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 德
苏德，女，1981年生于上海。2001年开始小说写作，出版著作有中短篇小说集《沿着我荒凉的额》《没有如果的事》，长篇小说《钢轨上的爱情》《毕业后，结婚前》等。2006年加入上海市作家协会，2007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2009年赴爱尔兰科克市为驻市作家。现为上海市作家协会签约作家，现代传播《LOHAS乐活》杂志主编。
我坐在电脑键盘前，我的爸爸和妈妈在网络的那头。他们爱我，我也爱他们。
我穿着法国白色蕾丝内衣，散着头发；额头上一道淡粉色的伤疤，天庭处有一小块凹陷下去，所以我留着卷曲的刘海遮着我的前额；我的头发很短。空调的暖气打得很好，整个房里暖洋洋的，这样的季节我通常不喜欢出门。我光着脚踩在猩红色的地毯上，优质羊毛触摸着我的脚底板，我轻轻地发出笑声。我只有一间房，整个房子也只有一间卧室，以及厨房、卫生间。总之这个称作“家”的地方很小，我一个人住。我的家在一个工人住宅区内，我生在这个地方，十四岁之前我们一家三口都住在这里。
他们爱我，我也爱他们。
我姓蓝，单名色。是的，我的中文名叫：蓝色。英文名叫：Blue。
我在离家不远的大学念中文系，上海最美丽的大学，美女如云，我不是美女，只是里面一朵快变成雨的云。通常我穿蓝色的衣服，游离于人群之外。
我的书念得很好，这是让他们最满意的地方，之所以他们愿意把我一个人留在这座城市也是因为信任我的独立。
我有一些工作，教韩国人说中文、给快要出国留学的人强化他们的口语、给一些商店画海报、在电脑键盘前敲击我的思路——并以此赚钱。除了念书之外，我把时间安排得很满，所以我没空去谈恋爱。爱我的人现在在英国，我爱的人怎么都不肯爱我。
我会两门外国语：英语和俄语。夏天，我在俄罗斯。冬天，我在新加坡。我爱这两个国家，就像我爱中国一样。因为我的父母在那里，也因为那里有我一半一半的家。
爸爸曾经是我现在念的大学的中文系教授，十四岁前我所看的一切的书籍都是他精心挑选的，还有写成卡片的古词唐诗，我都保留在写字台右面第二个抽屉里。我会说的第一个字便是：爸。因为这样妈妈还生了几十年的气，提到这些，她总是：
你就知道爸爸。
从我开始学走路起，我的爸爸便教我认字，因为他的后天教育从小我就是个好学生。他教我念的第一首词是李煜《相见欢》：
无言独上西楼，月如钩。寂寞梧桐深院锁清秋。
六岁的孩子念这些是会给人压力的，所以妈妈总是不喜欢我念些古词，认为这样会抹杀我的天真。什么“忧愁、寂寞”的，她并不愿我品尝。可是偏偏现在，我总在秋天的时候站在阳台上念这首词，房里除了我谁都没有。
我藏着从Plymouth寄来的三百七十四封信，塞承诺从彼得格勒回Plymouth后每天给我一封情书，是的，他做到了，他保持着英国绅士该有的风度。每天我下楼取牛奶的时候就会收到他的航空信，每个礼拜二晚上八点半，他会给我国际长途，哪怕我不接听。我们恋爱过，在很深的夜晚接吻。不同的国籍，不同的肤色，不同的性格。我容易放纵自己，不需要很多理由，在一些特殊的场合。比如我们相遇的时候。
我的爸爸在我十四岁时去了俄罗斯，在彼得格勒的一所大学里当中文老师。冬天的时候那里很冷，爸爸总在网络的那头敲来几个字：
小蓝，上海怎么样？彼得格勒的马路都冻出裂缝了。
我的房里总是一年四季恒温在20度。虽然我大部分时间会觉得自己和他好像在不同的世界里，但身体内的血液又无时无刻地提醒着我们的关系。
我在夏天的时候会去他那里，他在机场接我时总是穿一件旧式的短袖衬衫。
我和塞相遇是在爸爸执教的大学的舞会上，塞听过他的课，管他叫：Sir。在俄罗斯，大学舞会频繁得很，几百个人在一个hall里面狂欢，他们不需要狂欢的理由，总之高兴就好。在爸爸被一个丰乳肥臀的俄罗斯女人拉进人堆里跳舞后，我开始感到前所未有的寂寞，那时俄罗斯于我而言仍然是陌生的国度，除了我的爸爸我没有认识的人，甚至不懂得他们的语言。塞不知从哪里钻出来，突兀在我的面前：
Hi，you are Blue？Sir is always saying that he has a nice daughter
他告诉我他是从英国Plymouth来的留学生，听我爸爸的中国文化课，突然深深地被吸引住，他说：
Just as the sight of you just now
如果那时爸爸在我的身边，或许我会对塞的唐突不屑一顾，但我却拉起了塞的手融入一群陌生人中和陌生人跳贴面舞。我们越靠越近，彼此需要。我们的恋爱从这里开始，无缘无故地我和一个异国男人开始了我的初恋，好笑的是我很明白我并不如他那样深爱着。或多或少，我只是需要他，在另一个地方，我害怕孤独。
我的妈妈在我十四岁时去了新加坡，在实龙岗和她的亲妹妹——也就是我的阿姨一起开一家服装公司。夏天的时候那里很热，妈妈总在网络的那头敲来几个字：
小青，上海怎么样？实龙岗的马路都烫得要化了。
他们连对我的称呼都是不一样的，因为我姓蓝，所以爸爸总是很自豪地叫我：小蓝。但因为妈妈的名字里有“青”字，并且她相信——青出于蓝，而胜于蓝，所以她管我叫：小青。他们总是互不相让的，我不知道他们是怎么谈成的恋爱。
我现在的生活很充实，每天有忙不完的事情需要做。我靠自己来独立，真正意义上的独立，无论是我的生活还是我的经济，我一个人掌握。虽然他们总是定期地朝我的账户里塞钱，但我很少用那些，因为我并不奢侈。
白天的时候我会逃一些无关痛痒的课，窝在家里卖弄文字；黑夜来临的时候，我会穿我喜欢的衣服去街上逛。我看那些男男女女，依偎的、牵手的走过我的身边。
橱窗里的衣服总是以最鲜艳的色调勾引着有钱或者没钱人的购买欲，那些流行的服装总在最短的时间里到达上海。所以我喜欢上海，她不比任何城市差。有的时候我也会因为受不了诱惑而买下些价格不菲的衣服，是的，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我很有钱。
我在十八岁的冬天爱上一个服装设计师，他在新加坡的一家服装公司面试，老板是我的妈妈和她的妹妹。他叫：Stanley。
我确定自己是在看了他送来的草图之后爱上他的，他很理直气壮地告诉那两个女人：
我很能干。如果你们相信，就留下我。如果不相信，同样留下我——证明。
他穿一件Bossiness的蓝色衬衫没有打领带，一直到现在他仍然是整个公司里唯一不打领带上班的员工。金融风暴后，公司能够重新开始，设计方面他是最主要的。
我爱Stanley，因为这样在彼得格勒我甚至躲避塞，一直到他毕业回了Plymouth。Stanley一直都是孤单的，坐在office里把头埋在画纸里；高兴的时候他会傻傻地笑，苦恼的时候他会揉搓他的头发发出让人心畏的叫喊声。虽然他总是抚着我的脑袋叫我：honey，我们仍然隔了一条很宽的沟渠。我会开他的保时捷在实龙岗的马路上狂奔，甚至撞车。
我对于衣服的款式、面料、颜色都有敏锐的洞察能力。我想那是妈妈遗传给我的，只是这些在她的身上并没有显现出来，可以说，那是隐性基因，而在我的阿姨身上成了显性基因。
我的阿姨是中国第二代服装设计“大师”，在中国服装界刚刚踏上世界舞台的时候拿了设计金奖。其实如果她能留在中国，现在一定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角儿，但上海服装厂那时发了傻，把她送去了日本交流学习。
我十岁那年，原本留着一头长发的阿姨拖着疲惫的身体从虹桥机场走出来的时候剃了很短的学生头，她倒在妈妈的肩上：
姐，好累。
那是个夏天，上海的马路上还是杂乱无章的夏天，随处可见的灰尘，还有偶尔开进市中心的大卡车。冬天的时候，阿姨说什么都不肯再留在厂里，交了辞职信。第二年的春天，她带着几万人民币——这在当时还是不小的数目，一头钻进飞往新加坡的飞机，飞走了。
那时我和爸爸妈妈还住在我现在住的家里，妈妈仍然很专心地搞她的雕塑，爸爸仍然很专心地教他的古代汉语。
因为基因的问题，我对于文字还有色彩有很好的驾驭能力。我能够准确地形容我所看到的一切；我能准确地在画板上调出我所看到的一切颜色。
我给杂志写稿件，我给一些专卖店画海报。入夜的时候我会去马当路上的Luna酒吧，在里面和不同国籍的老外交流，和那些女人不同，我只和他们交流思想，不交流身体。我不必把头发留得惊人的长，也不必在脸上喷漆涂彩，我只要坐下，用英语流利地说：
Is that ok？
然后他们会很绅士地从吧台里拿出Clinana给我喝，几乎每个老外都是如此。他们说：
It belongs to you
那是一种蓝色调的鸡尾酒，我并不知道从哪里可以看出我是属于蓝色的，或者蓝色是属于我的。我们可以在昏暗的灯光下保持最好的状态聊天，用阴郁的声调，无谓的热情，在深夜的时刻彼此靠近灵魂。在晨曦就要闪亮的时候微笑着说：
See you later
我在Luna的门口喊一辆车，然后消失在这座城市的血管中。
我在大学里很骄傲，事实上我每时每刻都骄傲着。因为我的独立、因为我的特别、也因为我的家庭背景，一切都变成我的资本，所以我无法在那里谈恋爱。我接受不了分手时会哭泣的小男生，更接受不了把胡子留得很长并且扎成辫子的另类人士。虽然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我是孤独的，并且在一些人看来，就是因为孤独才会变得怪癖，变得让人生畏。
我骄傲，却在一个人面前自卑，那便是我的妈妈。当她告诉所有的员工，我是她的女儿的时候，我在她们的瞳孔中看到的是羡慕或者更贴切地说是嫉妒。我知道她很优秀，不然，Stanley是不会在我脱光了站在他的面前时告诉我他爱的人是她。
他拾起我的衣服，裹好，对我说：
小青，我爱你的妈妈，所以你不应该这样。
我拽着他的车钥匙，在黑夜里狂奔。当我把他的保时捷往一个消防栓上撞的时候，在眼泪中，听见我的笑声。然后是剧烈的疼痛，可我还是笑着，哭着……
是的，我爱着我的情敌，爱着我爸爸的情敌。
我的写字桌上有两张照片，爸爸的，妈妈的。
妈妈这方面的家族史可以写得很长，外公藏着的家谱从晋朝开始，宰相、尚书……所以总的而言算是书香门第。外公是个老美术家，“文革”的时候被抓进去关了几年，连在淮海中路上的房子也没收了。幸而因为邓爷爷的缘故——说到这些他总是激动万分——走出了监狱，拿回了钥匙。在美协里混了一辈子，前几年终于看透了一切，回到老家专心绘画，然后再拿到福州路上的青莲阁拍卖，虽然他总是说：
闲着没事，玩玩、玩玩而已。
但听别人说他的画还真能够卖出点价钱。我的妈妈和她的妹妹因为外公的缘故都和美术或多或少地沾了点边。从我有记忆开始，妈妈的手总是很脏，泥灰嵌在指甲里，她喜欢很多古里古怪的东西，她管这些叫：艺术。
爸爸这方面的家族史可以写得很短，爸爸的爷爷是个剃头先生，几十年前挑着一副剃头担子从常州来了上海，而爸爸的爸爸则是那个因生产海燕电器而名噪一时的一零一厂的普通工人。“文革”的时候，爸爸去了黑龙江，又是因为邓爷爷的缘故——说到这些他和外公一样激动万分——回了上海考了大学并且留校执教。照爸爸的话来说他的出息都是自己奋斗的结果，那样的年代，只有自己帮自己。
对于这句话我记得很牢，所以现在我也正这么做，我是个散漫的人，所以这样的生活状态适合我的生存，我总是期望毕业后的日子也是如此。我鄙视在人群中朝九晚五的白领，在机械生活里遗忘自己，他们对着文件堆八个小时，管那些在深夜和时髦女郎交流身体的老外叫：Boss。他们会哈腰地上交文件，会因为打一个私人电话而惶惶不安。
我可以随时地释放自己，他们不可以。
有的时候我会把自己困在沙发上看古书，因为爸爸的影响。
从我有记忆开始，爸爸总是把头埋在一堆古书里，他戴老式眼镜——一副老学究的样子。偶尔抬头：
小蓝，作业做好了吗？
我的记忆一直显得模糊，也许有父母的生活太遥远了，对于过去我有些踉跄。
那时候家里的家务一般由一个叫宋妈的人操持，她是妈妈的奶妈，从小把我的妈妈带大，和外公住在淮海中路的老房子里。外婆死后，她便成了那里的女主人。对于此妈妈的弟弟——也就是我的舅舅颇有微词，但因为妈妈和阿姨从小都是宋妈带大的，所以她们的感情要深很多。而我的舅舅是外婆的肉疙瘩，捧在手心里长大的，自然而然会出现这样的情况——谁都能理解——包括宋妈。
爸爸总是告诉宋妈不用天天往这里赶，家务留给妈妈做就可以了。事实上谁都知道妈妈从小就是十指不沾阳春水的大小姐，又因为宋妈宝贝妈妈的缘故，所以我顿顿吃的都是宋妈烧的饭，穿的都是宋妈洗的衣服。爸爸抱怨妈妈是资产阶级小姐作风，妈妈便没好气地回答：
那么你来做，我是做不来的。
其实爸爸是个书呆子，当然这些他“理所应当”地作为知识分子——又是个大男人，便根本什么也都不会。于是我们一家人还是吃着宋妈的饭，穿宋妈洗的衣服，一年又一年。一直到我的档案上“家庭情况”改成“离异”。
是的，十四岁那年，他们离婚了。征求了我的意见——我同意。
一切都是因为阿姨的一封国际信笺。
那时候阿姨已经去了新加坡三年多，她的服装设计公司从开始的三名员工发展到一百三十名员工。据她的想法，她还想继续“扩张”——这个词汇是我那个教中文的爸爸用的。所以她希望我的妈妈也能够去那里，原因便是她希望按照日本家族经营管理模式发展她的公司——发展她们的公司。如果谁说这世上没有巧合，那么他是个骗子。
爸爸几乎在同时收到了彼得格勒一家大学的邀请函，希望他能够前往执教。因为爸爸在黑龙江插队落户的时候自学了俄语，所以无疑这是个美差。照爸爸的话来说，也到了换换环境的时候。
他们开始讨论究竟应该谁跟谁去，不管怎么样他们都不希望夫妻天各一方。讨论总是悻悻不乐地不了了之，然后他们开始吵架。不停地吵，谁都不愿意放弃什么。也不知道是谁说的：大家各办各的。
于是家里开始乱了套，我的爸爸妈妈开始忙他们的出国，而我则被搁置在家里。那段日子我开始习惯拉窗帘，习惯只捻一盏台灯看书。
我的孤独状态是从那时开始的，放学的时候我走在朋友的身后，看她们高兴地在马路上打打闹闹。十四岁的孩子有的天真她们都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