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位者不能深思熟虑、缺乏远见，这是谋士们需要极力强谏的。因为社会人生犬牙交错，吉凶福祸相辅相承。精于世故的人，考虑问题宁可复杂些，而不可流于肤浅。因此，辑有《远见卓识的智囊》一辑。
杯酒释兵权
宋太祖被部下“黄袍加身”即位后不到半年，就有两个节度使起兵反对宋朝的统治。为了这件事，宋太祖亲自出征，费了很大劲儿，才把他们平定。
有一次，他单独找赵普谈话，问他：“自从唐朝末年以来，换了五个朝代，连年征战，不知道死了多少老百姓。这到底是为什么呢？”
赵普说：“道理很简单。这是由于节度使的权力太大，君主软弱而臣下太强，现在只要稍微削夺一点他们的权力，把钱粮控制起来，收回他们麾下的精兵，天下自然就平静下来了。”
宋太祖连连点头，赞赏赵普说得好。赵普又对宋太祖说：“禁军大将石守信、王审琦两人，兵权太大，还是把他们调离禁军为好。”
宋太祖说：“你放心，这两人是我的老朋友，而且，我能够登上帝位全靠了他们，他们不会反对我。”
赵普说：“我并不担心他们叛变。但据我看来，这两个人没有统帅的才能，管不住下面的将士。有朝一日，下面的人闹起事来，也把黄袍披在他们身上，怕他们也身不由主呀！”
宋太祖敲敲自己的额角说：“亏得你提醒一下。”
过了几天，宋太祖在宫里举行宴会，请石守信、王审琦等几位老将喝酒。
酒过几巡，宋太祖命令在旁侍候的太监退出。他拿起一杯酒，先请大家干了杯，说：“我要不是有你们帮助，也不会有现在这个地位。但是你们哪儿知道，做皇帝也有很大难处，还不如做个节度使自在。不瞒各位说，这一年来，我就没有一夜睡过安稳觉。”
石守信等人听了十分惊奇，连忙问这是什么缘故。宋太祖说：“这还不明白？皇帝这个位子，谁不眼红呀？”
石守信等听出话音来了。大家着了慌，连忙都跪在地上说：“陛下为什么说这样的话？现在天下已经安定了，谁还敢对陛下三心二意？”
宋太祖摇摇头说：“对你们几位我还信不过？只怕你们的部下将士当中，有人贪图富贵，把黄袍披在你们身上。你们想不干，能行吗？”
石守信等听到这里，感到大祸临头，连连磕头，含着眼泪说：“我们都是粗人，没想到这一点，请陛下指引一条出路。”
宋太祖说：“我替你们着想，你们不如把兵权交出来，到地方上去做个闲官，买点田产房屋，给子孙留点家业，快快活活度个晚年。我和你们结为亲家，彼此毫无猜疑，不是更好吗？”
石守信等齐声说：“陛下想得太周到啦！”
酒席一散，大家各自回家。第二天上朝，每人都递上一份奏章，说自己年老多病，请求辞职。宋太祖马上照准，收回他们的兵权，赏给他们一大笔财物，打发他们到各地去做节度使。
过了一段时期，又有一些节度使到京城来朝见。宋太祖在御花园举行宴会。太祖说：“你们都是国家老臣，现在藩镇的事务那么繁忙，还要你们干这种苦差，我真过意不去！”
有个乖巧的节度使马上接口说：“我本来没什么功劳，留在这个位子上也不合适，希望陛下让我告老回乡。”
也有个节度使不知趣，唠唠叼叼地把自己的经历夸说了一番，说自己立过多少多少功劳。宋太祖听了，直皱眉头，说：“这都是陈年老账了，还提这些干什么？”
第二天，宋太祖把这些节度使的兵权全部解除了。
宋太祖收回地方将领的兵权以后，建立了新的军事制度，从地方军队挑选出精兵，编成禁军，由皇帝直接控制；各地行政长官也由朝廷委派。通过这些措施，新建立的北宋王朝开始稳定下来。
有人认为宋朝的衰弱是由于削夺了节度使的权力。实际上，藩镇的强大不等于宋朝的强大，强大中央，弱化地方，这是立国之根本。200多年来的弊端，宋太祖在谈笑间就革除了，直到宋朝灭亡之时，也没有臣属过于强大的忧患，这难道不是改天换地的手段吗？如果宋朝君臣不苟且偷生，力主与金议和，那么凭寇准、李钢和赵普等人的才气，对付入侵外敌，绰绰有余，宋朝又怎能沦为弱国呢！
智囊
“旁敲侧击”，就是把一些直接说出来的话和直接做的事情，采取迂回的方法，委婉地表达出来或变通实行，以便采取更好的效果。宋太祖杯酒释兵权，就是如此。他通过言语隐晦地表达了自己的担忧，巧妙地解决了政局中的不稳定因素。既避免了君臣之间的矛盾冲突，又加强了中央集权，真可谓一举多得。
生活中的很多事情，尤其涉及到人际关系方面，不必一一说透具体的症结，只需要稍做提示，点到为止，就可以巧妙地得以解决。反之，容易弄巧成拙，失去他本来的意义。因此，有的时候，酒杯和笑容比起拳头更能够解决问题。
王叔文谏太子议政
唐德宗时，王叔文因为擅长下棋而被任命为太子侍读。有一次，王叔文在侍奉太子下棋时，议论起政事，谈到宫市中的弊端，太子说：“我也正想将此事上奏圣上。”大家都称赞太子这一想法，唯独王叔文什么也没说。等到大家告退后，太子留下王叔文问其原委。王叔文回答说：“太子的职责是侍奉皇帝饮食起居，早晚问安，不宜谈论宫外之事；皇上在位久了，如果疑心太子是在收拢人心，您又怎么辩解呢？”太子听了这话后大吃一惊，哭着说：“如果不是先生教导，我怎会知道这些道理！”从此之后，太子对王叔文便十分宠幸。
王叔文虽然是个奸险的小人，但这番议论却是堂堂正正的。
智囊
能成大事的人，贵在目标与行为的选择。如果事无巨信，事必躬亲，必然陷入茫茫碌碌之中，成为碌碌无为的人。所以，一定要舍弃一些事情不做，然后才能成就大事，有所作为。
进言之难，表现在同样事情，不同人去说，或者同一个人向不同人去说，都会有不同的效果。例如古贤人晋见君王，一般都要找君王宠信的人为其引荐，如果举荐的人不是宠信的人，虽然所荐的人贤德，也常常不能见用。今人深明“什么人说什么话”的道理，不在该位，而说处在该位才该说的话，多惹事端。
不处置继迁母
西夏李继迁经常骚扰宋朝的边疆之地。保安军的官员上奏太宗，说他们擒得李继迁的母亲，太宗知道后打算将李母斩首。因为寇准当时任枢密御使，所以太宗单独召他进宫商议该如何处置。寇准退朝时经过宰相府，宰相吕端对寇准说：“圣上是不是告诫你不要把此事告诉我？”寇准说：“没有”。寇准便把皇上处置李继迁之母一事告诉给吕端。吕端问道：“准备怎样处理？”寇准说：“要在保安军北门外予以斩杀，以告诫凶恶的叛逆之徒。”吕端说：“如果这样处理的话，可不是一个好的计策啊！”于是吕端立即进宫向太宗上奏，说：“当初项羽要油烹刘邦之父太公，高祖刘邦还愿能分得一杯肉汤呢。凡能成大事者往往不顾及他的亲人，何况李继迁还是一个狂妄的叛逆之徒呢？陛下今日把他母亲杀了，难道明天一定能擒到李继迁吗？如果不能，不是白白和李继迁结下了怨仇，更加坚定了他的叛逆之心啊！”太宗问道：“既然是这样，依你之言，该如何处置呢？”吕端说：“以微臣之愚见，应当将李继迁之母安置在延州，并派人好好地对待她，以此招来李继迁。李继迁一日不降，终可拴住其心。因为他的母亲在我们手中，生死由我们定夺。”太宗听后拍着大腿高兴地说：“要不是爱卿之言，几乎贻误了我的大事。”
此后，李继迁的母亲被安置在延州，直到去世。李继迁死后，他的儿子竟向宋朝称臣纳贡。
后世遵循了吕端的建议，就有鞑靼酋长俺答的纳贡归降；如果违背了这一建议，则出现了努尔哈赤的反叛。
智囊
吕端以用心为上的思想瓦解了判军的斗志，史书上说：“吕端大事不糊涂。”
其实岂止是大事不糊涂，他还有宽阔的胸襟，这是干大事的人所必备的素质。所谓“水至清则无鱼，人至察则无徒”。水太清澈了，清澈到像游泳池里的水一样，那是没有鱼儿能够在里面生存的；人太明察，太苛刻了，苛刻到像眼睛揉不进沙子一样，那时没有人愿意跟随你的。俗话说：“金无足赤，人无完人。”其实也是这个道理。
在中国历史上有许多“宽则得众”的著名典故和故事，诸如楚庄王绝缨尽欢，孟尝君不杀与自己夫人通奸的门客，汉高祖重用陈平，唐太宗不追究郭子仪的儿子得罪自己，宋太祖宽容受贿的宰相赵普等。而与此相反，因“居上不宽”而自食其果的例子也同样是不胜枚举。因此，居上不宽，是领导者的致命伤，而宽容的肚量则是作为领导者最起码的要求。胸怀开阔，于己于人都有利。在一个开放的自然与社会里，把优势关在一个小圈子里，其优势绝不能长久存在。可见，心胸狭窄，实在是干大事最大的忌讳。
苏颂谏帝莫立契丹王
苏颂二十三岁考中了进士。起初，他做过宿州观察推官、江宁知县、南京留守推官等副职。由于他办事谨慎周密，受到了当时任南京留守的欧阳修的赏识。
宋仁宗时期，苏颂三十四岁的时候，调到京城开封，担任馆阁校勘、集贤校理等官职，负责编定书籍，前后共有九年多时间。苏颂非常珍惜这一难得的机会，发奋读书，不仅博览了秘阁中各种藏书，而且还每天背诵二千言，回家后默写下来，作为自己的藏书，多年如一日，从不间断。通过长期刻苦努力，使他积累了非常渊博的知识，非常熟悉历代的典章制度。
到哲宗元佑年间，苏颂被擢升做刑部尚书、尚书左丞，后来又做了宰相。元佑八年，辞去官职，专门从事《新仪象法要》一书的撰写工作，绍圣三年完成全书。绍圣四年，朝廷又启用苏颂，封官太子少师。宋徽宗建中靖国元年，苏颂就去世了。苏颂在他的一生中，致力于科学研究工作，在药物学和天文学、机械制造学方面取得了杰出的成就。
宋哲宗时期，有一天，边防元帅派种朴进京上奏皇帝，说：“得到间谍的报告，契丹国王阿里骨已经死了，契丹人正为立谁做阿里骨的继承人而作难。契丹大臣赵纯忠，为人谨慎忠诚，我们打算乘契丹还未定王位继承人之时，派数千劲兵，拥戴赵纯忠为契丹国的首领。”宋哲宗召来大臣们商议这件事情。大臣们听了之后，纷纷表示赞同。正当大臣们一个个兴致高涨，已经迫不及待地打算拟圣旨，嘉奖边防元帅的做法时，时任右仆射兼中书门下侍郎的苏颂却力排众议，上奏说：“陛下，现在契丹国的情况究竟如何我们还不清楚，贸然出军，强立他国君主，倘若契丹人拒而不纳，那不是有损我国的尊严吗？还是慢慢观察局势的变化，等到情况明朗以后，再来处置这件事情，也为时不晚啊！”宋哲宗听了之后觉得有道理，一时拿不定主意。一个大臣反驳说：“什么不清楚，奏折上不是写的清清楚楚吗？还有什么值得怀疑的？”苏颂说：“各位我们谁也没有去契丹国看个究竟，就是上奏折的大人也没有看到契丹国的真实情况，而只是听了间谍的报告。间谍的情报有限，况且间谍也不可能清清楚楚地打探到契丹皇室的情况，我们在这种情况下就出兵，太冒险了。皇上，请三思啊！”
苏颂的一席话，使得大臣们纷纷议论，究竟该不该出兵呢？大家一时也没有了主意，苏颂接着说：“陛下，自古有才能的皇帝，在做出决定的时候，都不会没有目的的盲目做出，更不会在没看清事情之前就冒昧下决定。您是一代明君，您应该知道怎么做啊。”最终皇帝还是听从了苏颂的意见，结果证明苏颂的意见是正确的，契丹国内部的情况远不如我们想象的那么简单。
智囊
在我们没有搜集到充分的证据或材料时，千万不要妄自做出判断或结论，虽然有的时候冒险也是一种投资，可以收到意想不到的效果，但是，多数情况下，还是虚心谨慎的好。做任何事情，都要三思而后行。
故事中苏颂就是这样一个人，在没有弄清楚契丹国的真实情况前，决不轻举妄动。这是一个人成功的最基本的一步。
没有耐心，急于出手，看起来似乎是在争取主动，其实是盲目蛮干，吃苦的还是自己。
李沆教旦存忧患
宋真宗刚刚即位，对政事勤勉用心，重用了一批贤臣良将。一时朝野上下风气清明，一片欣欣向荣的景象。当时的丞相李沆辅佐年轻的君主，整日忙得连吃饭的时间都没有了。有一段日子，因为用兵西北的事情，李沆和参知政事王旦经常要很晚才能吃饭。一次，已经快起更了，他们才忙完了当天的决策和军用调度开始吃饭。王旦瞧瞧吃着饭还若有所思的李沆，又瞅瞅眼前的清粥小菜，不禁叹息道：“唉，我们什么时候才能过些悠闲无事的日子呢？当年娴熟的书画诗词都因为政事给丢弃了呢。”正在沉思的李沆听到王旦的抱怨，苦笑一下，微微摇了摇头，对王旦说：“王贤弟切不可忘了‘生于忧患，死于安乐’的古训。多少有点忧患，可以成为警戒。就算是真有一天四方安宁无事，也未见得朝廷还会风平浪静。我死之后，必定由你来出任宰相。朝廷很快就会同敌人和亲，一旦边境无事，风调雨顺些，恐怕皇上就会逐渐生出奢侈之心了。陛下尚且年轻，多些警戒未尝不是好事。”王旦对这番话却不以为然，觉得李沆是小题大做了。
李沆每天都会将各地的水旱灾害、盗贼为乱以及不孝忤逆等等事情一一上报给真宗，真宗听了很不高兴。王旦也觉得拿这些小事来让皇上心烦实在是没有必要，更何况还每次都是这些不美之事，总会有违皇上的心意。王旦多次劝李沆，李沆却自有道理，他说：“皇上年少，应当让他知道四方艰难，这样才会常怀忧惧之心。要不然。正处在血气方刚年纪的皇上，就很有可能误以为天下太平、四时祥瑞，把心思都用在声色犬马上面，或是大兴土木、兴兵打仗、兴建庙宇。我老了，怕是看不到这些了，这都是你日后要担心的事情啊！”
果然李沆死后，真宗认为同契丹已经讲和，西夏也纳贡称臣，于是便封禅泰山，祭祀汾神，大肆建造宫殿，还搜求亡佚的典籍，没有一天闲暇。还任用了一批善于歌功颂德，根本不用心政务的奸佞小人，如王钦若、丁谓之流。王旦看在眼里，却毫无办法。想要进谏，自己已经和这些佞臣同流合污；想要辞官离去，但皇上着实待自己不薄，就这么撒手不管实在于心不忍。处在这样进退两难的境地里，王旦才知道李沆是多么有先见之明。
《左传》中有记载说，晋国、楚国的两国军队在鄢陵相遇，晋国大臣范文子不想和楚国作战，他说：“只有圣人才能作到内外无患，自己不是圣人，外宁必有内忧，为何不放过楚国，把它作为外惧呢？”可晋宁公拒而不听，还是与楚国交锋，并战胜了楚国。回国后，晋宁公日益骄侈，任用佞臣胥童，杀害了三位大臣，最终自己也被匠丽所杀。李沆的话，就是从这件事受到启迪的。
【智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