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习中国图书馆史，不能不知道张元济；读张元济，可以知道图书馆事业的创业之艰巨，守成之不易。
由张家涉园的毁灭，萌发创办图书馆
浙江海盐张家为本地名门望族，张家涉园以藏书、刻书名扬江浙。张元济继承了涉园的精神，但未能得传涉园的藏书。他后来收藏的每部珍贵图书都是经过千辛万苦觅得。凡是张家先人的遗著，只要发现书扉上钤有涉园印记的旧藏，便不惜重金购置。
张元济还都写有跋语，如：“是书为涉园旧藏，有咏川公印记。丁巳仲秋，京师镜古堂携示傅沅叔同年。沅叔知为余家故物，出资二十四元为余收回，意至可感。昨日邮到，书此记幸。”（1917年9月21日记）“此为涉园旧藏，卷端有鲁良公、芷斋公印记。蝉隐庐主人罗子敬兄为余收得，费银币三十元。书为嘉靖刊本，颇不易得。鲁良公印记，又极罕见，甚可宝也。”（1917年11月11日记）
近代先进的知识分子鼓吹“教育救国”、“科学救国”，其中一个文化思维就是启发民智；启发民智的一大措施就是办图书馆。所以旧中国也出现不少同人图书馆，他们很注意教育民众。在这里知识群阅书有宾至如归的感觉，服务质量是不错的。张元济也贯彻了这种思想，先后创办了通艺学堂图书馆、合众图书馆。
近代中国第一个图书馆的创办人
张元济在北京任文书主事时，积极参加康有为等的变法运动，1887年，就和陈昭常、张荫棠、何藻翔集资创办西学堂（后改名通艺学堂），学堂内设有图书馆。由于西学东渐的冲撞，他的思路跳出了传统藏书楼的框架，加强了图书馆的流通功能。
他参照欧美图书馆，制订了图书馆章程及阅报处章程。章程规定：“本馆专藏中外各种有用图书，凡在堂同学及在外同志均可随时入馆观览。”“在外同志愿来馆读书者，应请同学作保，再由本馆赠一凭单。凡得有凭单者，本堂一律优待。”这份章程所提到的图书馆藏书对外开放，以及举办读者讲座等等，在近代中国是一个创举。
按，“图书馆”专用名词，一说最早是梁启超提出的，但也有说源自“通艺学堂图书馆”。通艺学堂图书馆颇有影响。当时光绪帝也曾多次开列书单交总理衙门办购新书，每次都由张元济为之访求，“以箧中所有”和向知友乞借凑集进呈光绪帝。皇帝要向图书馆借书，这是史无前例的非常之举，张元济曾有诗为记：“天禄石渠非所眷，喜从海客听瀛谈。丹毫不厌频挥翰，诏进新书日再三。”
百日维新流产后，通艺学堂连同图书馆一起移交给京师大学堂。由他创办的图书馆，即近代中国第一个图书馆消失了。
创办涵芬楼和东方图书馆
1903年，张元济在上海应邀出任商务印书馆编译所所长。翌年，他便开始筹建编译所图书资料室。当时的商务印书馆主要是编译出版西方社会科学哲学名著，以后随着清廷废除科举，又推出各种中小学堂教科书，因此资料室要收藏各种文字的图书。
张元济对编译所藏书有一个全方位的设计。他自称为购置藏书，“求之坊肆，丐之藏家，近走两京，远驰域外”，目的是要囊括国内大藏书楼的珍本善本。为此，他先后购置绍兴徐树兰熔经铸史斋50余橱藏书，购入长洲蒋氏秦汉十印斋藏书、广东丰顺丁氏持静斋和清宗室盛氏意园部分藏书，又赴太仓收进顾氏謏闻斋藏书。此中有不少珍本，如宋人江少虞《宋朝事实类苑》、《大宋宣和遗事》。1909年，资料室改名为涵芬楼。
商务印书馆事业的发达，大量西学东渐之书得以出版，也激励着富有敬业精神的张元济。四十三岁的张元济于1910年作了为期半年的欧洲访问，先后到巴黎和大英博物院图书馆，目的是观看所藏中国敦煌古书。张元济看得很仔细。他后来在《少年杂志》撰文向少年朋友介绍他的环球之行：“在法国，伯希和邀我到图书馆内去看。他们看得这些古书很慎重，不轻易许人去看的。我见敦煌来的古书，用一个木匣，挨近藏着，其余没有理清的，还堆在桌上，我没见过。记得有一种唐人写的《论语》，翻阅几遍，和现在的本子没有不同，可惜没有工夫细看，看也看不得许多。我已经和伯希和商量停妥，陆续拍了相，寄回中国，将来要设法印出来，请大家赏鉴。”在大英博物院图书馆，他见到被斯坦因盗去的敦煌秘籍，“其珍密一如法人”，无从抄存目录。后经过协商，英方才同意四部书将来可影印。
欧洲之行，张元济带回来的不仅有拍摄中国文物、图书档案的大量胶卷，更有满腔爱国情愫。弱国是要挨打的，这更促使他宏扬文化，开发图书馆。张元济早在1911年时就提出：“本馆善本书目请用小册子速抄，拟添购旧书免重出，并示藏书家之用。愈快愈好。”后编印了《涵芬楼古今文钞》。
张元济还着重搜集了各省县方志。他认为：“地方志虽不在善本之列，然其间珍贵之记述，恐有比善本犹重者。”他搜集地方志一是为编辑各种专科辞典的需要，更重要的是为了制止帝国主义对我国方志的掠夺。他说：“事关国脉，士与有责。”因此，当他得知醑宋楼藏书连同地方志将出售给日本人时，即与商务商量；他曾两次亲到湖州，欲看醑宋楼藏书，均被托词拒绝，此批书最终仍被日本购得。他“悔之无及，每一思之，为之心痛。”以后，他一直在上海觅购方志，并要求各地分支馆协助访购或借抄。至1926年，涵芬楼所藏地方志已有2600余种、25600余册。
张元济倡议，在公司专辟一问图书阅览室，又称陈列室，陈列全部本版图书及仪器标本、模型，读者要看什么书，可向招待员索取。因为有良好的基础，加上原有的书籍、楼房、人员等必备条件，东方图书馆脱颖而出，自在意料之中。张元济只是又一次作出了聪明的决策。1926年，商务印书馆成立三十周年馆庆之际，由他提倡将新建楼命名为“东方图书馆”，善本书藏于该馆三楼，仍名“涵芬楼”。
在张元济和同侪的努力下，涵芬楼和东方图书馆的藏书迅速增加，至1932年“一·二八”事变前，藏书已达463000余册，其中善本古籍3700余种、35000余册，全国地方志2600余种、15000余册，以及15世纪前印的西洋古籍多卷珍本、中外报章杂志、各种照片等。
1927年，东方图书馆正式开放，翌年开办了图书馆讲习所，1930年增设儿童图书馆，以后又倡议设立流动图书馆，携带图书赴浙江、江苏各县、镇，供公共机关陈列、展览，并随地调查社会教育状况。
1928年10月至11月，张元济东渡扶桑观书。他先后在东京、京都等地看静嘉堂文库、宫内省图书寮、内阁文库、私立东洋文库、帝国大学图书馆，还应邀参观了京都东福寺藏书及几家私人藏书，感觉琳琅满目，美不胜收。期间，每个图书馆各阅览三、四日。日本之行结束，他带回了宫内寮（6种）、内阁文库（28种）、东洋文库（2种）、静嘉堂文库（9种）善本的影印底片。
七十三岁再办合众图书馆
合众图书馆创建于敌伪侵占上海时期。张元济目睹“沪上迭遭兵燹，图书馆被毁者多”，私人藏书因战乱而大量流失，便与叶景葵等商议发起创办合众图书馆。由张元济任筹委会主任，函请在燕京大学图书馆工作的顾廷龙主持馆务。创办意见书宣称：“抗战以来，全国图书馆或呈停顿，或已分散，或罹劫灰。私家藏书亦多流亡，岂不大可惜哉！本馆创办于此时，即应负起保存固有文化之责任。”
在商购书市上，张元济提出：“原则上以收购‘藏书家’之书为主。未出者，拟劝其不售出。不能不出售者，则拟收购之，决不听任其分散零售或流落国外。玉海堂、群碧楼二家，当先收下。”并表示，自今以后，江南文献我们必为国家保留之。
1941年合众图书馆馆址落成。以叶景葵所赠全部藏书为基础，以其顾祖禹手稿本《读史方舆纪要》为镇库书。后又收藏了蒋抑卮、李拔可、陈叔通、叶恭绰、胡朴安、顾颉刚、潘景郑等所捐藏书，这批藏书达22万册，“其中名人稿本及名校精抄，不亚于‘东方’所藏”。
同年，张元济共捐赠合众图书馆历年收藏的旧嘉兴府先哲遗著476部1822册；寄赠（后作永远捐赠）海盐先哲遗著355部1115册，张氏先世著述及刊印评校藏之书104部856册、石墨图卷等。这批地方文献对研究社会文化发展极有史料价值。
1950年，张元济主持《涵芬楼烬余书录》，由顾廷龙协助整理，翌年出版。他并代表商务印书馆将涵芬楼所藏的《永乐大典》21册捐献给国家，还将《涵芬楼烬余书录》赠陈毅市长。陈毅即复信嘉奖。1953年，张元济主持的董事会议决，将合众图书馆捐献与国家。这就是后来更名的“上海历史文献图书馆”。为了纪念他与图书馆事业的贡献，1987年5月8日，在张元济的家乡浙江海盐武原镇建立了“张元济图书馆”。
（上海社会科学院朱守芬）
链接1930年，张元济开始把各种善本残缺不全的“二十四史”，彼此补缀成一完整版本。他说此书有如僧服“百衲衣”一样。后就为其书取名《百衲本二十四史》。
余思1．张元济为商务印书馆编译所资料室取名为“涵芬楼”，你知道“涵芬”二字的含义吗？
2．毁于“一·二八”事件的东方图书馆旧址今在何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