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王了一。
晋殷羡字洪乔，当他做豫章太守的时候，京都的人托他带一百多封信。他到了石头渚，就把那些信都扔在水里，说：“沉者自沉，浮者自浮。殷洪乔不为致书邮。”后人把那石头渚叫做投书渚。
我们读了这一段故事之后，觉得痛快之至。但是，古代的人托人带信，还有几分可以原谅。因为古代并没有邮政，公文的传递虽有驿使，私人的书信就只好托人了。古代所谓寄书，十分之九是家书，在寄件人和收件人都觉得是“家书抵万金”，那么，受托寄书的人何忍使他“寄书长不达”呢？因此，我们虽觉得殷洪乔这事做得痛快，同时也觉得他有点儿“过火”，不近人情。
现在的情形却不同了。贴上了一张邮票，一封信可以升天入地，无远弗届。在这时代，居然还有托人带信的事，真是滑稽之至！说是贪快罢，托人带信决不会比邮政更快；恰恰相反，带信的人到目的地之后，办自己的事要紧，说不定会把你的信遗忘在箱子里，一搁就是一两个星期。说是慎重罢，托人带信决不会比邮政更可靠；你要慎重，不妨来一个双挂号，邮局遗失了你的信还会给你赔偿损失。如果托人带信，非但遗失概不负责，还有被人私拆的危险--不，讲礼貌的人托人带信，根本就不应该封口，还有什么慎重可言？归根说起来，现代托人带信只有一个可怜可鄙的理由，就是要节省几个钱的邮票。那么，对国家，他是邮政的走私者，这是不忠；对朋友，他把人家当做一个义务的邮差，这是不义。不忠不义所以是可鄙；为了节省极少数的钱而甘心自陷于不忠不义，所以是可怜。为了托带私信而累得朋友受了重罚（在外国确有其事），那就超过了可鄙可怜，简直是太可恶了。古代托人带信，是不得已，是慈父孝子或恩爱夫妻的一种值得同情的恳求；现代托人带信，却是视钱如命的伧夫的一种损人利己的手段。假使殷洪乔生在现代，有人托他带信到豫章，他一定当面把信扔在地上，再吐上一口痰，还有耐心带到石头渚才把它扔在水里吗？
带信到底是轻易地事情，还有比带信更麻烦的，就是托人带衣物和食品。我明天要到重庆去了，今晚张三托我带一件衣料给他的太太，李四托我带一双鞋子给他的未婚妻，蔡大嫂托我带一件旧裤子给她的阿毛，钱三婶托我带一床破被窝给她的跟弟。我从昆明到北平，张太太托我带三斤大头菜，我从天津到上海，李小姐托我带一篓小白梨；一包四川井盐要跟着我旅行杭州，两只南京板鸭要跟着我游览香港。我自己的行李力求简便，竟像为的是保留着有余的地位，替亲友们效劳。遇着关卡，我得替他们担心，替他们缴验，必要时还得替他们纳税甚至于受罚。火车到站或轮船靠岸的时候，一时找不着挑夫，我得替他们抱之负之。为了他们的东西太多，累得我打碎了一只热水瓶，碰坏了一个照相机，遗失了一根手杖。他们为什么要这么累我呢？并非因为北平没有云南大头菜，也并非因为上海没有天津小白梨，只是大头菜和小白梨在它们的出产地便宜些，乐得叫我代他们运输，反正用不着缴纳运输费。我自己也有亲友在北平，我并没有为他们带些大头菜；我自己也有亲友在上海，我并没有为他们带些小白梨，为的是嫌笨重，怕麻烦。现在我却为了朋友的朋友，或朋友的亲戚，辛辛苦苦地带了笨重的东西，旅行数千里，你说气人不气人？中国人喜欢占小便宜，只要自己得到好处，就顾不得别人辛苦，甚至利用别人的劳力，来博取自己的人情。这种风气若不革除，将来总有那么一天，张三托我从柳州带一口棺材到哈尔滨，李四托我从昆明带一床稿荐飞加尔各答。
因此，我提倡一种主义：凡是托我们带信的，我们付之一炬（因为不一定经过一条河，所以不一定要扔在水里）；凡是托我们带食物的，水果可以供我们在火车上解渴，腊味可以供我们在旅馆里下饭，若遇着不喜欢吃或不好吃的东西，可以扔在路上，自然有人来拾。悭吝的人我们该使他破财，喜欢占小便宜的人我们该使他吃大亏，这就是我们的“洪乔主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