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甲进士入翰林
嘉靖二十六年（1547年），23岁的张居正赴京参加会试。他寒窗苦读20年，经过发奋努力终于金榜题名，不仅中了二甲进士，而且成功通过殿试，被选入翰林院为庶吉士。
张居正进入庶吉馆，当时的庶吉馆就相当于现在的中央党校，是专门为国家培养后备官员，选拔高级政治人才的场所。虽说庶吉士在当时顶多算是个九品官，没有什么实际权力，但经过三年的培训，就可能被点为翰林。按明代的官制，翰林院只是一个五品衙门，但其政治上的特殊性和重要性，绝非其他同级部门所能比肩的明代翰林院是朝廷考议制度、详正文书、咨议政事的职官机构，翰林官员的主要活动多为朝廷日常性工作，如从事诰敕起草、史书纂修、经筵侍讲等。而这些工作经历对翰林官员积累政治经验、增广知识、扩大视野有着重要的作用，更是为入阁辅弼积累一定的政治素养，是入阁之前的必经之路。所以说，进入翰林院就意味着光明的仕途与前景。明代中期以来，内阁基本上都来自于翰林官员，以至当时有“非进士不入翰林，非翰林不入内阁”的说法。《明史·选举志》就曾这样写道：“成祖初年，内阁七人，非翰林者居其半。翰林纂修，亦诸色参用。自天顺二年，李贤奏定纂修专选进士。由是非进士不入翰林，非翰林不入内阁，南、北礼部尚书、侍郎及吏部右侍郎，非翰林不任。而庶吉士始进之时，已群目为储相。通计明一代宰辅一百七十余人，由翰林者十九。盖科举视前代为盛，翰林之盛则前代所绝无也。”
年轻的张居正从此踏上了自己的仕途，他觉得总算有实现自己远大政治抱负的机会了，一片光明的前途使他感到十分兴奋。但另一方面，因为深知官场的种种险恶，张居正一直保持着高度的警惕性，从来不敢有丝毫的松懈，做事总是小心谨慎，待人也都个个尊敬有加，对谁都和和气气。虽然是血气方刚的年轻人，但为了明哲保身，面对官场的风起云涌，他还是选择了静观其变。
和其他的利益场一样，明代末期官场的政治斗争极其残酷。张居正刚刚步入翰林院，就遇到夏言和严嵩的斗争。当时，夏言是内阁首辅，严嵩是次辅。
明代的内阁自成祖朱棣以后，就逐渐演变为政治枢纽。整个内阁表面上只是皇帝的秘书厅，内阁的大学士不过就是皇帝的秘书，内阁的首辅顶多算是个秘书厅主任。但由于皇帝的一切诏谕都由首辅一人拟稿，位极人臣，可谓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次辅觊觎首辅的地位是很自然的。
说到内阁，说到政治，说到竞争，就不得不提当时的最高统治者嘉靖皇帝。正德皇帝没有子嗣，将来谁继承王位成了一个问题。所有大臣在各地王府考察了一番，认定湖北钟祥的兴王朱厚熜是最佳的皇位继承者。于是，这兴王就捡了个大便宜，离开了他的兴王府，来到了北京，半路接班成了皇帝。当了皇帝后，嘉靖为了光耀门楣，想要给予自己早已去世的父亲一个比较合适的称号，便决定把自己的父亲称为兴献帝，把上一任皇帝称为先皇帝。可大臣们都觉得这不符合朝廷的礼法，拒绝了这个“过继”的皇帝的要求。就在君臣双方争执不下的时候，夏言挺身而出，极力支持嘉靖皇帝的做法，帮助嘉靖达成了心愿。这件事使夏言赢得了嘉靖的好感，顺利地得到了重用。之后，他在仕途上一直平步青云，最后当上了内阁首辅。
夏言担任内阁首辅后，工作也算是尽职尽责。可是，他有个致命的毛病，就是傲气十足。夏言在官场中的傲气不仅得罪了本来就很强势的嘉靖，也得罪了不少同僚。而严嵩恰恰相反，他是个毫无傲气，也无骨气的人，整个就是一副奴才相。但他的“好脾气”还真的为他带来了“好运气”。嘉靖喜欢道教，喜欢青词，严嵩就投其所好，博得皇帝的欣赏。严嵩一天到晚就是研究青词的写作，写得一手漂亮的青词，并因此爬了上来，成为内阁次辅。
像夏言如此傲气的人当然看不起严嵩，根本没把他放在眼里。可在严嵩看来，夏言可是一个不得不除去的眼中钉，不仅因为夏言曾经在政坛上三起三落，可每一次官复原职后都在严嵩之上，而且平时在工作中也总是“直陵嵩，出其土，凡所批答，略不顾嵩”，非常鄙视严嵩，根本不考虑他的想法。但是，严嵩是个明白人，虽然很想扳倒夏言，但还是表现得很低调。
严嵩利用同乡关系，想方设法讨好夏言。他对夏言毕恭毕敬，察言观色，处处迎合他的意思。有一次，严嵩准备了酒宴，亲自去请夏言。夏言根本没把这个同乡放在眼里，找了个借口推掉了。严嵩却极为谦恭，他跪在堂前一遍又一遍高声朗读自己带去的请柬。
表面上，严嵩对夏言还是言听计从，但背地里早已开始了“反攻之计”。他知道，想要整垮夏言，必须先从皇帝下手。所以，他就开始离间夏言和嘉靖之间的关系。
嘉靖皇帝迷信道教，有一次，他命人制作了五顶香叶冠，赐给几位宠臣。第二天，严嵩就把香叶冠戴在头上来上朝了，外面还郑重地罩上轻纱，以示尊重。
嘉靖看了很高兴，就问夏言：“爱卿，你的呢？”
夏言一向反对迷信，不肯接受，就直接回答：“堂堂的内阁大臣怎么能在朝廷之上戴那种东西，成何体统！也就只有像严大人那种人才会喜欢戴吧！”
嘉靖心里虽然很不满意，但当着那么多大臣的面，也就没有说什么。可是，“细心”的严嵩怎么会放过这么好的一个机会。在下朝后，他就单独找皇帝“哭诉”，说夏言平时总是盛气凌人，根本就不把他们这些下属放在眼里，今天在朝上嘲笑他戴这个“荷叶绿帽子”已经算是给自己面子了。嘉靖听后，心里更不是滋味，对夏言也愈加不满。
又有一次，夏言随皇帝出巡，没有按时值班，惹得皇帝大怒。按规定，大臣值班都必须乘马车，而夏言却不守规定，很不给嘉靖面子。严嵩一看时机成熟，一改往日的谦卑，勾结皇帝宠幸的一个道士，在皇帝面前添油加醋地说了夏言很多坏话。嘉靖一怒之下，罢免了夏言的官职，令严嵩取而代之。
后来，内阁中只剩下严嵩一人，皇帝也觉察到严嵩专权。于是，再度起用夏言，而且位在严嵩之上。夏言复职后，把严嵩撇在一边，什么事都自己做主。严嵩表面上不动声色，从不提意见，暗地里却收买皇帝身边的太监，让他不时地在皇帝面前揭夏言的短处，同时也不露痕迹地说严嵩的好话。
终于，严嵩抓住一个机会。嘉靖二十五年（1546年），北方蒙古遗部鞑靼部落侵入河套地区，不断扰乱北方边关。次年，被夏言一手提拔上来的陕西总督曾铣上疏力主收复河套，得到皇帝赞赏。但明朝自英宗以来已经被蒙古人打怕了，嘉靖觉得没有把握，始终犹豫不定。夏言对皇帝的反复无常不知如何是好，干脆上表请皇帝自己裁决，把难题甩给皇帝，使嘉靖很生气。而严嵩则通过太监里的内应了解到嘉靖不敢下收复河套的决心，极力宣扬河套不可收复，并乘机攻击夏言专权，使皇帝大为愤怒。严嵩可不愿放过这个机会，他必须“斩草除根”。他到处散布流言，说夏言离朝时心怀不满，又造谣说夏言收了曾铣的贿赂，要借收复河套谋取私利，从而陷国家于危机之中。流言说得有鼻子有眼，不由皇帝不信。
到了嘉靖二十七年（1548年），曾铣因误国、通敌、贪污等罪名被抓，当夏言得到这个消息时，终于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也意识到自己中了严嵩的奸计，可一切都太晚了。夏言先是被嘉靖免除了所有职务，后来又以误国罪给处死了。
从此，严嵩稳坐首辅之座达15年之久，再也没有人能和他分庭抗礼。这场政治斗争对刚刚进入官场的张居正是个不小的震撼。可是，他一个小小的庶吉士，根本没有发言的权利。他渴望有一天自己也能坐在首辅的位置上，拥有说话的权利，实现自己的政治目标，但那是一条很长很长的路。
按照明朝的常规，只要是考中了二甲进士，就可以担任编修的职务。因此，经过三年的庶吉士的“实习”生活，张居正被任命为正七品的翰林院编修。他的仕途开始了第一个转折，虽然这个职位距离自己的梦想还有很长的距离。
编修是个清闲的职位，但张居正并没有像其他的同僚忙于为仕途奔竞趋迎，更没有沉醉在歌台舞榭和吟风弄月中，他从进入翰林院的第一天，就开始不断学习、不断积累、不断思考。在官场的纷争中，张居正依然是冷眼观察，他闭门谢客，除了编著史书，便整日攻读历朝典章制度，默默潜求救国兴邦之道。他深为大盗为群、贪风不止、民怨日深的局势感到忧愁，更为当朝的世宗皇帝不务政事，听凭误国害民的首辅严嵩胡作非为感到无奈。
虽然对严嵩没什么好感，但碍于是自己的顶头上司，为了仕途的发展，张居正对严嵩还是相当尊重。这也不能责怪张居正，作为新进官场的年轻官员，和上司搞好关系是自然而且是必需的。张居正靠着一支笔、一手漂亮的文章，赢得了严嵩的欣赏，虽然没有得到重用，但严嵩对他还是很友好的。在张居正的《张太岳集》中就有不少为严嵩父子写的赞美诗，有的是为了严嵩的生日庆贺，有的是过节的时候写的庆贺诗文，还有一些是代严嵩写的上奏朝廷的贺表。这些文章拉近了张居正和严嵩的关系，使得他在残酷的官场中可以明哲保身，这不能不说是张居正正确的为官之道。
虽然张居正向严嵩伸出了友好的政治触角，可这并不代表就此加入了严嵩的政治阵营。他虽然不了解严嵩，但从骨子里感觉自己不能跟严嵩靠得太近。可是，身在官场，要想有所作为，就一定不能孤立无援，没有立场。所以，此时的张居正真正开始意识到官场的复杂，但又不得不参与其中。面对严嵩与徐阶两大政治集团，他的选择显得异常艰难，也异常重要。
徐阶，字子升，松江华亭人，在当时担任礼部尚书，因为擅长替嘉靖写青词，很受嘉靖的重视和喜欢，成为朝政中的一匹“黑马”。而且徐阶是张居正名副其实的老师，对他也非常欣赏，最重要的是徐阶为人正直，一心为国。虽然在当时徐阶的权势远不及严嵩，但张居正仍然觉得老师那里才是自己的发展方向，于是选择了徐阶作为自己的靠山。
张居正不凡的气度和行动能力以及过人的才华，深深打动了徐阶，并得到徐阶的着力培养。在与严嵩的斗争中，徐阶一直全力保护张居正，不让他到前台与严嵩集团直接冲突，以免成为马前卒而很快牺牲。除此之外，徐阶还把自己多年的政治经验尽心地传授给张居正，尤其在扳倒严嵩的过程中，教会了张居正很多东西。
张居正在加入徐阶的政治阵营后，细心学习徐阶的政治智慧，又以一种接触的艺术保持着跟严嵩的关系。他在徐阶和严嵩之间走钢丝，走得是一帆风顺，一方面徐阶把他视为自己的接班人，另一方面严嵩也很器重他，这使得张居正在政坛中迅速突显出来，成为谁都喜爱的“大红人”。
《论时政疏》初显远见卓识
进入翰林院的张居正，虽然位居闲职，但时刻没有忘记自己的政治理想。作为一个有着远大抱负、心怀天下的年轻人，他渴望能在仕途上有一番作为。但当时他苦于自己只是一个微不足道的新科进士，在政治上没有地位，只能一面心忧天下，一面等待时机报效国家。可是，当时嘉靖皇帝在巩固了自己的政治地位后，就开始醉心于享乐，一心沉迷于道教，张居正对此非常担心。无论是为了国家，还是为了自己，张居正都感到很有必要让皇帝和严嵩看到自己的才华。所以，他决定上疏，提出自己的改革主张。
张居正知道在当时上疏指责朝廷要冒很大的风险，不仅可能丢了刚戴上去的乌纱帽，严重的话可能还会丢了自己的性命。嘉靖王朝著名的“三杨事件”不得不让张居正感到担忧。皇帝迷恋修道炼丹，不上朝已有八九年之久，把一个方士陶仲文封成“神霄保国宣教高士”，捧到监国的位置，整日与之谈玄说道。在这以前，有不少敢言直谏之士多次上疏规劝，却都受到惩治。嘉靖十一年（1532年），翰林院编修杨名上疏称“自古祷词无验”，劝告皇帝迷途知返，结果遭到流放。嘉靖十九年（1540年），世宗听信道士的谗言，打算让太子监国，以便能让自己脱离枯燥的政务，专心修炼长生不老的仙丹。当时，满朝文武都大为震惊，但谁也不敢站出来劝阻。这时候，太仆卿杨最站出来，斗胆上疏反对皇上这个不符礼仪的要求。他说：“天子与长生，不可两得。”结果，世宗在盛怒之下，当场就把他处死了。再加上杨爵，因为上疏指责皇帝整日修建斋醮，常年不上朝，被嘉靖帝投进监狱，饱受酷刑折磨。
即使可能遭遇不测，但年轻的张居正还是决定为了国家，为了自己的梦想努力一次，他决定向皇帝上疏表示自己的政治改革的主张。不过，为了避免走上前人的悲惨道路，他在奏疏中还是为自己留了一条后路，这也是他的明智之处。
比较张居正与“三杨”的上疏不难发现，张居正确实不愧为天才的政治家，他既有政治家的眼光，也有政治家的谋略和技巧。“三杨”都以斥责皇帝迷信道教、宠信道士为目标，犯了投鼠忌器的大忌。在皇帝看来，这无异于指桑骂槐，又怎能不触怒龙颜？聪明的张居正却避开了对道士的正面攻击，只是从群臣百僚仰望皇帝的清光说起，着重说明的是，在上下悬隔的状态中，怎样做到清扫壅阏，使君臣上下沟通，且开宗明义地指出“明主不恶危切之言以立名”，明君都以听取谏言而流芳百世，并称颂当今皇帝的功德，上追唐虞，近配列宗，自成祖以后，没有哪一朝能超过嘉靖，把皇帝视为能听取直谏的明主。这一歌功颂德的辞令，用在进谏的开头，首先就赢得了皇帝的欢心。张居正善于揣摩人意，他既能把正话反说，也能把反话正说。明明是俺答来犯、倭寇骚扰、佛郎机侵犯漳州、外患频繁，张居正在奏疏中却说成“四夷未宾”，既满足了皇帝的虚荣心，又使君主不得不正视这一现实。在列举的时弊中，他将“宗室骄恣”放在第一位。明朝是高度集权的王朝，中央对地方有绝对的钳制力量，宗藩并不足以构成对中央王权的威胁。但是，宗藩是最有资格分享王权的皇亲国戚，在中央与地方、集权与分权的矛盾中，宗藩势力的膨胀往往成为当朝君主的心腹之患。
因为他明白，不在高位，纵使才可经天纬地也无济于事。只有等到自己掌握了权力，才可能实现一生的抱负。
但通过几年的冷眼观察，他对朝廷的政治腐败和边防废弛有了直观的认识。为此，嘉靖二十八年（1549年），在夏言和严嵩争斗内阁首辅的时候，他写了一篇著名的文章——《论时政疏》。这篇文章把当时国家政治危机的几个方面分析得头头是道，体现出这个二十多岁的年轻官员敏锐的政治眼光和突出的政治天赋。
《论时政疏》是张居正改革的理论基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