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邦于是给义帝发丧，全军都穿白色孝服，宣告诸侯，说：“我要统率关中全部大军，编纳三河之地的壮士，沿长江和汉水南下，愿与天下众诸侯共伐杀死义帝之人。”董公此说，实际上就是判断刘邦与项羽谁是谁非的标志。
即后，随何招降英布，郦其食游说齐国，不用一兵一卒，使齐七十余城归反，他们的说法大都与此同出一辙。许庸斋认为，刘邦成就功业，关键是激发了天下所有的能人，张子房虽号称帝师，也未有这一大计。我朝的进士卢廷选，在楚地做按察史，一次突然昏死过去，好久才醒过来，回忆说，他刚才在梦中见项羽在阴界告发刘邦，便给他们评判。高祖刘邦派遣九江王黥布暗杀了义帝，却推罪于项羽，且假意为之发丧，欺骗天下后世之人。卢廷选在汉朝就是九江王黥布。此事也颇为奇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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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其为贼，敌可乃服”，这是一句古训，意思是说，将对手的罪行公布于天下，这样才可以战胜他们。项羽恃勇自傲，将自己摆在了霸王的位置上。董公抓住了项羽这一为天下人所共愤的不义行为，向刘邦献计，最后，不仅使刘邦出师有名，又可与各诸侯组成统一阵线，联合抗敌，变军事上的劣势为优势。
古往今来，社会都非常重视舆论的巨大力量和导向作用。现代社会，广播、电视、报纸、刊物、网络等新闻媒体已成为传播文化、推销商品的主要宣传阵地。然而，“水能载舟，亦能覆舟”。不管什么形式的报道，都必须以争取民心、获得支持为前提。
蔺相如、寇恂不记私仇
赵王从渑池归来，认为蔺相如功劳最大，拜相如为上卿，官位居廉颇之上。廉颇觉得自己功勋卓著，蔺相如仅以口舌之劳，却位居他上，实在难以服气，便对人说：“我如果遇见蔺相如，一定要侮辱他一番。”蔺相如听到后，就不肯与廉颇相见。每天上朝时，蔺相如都假称自己有病，不想和廉颇相争。
有一次，蔺相如外出，远远就看见廉颇，马上叫人驱车避开廉颇。这样，蔺相如的门客们劝谏他，甚至想离开蔺相如而去。蔺相如再三极力劝说他们：“您们认为廉颇比得上秦王吗？”门客们都说：“比不上。”蔺相如又说：“以秦王的威武，我都敢在大庭之上叱责他，并侮辱他的大臣。我虽愚笨，难道还畏惧廉颇将军吗？我所挂念的是，强秦之所以不敢对我赵国用兵，是因为有我二人俱在。如果我二人相斗，势必不会同时生存，我之所以这样做，无非是把国家利益置于首位，个人私仇放在后面。”廉颇听说了这些话，非常惭愧，便赤裸着上身，背负着荆条，由宾客陪着到蔺相如门前请罪。从此以后，他们二人结为生死之交。
东汉时，大将军贾复的部将在颖川杀人，颖川太守寇恂便将此人逮捕归案，并把他处死。贾复认为自己受到了很大的耻辱，后来，贾复的兵路过颖川时，对手下人说：“我要是见到寇恂，必要亲手杀了他。”寇恂得知贾复的预谋后，便有意不与他碰面。寇恂的外甥谷崇此时请求带剑在身边保护寇恂，以防万一。寇恂说：“不必这样。当年蔺相如不畏惧秦王，却屈服于廉颇，他是为了国家的利益才那样做的。”于是命令所属各县要盛情接待，一人可吃两份伙食。寇恂堂堂正正地在途中迎接贾复部队，但接着又假称自己有病在身而返回。贾复想带兵追赶寇恂，可将士们都喝醉了，只好让过寇恂，大军就这样离开了颖川。寇恂派人把真实情况禀告给了光武帝，光武帝把寇恂召进宫中，让他与贾复和好结为朋友，再到颖川去。
汾阳王郭子仪在堂上与李光弼在对拜，想法和蔺相如的一样。寇准以蒸羊迎接丁谓，用意和寇恂一样。安思顺统率朔方郡时，郭子仪与李光弼都是牙门都将，但是两人互不相让，即使在一起吃饭，也常常怒目而视，连一声招呼也不打。等到郭子仪接替了安思顺担任统帅之后，李光弼打算离开朔方郡，但犹豫不决。过了十天后，玄宗皇帝下诏书命令郭子仪领兵杀进赵魏之地，李光弼闻讯后，进堂拜见郭子仪，说：“我个人死不足惜，只求您饶了我的妻儿。”郭子仪快步过来，抱着李光弼，流着泪，说：“现在国家正处于动乱，皇上被迫迁都，在外避难，除了您还能有谁能东征呢？难道是报私怨的时候吗？”于是两人紧握着双手，连连相拜，当即共同商讨破敌之策。
北宋大臣丁谓被贬为崖州司户参军，途经雷州。早先丁谓曾将寇准贬为雷州司户。此时，寇准派人送来一只蒸羊给丁谓，以示地主之谊。丁谓很感动，想见见寇准，寇准回绝了他。寇准听说家僮们都想找丁谓报仇，寇准立即关上门户，不让他们出门，直等到丁谓走远后，才放人进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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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否作到不计恩仇、纳贤荐才、驭将以德，是衡量和反映领导者能否具备谋略的一个极其重要的方面。世上没有十全十美的人，没有谁能保证一辈子都不做错事。因此，对待有过错、与自己斤斤计较的人，要有宽广的胸襟，用真心和实际行动来包容他、感化他。不能说优秀人才就不能有过失，相反，要像对待一个普通员工那样平静地对待他们的过错。
吕夷简办事得体
宋仁宗久病不能上朝理政。有一天，他的病情稍有好转，想召见主持政务的大臣们。于是坐在便殿，召中枢省、枢密院文武二大臣紧急进宫。
吕夷简被召后，过了一会儿才起身入宫，枢密大臣催他快点走，而昌夷简却象平时一样，不紧不慢地踱着方步。宋仁宗见到他们就说：“我病了这么久，非常想见见你们，你怎么来得这么晚呢？”吕夷简从容禀奏皇上：“陛下身体不适，朝廷内外都很忧虑。一旦突然召见大臣，我们如果慌忙奔跑进宫，恐怕会被人们误认为出了什么不幸的大事，引起不安。”宋仁宗听后，认为吕夷简辅佐政事，考虑周全，办事得体。
李太后死后，仁宗的丧服还没脱掉，吕夷简就马上劝谏宋仁宗立曹氏为皇后。范仲淹不同意吕夷简的见解，马上去晋见皇上说：“吕夷简又教陛下做了一件不好的事情。”过了几天，吕夷简对韩琦说：“这件事外人不知，圣上年事已高，郭后和尚美人都双双失宠被废，后宫以姿色进御的，数不胜数，如果不立即册立新皇后，就无法平息后宫进御之风。”吕夷简每做一件事都寓有深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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吕夷简辅佐政事，考虑周全，办事得体，每做一件事都寓有深意。
得体是什么？知道自己能做什么，能做好什么，不是太难，知道不要去做，不能做好，难。不自量力的时候，总是太多，换个角度，也不一定是错。但如果错了，大半是在不自知。所以，从来就是失意易，得意难。
一个人，要说话好，合理，得体，得当，到位。是不太容易。回顾一个人的一生，经历一半都挂在他的脸上，枯涩，骄横，自矜，狡诈，一举一动当中，藏无可藏，也无可躲。所谓阅历生活，不过是让自己看起来更体面些，不至于太过自惭形愧。而其中得到什么，失去了什么，只有自己知道。
每个人都需要一面镜子。这话切中要害，但这样做的人，大半可能已经在惭愧和自卑当中。生活是无数场搏弈，每一个棋子都想在棋盘里面存活，以证明自己的重要，哪怕结局只是仅能站稳脚跟。可惜多数只能暗淡离开，被吃，拿掉，死去。最后的大局大多和你无关。可是哪一粒棋子无足轻重，哪一个可以甘于冷落？都争一口气，在期盼，张望，都不甘心。
说好自己能说好的话，做自己能做的事，努力，沉静，不骄妄，不自卑。争取，也懂得应该不要太在意，就好。不执着，可以得自在。
李渊论功行赏
高宗李渊攻克霍邑后，要论功行赏，军吏中有人认为那些以奴仆身份应征为伍的，不能和良家子弟享受相同的待遇。李渊说：“箭矢弹丸之中，没有贵贱之分，论功行赏之时，为什么又搞等级差别呢？应当一视同仁才行。”于是，他在西河会见霍邑的官吏和老百姓，犒劳赏赐他们，从中选拔壮丁，让他们从军。关中军官士兵想回家，都授予五品散官，让他们返回故乡。对他的这些作法，有人进言劝谏，说他把官授得太滥了。李渊便向他们解释说：“隋炀帝舍不得给官行赏，以致失去人心，我们为什么要仿效他呢？况且用官职收买人心，不是比用兵力去征服他们强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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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是效仿了高祖刘邦封四千户士兵，以犒劳赵国子弟的作法。论功行赏而不是论人行赏，李渊的做法体现了诚信与公平。在1000多年前李渊能够认识到这一点，特别难能可贵。
诚信是一切事物的基础，没有诚信，一切都无从谈起。在古人那里，“诚”与“信”，本来是两个意义相近、可以互相训释的名词概念。如东汉许慎的《说文解字》就以“诚”释“信”，又以“信”释“诚”，所谓“信，诚也”、“诚，信也”，都是“真实无妄”之意。诚是指真实、真切，引申为人的道德情感和社会行为，则有诚实、诚恳、真挚、真情实意、童叟无欺等含义。信是指求真、守诚，引申为人的道德情感和社会行为，则有追求真理、坚持真理、信守承诺、笃守约定等含义。
诚信在社会发展中的根本精神就是真实无妄，它要求人们尊重客观规律，树立求真、求实的精神。在“诚信”这把精神标尺面前，一切虚情假意、欺瞒诈骗的言行都会无所遁其形，遭到彻底的揭露、批判和唾弃，同时“诚信”作为一种价值观念，具有公正、不偏的特性，它要求社会群体建立公正、合理的制度，要求每个社会成员树立起公正、公平的处事态度和大公无私的道德观念。
李愬恭迎裴度
唐宪宗元和十二年，节度使李愬率领军队讨伐淮西，雪夜入蔡州，活捉了叛军首领吴元济，将他押往京城长安。出发前，他屯兵在踢球的鞠场，等待宰相、淮西宣慰处置使裴度的到来。裴度进城时，李愬披挂弓箭出来迎接，行礼跪拜。裴度不敢接受他这样的大礼，连忙朝旁边退避开，说道：“蔡州人数十年来顽固不化，不懂上下尊卑之礼，希望裴公能以你我之间的礼节向他们示范，使他们知道朝廷的尊严。”裴度这才接受了李愬的拜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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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马迁认为：“礼是人际关系亲近疏远分辨区别的最高标准，是促使国家富强的根本办法，是皇帝威行天下、四海归心的唯一途径，也是功业声誉集大成的重要因素。天子诸侯如果能够尊礼行治，就能因此而一统天下，使万国臣服；如果不能遵守礼治，必然会因此而毁灭社稷。”
在人人平等的现代社会，大可不必再恪守古代社会的繁文缛节，但是，要维护社会正常的人际关系，也要制定一些必要的礼仪规范。要形成良好的人际关系，主要靠人与人之间真诚相待，有互助互爱的善意。礼节更多的是一种形式。
冯谖买“义”
战国时期，齐、楚、魏、赵四国都有一位仁德贤明的公子，他们广招门客，为自己的国家效力。其中尤以齐国的孟尝君以礼贤下士着称，据说，他手下门客不下三千人。冯谖也孟尝君的门客之一。
公元前301年，孟尝君出任宰相，他的封地之一薛邑连年受灾，派去收租的人往往收不回田租。传舍长见冯谖能言善辩，就建议孟尝君派他去收债。临走前，冯谖问孟尝君：“主公，收完债后，可希望我买些什么东西回来呢？”孟尝君不在意地说：“你看我家缺少什么就买些什么吧。”
冯谖到了薛地，见百姓们的确穷苦，根本就无法还债。于是冯谖把百姓们集中在一起，将债券一一核对完毕后，就假借孟尝君的名义，说是要把这些债券赐还给这些百姓，并当场把所有的债券烧掉了。百姓都称颂孟尝君贤德，无不欢呼雀跃。
冯谖就这样两手空空回来复命。孟尝君问道：“债都收上来了吗？”冯谖回答：“全部收完了。”孟尝君又问：“那你买了什么东西回来呢？”冯谖说：“我私下盘算，您府上珍宝无数，宝马成群，美女歌姬更是数不胜数。您现在所缺少的，只是义而已。所以臣下不才，为主公您买回了义。”孟尝君一听大觉新鲜：“这义如何买得？”冯谖继续说：“现在您的封地不多，薛地虽偏远却是您最大的一块封邑。但是，您却不爱护那里的百姓，反而除了田租外还要收取债利盘剥他们。所以这次，我以您的名义把债款都赐还给那里的百姓了，债券已经被我当场全部烧毁。这就是臣下为您买回的义啊！”孟尝君听完十分不高兴。
后来只过了一年，齐王因为听信谗言，中了秦王的离间之计，很害怕孟尝君的声望超过自己，于是罢免了孟尝君的相位，让他回到自己的封邑薛地去。孟尝君一路走来心情都十分悒郁，没想到距薛地还有百里之遥，薛地的百姓们就已经扶老携幼争先恐后的在道旁迎接。孟尝君见后大为感动，他对仍然随侍在身边的冯谖说：“先生为我买的义，今天我终于看到了啊！”不久之后，孟尝君就以薛地为根基，加上冯谖为他奔走周旋，很快又再次获得齐王的信任，重返朝廷。此后，孟尝君除了礼贤下士之外，还很重视对百姓宽厚仁德。这样，齐公子孟尝君的贤名更是传走于诸侯之中了。
【智囊】
民为国本，治国之道在于得民，而得民有三种方法：以德，以财，以力。以德兼民最为高明。统治者通过施恩于民，以德行感化百姓，使百姓衷心拥护。
冯谖买“义”之举，正是通过放弃眼前小利，为百姓解困，而换来了长远的利益，即百姓对孟尝君的拥戴，为孟尝君积累了人望，深得儒家谋略思想的精髓。
孙觉为民造福
宋神宗时，孙觉出任福州知府，当地老百姓中有不少人因在市场交易中拖欠官债而被关进监狱。当时正好有许多富贾商人要出500万贯钱来修葺佛殿，并请示孙觉。孙觉缓缓地说：“你们施舍钱财，为的是什么呢？”富人们说：“希望得到福啊！”孙觉说：“佛殿并未有大的损坏，菩萨也是好好的，也没有哪个和尚坐在露天的。如果你们用所出之钱替牢中囚犯尝还国家的欠债，使数百名囚犯免受枷锁之苦，那样所得的福不是更大更多吗？”富人们不得已，只得答应下来，当天就把500万贯钱交给了官府。于是，关在监狱里的人全部放出来了。
智囊
古训说：“法不徇情。”但是，人们千万不能错认为法即无情。当然，法中情，不能理夺，只宜智取。像孙觉那样，第一，不违犯法律，事事得理；第二，不违背情理，处处见义。如果孙觉没有这样的大智慧，以“苛政太猛，民不胜堪”而冲冠一怒，青史上可以留下英名，但是老百姓的痛还不是依然如原样？一些自作聪明的人只知道钻法律的漏洞，而真正聪明的人才懂得“用足政策”的奥秘。所以，我们称赞孙觉的大智慧，决不是提倡“以情代法”，而只是说明无论做什么事情都要苦干加巧干，原则性与灵活性相结合，法理情相结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