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不把自己混同于普通农民家庭中的农妇，她给自己的定位是工人家属。在家庭建设上，她定的是工人家属的标准，一切在悄悄地向工人家属看齐。她调查过了，这个村除了她家是工人家庭，另外还有一家有人在外面当工人。那家的工人是煤矿工人，当工人当得也比较早，是老牌子的工人。因此，那家积累的东西多一些，家底厚实一些。那家的家庭成分是地主，儿子当工人是在大西南四川的山窝里。据说当时动员村里青年人当工人时是一九五八年，那时村里人嚷嚷着共产主义已经实现了，都想在家里过共产主义生活，不想跑得离家那么远。于是，村里就把一个当工人的指标，惩罚性地指定给一个地主家的儿子了。不想那小子捡了个便宜，自己吃得饱穿得暖不说，还时常给家里寄钱。每年一度的探亲假，那小子提着大号的帆布提包回家探亲，更是让全村的人眼气得不行。村里的男人都去他家吸洋烟，小孩儿都去他家吃糖块儿。他回家一趟，村里人简直跟过节一样。那小子呢，身穿蓝色的工装，手脖子上戴着明晃晃的手表，对谁都表示欢迎，一副工人阶级即领导阶级的模样。因为他有了钱，村里人似乎把阶级斗争的观念淡薄了，忘记了他家的家庭成分。也是因为有了钱，他找对象并不难。他娶的是贫农家的闺女，名字叫高兰英。宋家银见过高兰英了，高兰英长得不赖，鼻子高，奶子高，个头儿也不低。高兰英虽说是给地主家的儿子当老婆，因物质条件在那儿明摆着，村里的妇女都不敢小瞧她。相反，她们不知不觉就把高兰英多瞧一眼，高瞧一眼。高兰英一年四季都往脸上搽雪花膏。村里的大闺女小媳妇都搽不起，只有高兰英搽得起。就是那种玉白的小瓶子，里面盛着雪白的香膏子。高兰英洗过脸，用小拇指把香膏子挖出一点，在手心里化匀，先在额上和两个脸蛋子上轻轻沾沾，然后用两个手掌在脸上搓，她一搓，脸就红了，就白了。有的女人说，别看高兰英的脸搽得那么白，他男人在煤窑底下挖煤，脸成天价不知黑成什么样呢！高兰英脸白，还不是她男人用黑脸给她换的。这话宋家银爱听，愿意有人给高兰英脸上抹点黑。不过，这不影响宋家银也买了一瓶雪花膏，也把脸往白了整，往香了整。她挖雪花膏时，也是用小拇指，把小拇指单独伸出来，弯成很艺术的样子，往瓶子里那么浅浅地一挖。她不主张往脸上涂那么多雪花膏，挖雪花膏挖得比较少，有点“雪花”就行了，稍微香香的，有那个意思就行了。
她暗暗地向高兰英学习，却又在高兰英面前傲傲的，生怕高兰英不认同她，看不起她。她心里清楚，高兰英的男人是国家正式工人，是长期工。杨成方不过是个临时工。所谓临时工，就是不长远，今天是工人，明天就不一定是工人。从收入上看，听说高兰英的男人一月能开八十多块钱工资。而杨成方上满班，才开二十一块钱。两个人的工作和收入不可同日而语。宋家银不愿和高兰英多接触，多说话，是担心懂行的高兰英指出杨成方临时工的工作性质。还好，据宋家银观察，高兰英没有流露出一点看不起她的迹象。有一天，宋家银和高兰英走碰面，是高兰英先跟宋家银说话。高兰英还没说上几句话，就开始叹气。高兰英说：“人家只看咱们有几个钱儿，不知道咱们当工人家属的苦处，干重活儿没个帮手不说，晚上连个说话的人都没有。”高兰英的说法，让宋家银顿时有些感动，她说谁说不是呢，一连附和了高兰英好几句，好像她们一下子就成了知己，成了同一个战壕里的亲密战友。这样，两位工人家属的联系就建立起来了。下雨天气，高兰英去宋家银家串门子，宋家银也到高兰英家进行回访。宋家银每次到高兰英家都很留心，看看高兰英家有什么特别的东西，高兰英家有的，她争取也要有。比如说她注意到高兰英穿了一双花尼龙袜子。这种袜子不像当地用棉线织的线袜子，线袜子穿不了几天底子就破了，还得另外缝上一个硬袜底子。尼龙袜子不仅有花有叶，有红有绿，式样好看，还结实得很，穿到底，底子不待破的。那么，宋家银对杨成方作出指示，让杨成方给她在县城的百货大楼也买一双尼龙袜子。
宋家银对杨成方的限制越来越多，小绳子越勒越紧。杨成方回家的次数，由一星期一次延长到十天一次。宋家银怀孕后，一个月她只许杨成方回家一次。这个回家的日期不能再延长了，因为杨成方一月发一次工资。宋家银要求，杨成方一发了工资，必须立即回家。杨成方回家的日期，换一个说法也可以，就是杨成方什么时候发工资，就什么时候回家。这样，杨成方回家的内容就发生了变化，宋家银让他回家，主要不是为夫妻相聚，不是为了亲热，首先是让杨成方向她交钱。杨成方回家交钱时，只能走直线，不许拐弯，走直线，是一直走回家里去。不许拐弯，是不许拐到杨成方的爹娘那里去。杨成方一进家，她所做的第一件事就是让杨成方解裤带。解裤带不是那个意思，而是她在杨成方的裤衩内侧缝了一个小口袋，杨成方往家里拿工资时，都是装进那个小口袋里。杨成方自己不解裤带，他给宋家银拿回了钱，是有功的人。有功的人都会拿拿糖。他抬起两只胳膊，让宋家银给他解。在这个往外掏钱的问题上，宋家银不跟杨成方较劲，愿意俯就一下。宋家银蹲下身子，动手解杨成方的裤带时，杨成方故意把肚子使劲鼓着，鼓得跟气蛤蟆一样，使裤带绷得很紧，不让宋家银把他的裤带顺利解下来。宋家银知道杨成方的想头，她也有办法，遂在杨成方的裤裆前面捞摸了一把。她一捞摸，杨成方喜得把腰一弯，肚子马上吸了下去，宋家银就把杨成方的裤带解开了。宋家银把钱掏出来数了数，就把钱收起来了。她问杨成方，别的地方放的还有没有钱。杨成方让她摸。她当真在杨成方身上摸，上上下下，口口袋袋，里里外外都摸遍。她一般在杨成方身上别的地方摸不到钱。只有个别时候，能摸到一两个小钱儿，也就是钢镚子。摸到钢镚子，她也收走。杨成方上班走时，她再给杨成方发伙食费。杨成方的伙食费一个月是七块钱，这是杨成方自己定的。杨成方说，他只吃厂里食堂的馒头和稀饭，不吃食堂的炒菜和熬菜，有时顶多吃点咸菜。再吃不饱，他就到街上买点便宜红薯，趁食堂的火蒸着吃。宋家银认为杨成方做得很对，知道顾家。酒，杨成方一滴不沾。更难能可贵的是，杨成方还不吸烟，他从来都不吸烟，一支烟都不吸。回到家来，他口袋里要装一盒烟，那是工人的做派，烟是给别人预备的。见了叔叔大爷，自己不吸烟的杨成方往往忘了掏烟，宋家银就得赶紧提醒他，说，烟，烟。杨成方这才赶紧把烟掏出来了。烟关系到宋家银的面子，她不能失了这个面子。
后来，杨成方每月的伙食费减少到五块。宋家银找到了别的省钱的办法。杨成方每次回家，她都给杨成方蒸一两锅黑红薯片子面馒头，让杨成方背到厂里去吃。她说，白面馒头太暄乎，不挡饿。红薯片子面馒头瓷实，咬一小口，能嚼出一大口。另外，她还给杨成方腌制了咸菜，用瓶子装好，让杨成方带到厂里去吃。这样，杨成方连厂里一两分钱一份的咸菜也不用花钱买了。杨成方对宋家银的想法配合得很好，宋家银说什么，他愿意顺着宋家银的思路走。宋家银说白面馒头不挡饿，他想想，真的，咬下一大口白面馒头，一嚼就小成一点点了。或许杨成方天生就是一个节俭的人，宋家银让他带到厂里的黑红薯片子面馒头，放得上面都长白毛了，他吃。硬得裂开了，他还吃。他连厂里食堂的稀饭也很少喝了，馏馒头的大锅里有发黄的锅底水，他舀来一碗，就喝下去了。就这样，一个月仅仅五块钱的伙食费，他还能省下一块。
四
宋家银在家庭建设上坚持高标准，暗暗地向高兰英家看齐，并不是亦步亦趋，一味模仿。在某些方面，她要超过高兰英家，高兰英家没有的，她先要拥有。一年多后，她人托人，买回一辆自行车。高兰英家有缝纫机，没有自行车。她没有先买缝纫机，而是买了自行车。缝纫机没有能打气的轱辘，只能在家里用，不能推到外面去，别人看不见。自行车的两个轱辘当腿，就是在外面跑的，她把自行车一买回来，在村口一推，全村的人立马就知道了。自行车是男式二八，还是加重型的。宋家银把自行车推回家时，车杠上的包装纸还没撕掉。她不让撕，以证明她的自行车是崭新的，是原装货。其实新自行车的漂亮是包不住的，因为自行车毕竟是大城市出产的，毕竟是从城里来的，好比从城里来的一个女人，不管她穿着什么，戴着什么，都遮不住她那通体的光彩。在宋家银拥有这辆自行车之前，这个村的历史上，从没有哪一家拥有过自行车。别说新自行车了，连旧自行车都没有。可以说宋家银的购车行动是开创性的，她的自行车填补了这个村历史上的一项空白。村里的一些人免不了到宋家银家去看新鲜。人们对锃明瓦亮的自行车发出啧啧赞叹，这正是宋家银所需要的，或者说她预想的就是这种效果。不过她不喜欢别人动手摸她的自行车。有人打打前面的铃，有人摸摸后面的灯。人一摸到自行车，她就觉得像摸自己的皮一样，心疼得直起鸡皮疙瘩。她实在忍不住了，宣布说：“兴瞧不兴摸哈，新自行车跟新媳妇一样，摸多了它光害羞。”
打扮起自行车来，宋家银要比打扮一个新嫁娘精心得多。她的想象力有限，但为把自行车打扮得花枝招展，她把所有的想象力都发挥出来了。她把自行车的横杠和斜杠上都包上了红色的平绒，等于给自行车穿上了红绒衣。她把车把上密密地缠上了绿线绳，等于给自行车扎上了绿头绳。她给自行车做了一个座套，座套周围垂着金黄的流苏。流苏像嫩花的花蕊一样，是自来颤，在自行车不动的情况，流苏也乱颤一气。把自行车打扮成这样，够可以了吧？没有什么打扮的余地了吧？不不不，更重要更华丽的打扮还在后头呢。在自行车的横杠和下面两个斜杠之间，不是有一块三角形的余地嘛，宋家银把最精彩的文章做在了那里。她跑遍了全村各家各户，从每家讨来一小块不同颜色的花布，把花布剪成同样大小的三角形，拼接在一起，做成一整块布。然后可着那块三角形的余地，用花布做成一个扁平的袋子，用带子固在自行车中间。远远看去，自行车上像是镶嵌着一幅画，画面五彩斑斓，很有点现代画的味道。又像是一个小孩子，肚子上带了一个花兜肚。这个小孩子当是一个娇孩子，娇孩子才穿百家衣。整体来看，总的来说，宋家银以她的审美眼光，把自行车村俗化了。如果说自行车刚进家门时，还像一个城里女子的话，经宋家银如此这般一包装，就成了一个花红柳绿的村妞。
自行车弄成这样，是给人骑的吗？是呀，是给人骑的，宋家银一个人骑。她去走娘家，或者去赶集，才骑上自行车，像骑凤凰一样，小心翼翼地骑走了。她在村里放出话，她的自行车谁都不借，亲娘老子也不借，谁都别张借车的口，张了口也是白张。杨成方的四弟，也就是宋家银的小叔子，叫着宋家银二嫂，要借二嫂的自行车骑一骑。宋家银说：“不是我不让你骑车，把你的腿骨摔断了怎么办！”小叔子说摔不断。“你说摔不断，等摔断就晚了。到时候，是我赔你的腿？还是你赔我的车？”小叔子不知趣，还说：“我的腿摔断不让你赔，行了吧！”宋家银说不行，她问小叔子一共有几条腿。这样简单的算术当然难不住初中毕业的小叔子，他说他一共两条腿。宋家银说他两条腿少点，等他长出四条腿来，再借给他车不迟。小叔子想了想，说：“哼，骂人。你不借给自行车拉倒，干吗骂人？”宋家银说：“小鸡巴孩儿，我就是骂你了，你怎么着吧！”小叔子领教了二嫂的厉害，把两条腿中的一条腿朝空气踢了一下，走了。
别说小叔子，宋家银用杨成方的工资买下的自行车，她连杨成方都不让骑。杨成方去县城上班，本可以骑着自行车来回，本可以省下来回坐车的钱，可宋家银不放心，她怕杨成方把自行车放到厂里被人偷走。万一自行车被人偷走了，她不知会心疼成什么样呢。再者，让杨成方把自行车骑走，她就看不见自行车了，村里人也看不见自行车了，她拿什么炫耀呢。在不下雨、不下雪、太阳也不毒的情况下，她愿意把自行车从屋里推出来，在门口晾一晾，如同晾粮食和过冬的衣物一样。自行车是钢铁做成的，不会发霉，不会长虫，不会长芽子，没必要经常晾。她的晾一晾，其意是亮一亮。这才是她的乐趣所在。
宋家银建议杨成方买一块手表。杨成方不同意。对给自己买东西，杨成方敢于拒绝，而且拒绝起来很坚决，他拧着脑袋，说他不要。杨成方在宋家银面前顺从惯了，他这么一打别，宋家银不大适应，她说：“你敢说不要！哪有当工人不戴手表的！”杨成方不敢否认他是工人，却坚持说，他看戴不戴手表都一样。宋家银说：“当然不一样。啥人啥打扮，你戴着手表，走到街上把袖子一捋，人家就认出你是个工人。你啥都不戴，人家看你啥都不是。你是个工（公）人，人家还当你是个母人呢！”杨成方的口气不那么硬了，说：“手表那么贵，有买一块手表的钱，能买不少粮食呢！”宋家银骂他是猪脑筋，就知道粮食粮食，粮食会发光吗，会走吗，能戴在手脖子上吗！人活一张脸，树活一张皮，别给你脸你不要脸！她还说：“嫌贵，咱不会买便宜一点的呀！”她打听过了，有一种手表，几十块钱一块。杨成方也听说过那种手表，说那种牌子的手表走得不准。宋家银说：“你管它准不准呢，只要是手表就行。”
应该说宋家银的志向和做法跟城里人是有些吻合。当时，城里人的家庭建设正流行“三转一响”。所谓“三转”，指的是自行车、手表、缝纫机。“一响”呢，是收音机。“三转”当中，宋家银已经有了“两转”。要不是形势发生了变化，宋家银也会有“三转一响”，并通过转和响，保持住她的工人家属地位。形势刚变化时，宋家银没觉得对她有什么不利。别人家分到土地高兴，她也很高兴。她家承包的是三个人的土地，她一份，儿子一份，杨成方也有一份。土地历来都是好东西啊，多一份土地，就多打一份粮食。因杨成方的户口还在家里，在承包土地的问题上，宋家银承认了杨成方是个临时工。有人提出过疑问，杨成方在县里当工人，分土地还有他的份儿吗？宋家银站出来了，她说：“我日他姐，他的户口都没迁走，算个啥鸡巴工人。他一月挣那几个钱儿，还不够猫叼的呢！”她们家三亩多地，分在五下里。宋家银带着儿子，肚子里又怀了孩子。杨成方怕宋家银顾不过来，怕累坏宋家银，提出那个临时工他不干了，回家帮宋家银种地。宋家银是觉得需要一个帮手，但她不同意杨成方辞工，不愿失去工人家属的名分。杨成方的工钱也长了，由一个月二十多块，一下子长到四十多块。宋家银说：“我不怕累，累死我活该，我也不让你回来。现在种庄稼都靠化肥催，你不挣钱，咱拿啥买化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