鼎”。对铭文认知的分歧，更为大鼎增添了一丝神秘色彩。
后母戊鼎还有一处值得注意的文化特征，那就是它鼎耳外侧的纹饰图案蕴青铜面具的秘密藏着的历史内涵。鼎耳外侧的纹饰是两只卧虎对视，口中含一人头像，人像面带淡淡的微笑，表情恬静。这种“虎食人”的纹饰、造型在商周时期的青铜器上屡见不鲜：著名的日本泉屋博古馆、法国巴黎塞努斯基博物馆所藏的虎食人卣就是一人呈踞坐状态，被张着獠牙大口的老虎怀抱其中；安徽阜南、四川三星堆出土的虎龙铜尊上面也有置于虎口之下的人形。这些“虎食人”的纹饰旧时被认为是奴隶社会中低贱的奴隶丧命虎口、悲惨命运的体现，是残忍的人牲仪式的艺术化见证。这种看法显然是受意识形态的影响。其实从被食者安逸的表情甚至莞尔的神情就可以推翻这种带有血腥残暴色彩的结论。后来随着学者研究视野的拓展，对这种“虎食人”的题材有了新的认识，多数学者认为这种纹饰是原始萨满仪式的孑遗，其中的人形可能是正在舞蹈或作法的巫师，巫师身披虎皮或借助虎形的道具施展法术，进入人虎合一的状态，通神灵、达天界。这种以文化人类学研究视角得出的见解越来越得到更多人的认同。
后母戊鼎现在矗立在中国国家博物馆的展厅里，它那雄伟壮阔的身姿，威严庄重的气质，吸引着无数参观者驻足瞻仰，它背后的传奇经历等待更多的人去聆听，它所蕴含的丰富而神秘的历史文化等待更多的人去探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