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语》，是中国人的“圣经”。《论语》所记录传布的孔子及其弟子们的思想，世世代代影响中国，不仅渗透于二千多年中国的政治体制与社会习俗，而且融化于中国人的血脉，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代表着中国人的人格精神，也代表着中华民族的民族意识。历史证明，这种意识是优秀的，这种精神是永恒的。继承中国传统文化，培养中华民族的优良意识与民族精神，培养中国人的优秀人格品质，需要学习和继承孔子们的思想；构建和谐社会，使整个世界变得更加和谐文明，也需要从孔子们的思想中汲取营养。所以，新时代依然需要学习和研究《论语》。应当承认，二千多年来对《论语》的研究虽然未曾间断，但其中很多问题迄今并没有完全解决；晚近以来对《论语》的现代释读虽然已经取得很大成绩，但误解误读仍然大量存在。笔者近与同仁共同完成《论语汇校集释》（上海古籍出版社将于2007年出版），发现传世本《论语》版本文字也存在大量问题，而今人则每不知晓或不经意。这些问题，恰恰又是产生误解误读的主要症结。鉴于此，笔者又作了这部简易的《论语新校释》。称之为“新”，主要是因为其中的校为晚近以来各家所无，而释解又多异各家之旧。为了帮助读者更好地理解和掌握《论语》本义及其思想，以下先对与其文本有关的几个问题作一必要的考释说明。
（一）《论语》的名义
研读《论语》，自然得先明确它的名义。然而历史上对“论”、“语”二字的理解，则众说纷纭，迄莫能定。如“论”或如字读，而又义释不一；或读为“伦”，而又说义杂陈（详下）。“语”或以为语言、语录，或以为叙，或以为论难答述。可见意见分歧较大。二字究竟应作何解？下面我们分别进行考察。
先说“语”：关于“语”字之义，今天看来可以首先确定。因为众所周知，《论语》一书主要记孔子及其弟子们的语录。所以，“语”当指语言、语录。《说文解字》云：“语，论也。” 段玉裁注曰：“此即毛、郑说也。语者，御也。如毛说，一人辩论是非谓之语；如郑说，与人相答问辩难谓之语。”说明“语”本为动词。前人释叙、释论难答述，看来也有道理。只是如此解释，与《论语》实际不符。所以，“语”不能以本义释。不过“语”虽本为动词，指一人辩论是非或与人相答问辩难，但辩论是非或与人答问辩难之言辞，即所语之言，也可以谓之语，所谓动静同词。所以，“语”字引申可以做为名词，指语言。可见“语”字在这里用的是引申义。
再说“论”字：如字读者，如班固《汉书·艺文志》云：
《论语》者，孔子应答弟子、时人及弟子相与言而接闻于夫子之语也。当时弟子各有所记，夫子既卒，门人相与辑而论纂，故谓之《论语》。
是以“论”为论纂。论纂是什么意思，未见解释。《隋书·经籍志》云：
《论语》者，孔子弟子所录。孔子既叙六经，讲于洙、泗之上，门徒三千，达者七十。其与夫子应答，及私相讲肄，言合于道，或书之于绅，或事之无厌。仲尼既没，遂缉而论之，谓之《论语》。
“缉而论之”，显然是踵班固“辑而论纂”之说。然而“论”字究竟是为何义，也不明确。皇侃《论语义疏叙》归纳前人如字读“论”曰：
舍音依字为论者，言此书出自门徒，必先详论，人人佥允，然后乃记，记毕已论，故曰论也。
《文选·辩命论》注引《傅子》亦云：
昔仲尼既殁，仲弓之徒追论夫子之言，谓之《论语》。
都没有对“论”做特别解释，说明皆以常义。而以常义，今人无疑会首先想到评论、议论。而评论、议论夫子之言，显然与《论语》实际不合，所以不可取信。元人何异孙《十一经问对》云：
孔门师弟子讨论文义之言也。……皆所以讨论文义，故谓之《论语》。
把“论”具体释为讨论文义。然而如众所知，《论语》所记也并非讨论文义之语。所以，此释同样不可信。段玉裁《说文解字注》曰：
凡言语循其理、得其宜谓之论，故孔门师弟子之言谓之《论语》。
段氏之义，无疑是说：“论语”，就是循其理、得其宜的言语。然而什么叫循其理？《论语》所记之言，怎见得都循其理？难道除《论语》所记，其他言语都不循其理、得其宜？没有道理。重要的是，从文字训诂的角度说，“论”字并没有所谓“循其理、得其宜”之义。所以，此说看似有理，实不可信。那么究竟什么叫“论”呢？
《说文》云：“论，议也。”议，即商议、讨论。今人商议一件事情，也往往说议一议。可见“论”本身是一动词。商议、讨论，显然非一人之事，而且商议、讨论的目的，无非是为了有所定论。所以，以本义，“论”就是大家共同商议论定。那么，班固所谓“论纂”，就是通过大家共同商议论定而纂集。如此解释“论”字， “夫子既卒，门人相与辑而论纂，故谓之《论语》”及“缉而论之，谓之《论语》”之说，无论从文义还是从事理上讲无疑都是合理的，而且与《论语》实际也相符合。可见“论”如字读而以本义释之，比较合理。
读“论”为“伦”者，如刘熙《释名·释典艺》云：
《论语》，记孔子与弟子所语之言也。论，伦也，有伦理也。语，叙也，叙己所欲言也。”
是较早以“论”为“伦”之说。如其说，“论语”就是“有伦理地叙己所欲言”。显然，此非正解。所以杨伯峻先生质疑说：“难道除孔子和他的弟子以外，别人的说话都不是‘有条理的叙述’吗？”杨伯峻：《论语泽注·导言》，中华书局1980年12月版。确有道理。可见刘熙之说不可信。而且即使以“语”为语言、语录，“论（伦）语”也是“有伦理的语录”之义，同样不可信，没有道理。因为别人的语录，并非全无伦理。皇侃《论语义疏·叙》总结其前人对“论”字的解释云：
凡通此“论”字大判有三途：第一舍字制音，呼之为伦；一舍音依字，而号曰论；一云伦、论二称，义无异也。第一舍字从音为伦说者乃众，的可见者不出四家：一云伦者次也，言此书事义相生，首末相次也；二云伦者理也，言此书之中蕴含万理也；三云伦者纶也，言此书经纶今古也；四云伦者轮也，言此书义旨周备，圆转无穷，如车之轮也。
所谓“伦、论二称义无异”，实际上也是通假，所以当与“舍字制音，呼之为伦”者合为一事。而“呼之为伦”，则明显又有四说，这里我们也一一加以分析：
所谓“伦者次也”，是取相次之义。《说文》云：“伦，辈也。”段注云：“引申之，凡同类相次曰辈。”是伦有相次之义。然而谓“此书事义相生，首末相次”，则与《论语》实际不符，因为《论语》各章之间并无相生关系。所谓“伦者理也”，是取理义。伦之训理，当自引申，因为与有伦次即是有条理、有伦理。可见伦可有理义。然而谓“此书之中蕴涵万理”，则未免牵强武断。所以，此说也不可取信。所谓“伦者纶也”，无疑又以“伦”借为“纶”。辗转通假，非古人名书之例，当无其事。且所谓“经纶今古”，亦恐非当时《论语》编辑命名者所预期。所以，以“伦”为“纶”更不可信。所谓“伦者轮也”，亦是辗转通假，同样不可信，且所谓“此书义旨周备，圆转无穷，如车之轮”，纯属无稽之说。
皇侃《论语义疏·叙》曰：“语者，论难答述之谓也。……此书既是论难答述之事，宜以论为名，故名为论语也。”似又混淆论、语为一事，尤不可信。
总上可知，读“论”为“伦”，即以“论”为“伦”的通假字，惟有释为伦次较合情理，但又非相生、相次之义。不过观察《论语》实际可知，其书确是众多语录的次序编排。所以，若“论”字借为“伦”，当训为次。那么，“论（伦）语”，即伦次编排的语录。换言之，《论语》，就是按次序一条一条、一篇一篇编辑起来的语录。如此解释，与《论语》实际亦相符合。看来读“论”为“伦”而训为“次”，亦能讲通。
那么究竟应作何解？我们认为，当从前说，即“论”字当如字读而释为议。那么，“论语”，就是“大家共同商议论定的语录”，或者“经过讨论的语录”之义。读“论”为“伦”虽亦可通，但毕竟是为通假，非书名用字所宜。如此看来，传统以“伦语”之音读“论语”，实不合宜。事实上，古人也并非不知不当读“伦”。如陆德明《经典释文·尚书序音义》音“论语”曰：“上如字，又音伦。”可见他是主张如字读。前人既知当如字读而后世又坚持读“伦”，无疑是封建文人之私心作祟的结果。所以，我们必须改变旧的读法。
如果以上解释符合古人当初命名之意，那么我们也就可以知道，《论语》之名应是孔子卒后不久之纂辑者（众弟子）所命定，而非后人所追加，因为若是后人追加，必当附有“孔子”字样。而正因为时值孔子新卒，音容犹在，弟子相与辑其所闻知而商议论定之，故直谓为“论语”。当然，我们并不是说今本《论语》就是当时一时编定之书，后人在初编基础上增订附益，容当有之。
（二）《论语》的编纂与编篡者
关于《论语》的编篡者，向有孔子弟子、孔子再传弟子、孔子弟子及再传弟子共同完成数说。持孔子弟子说者，如《汉书·艺文志》云“夫子既卒，门人相与辑而论纂”，王充《论衡·正说》云“弟子共记孔子之言行”，赵岐《孟子题辞》云“七十子之俦，会集夫子所言”，宋均《论语崇爵谶》云“子夏六十四人共撰仲尼微言”等。此说虽属推测，但确有一定道理。因为《论语》所记，大多皆孔子教弟子或与弟子相问对之语。这些言语，为七十子之俦所亲闻，而外人则莫得知。然而七十子众，不可能人人皆参与之，故郑玄《论语序》谓为“仲弓、子游、子夏等撰”，王肃谓为子贡、子游所编。此等说法，亦属推断。事实上，当年参与纂辑《论语》的弟子，当不止郑、王所举数人，因为书中所纪录的弟子尚有多人。总之，《论语》一书中所出现的主要弟子除颜渊、冉耕、子路早死外，其余大多有参与纂辑的可能。
诸弟子之所以在孔子卒后纂辑《论语》，当如皇侃《论语义疏·叙》所云：“……哲人其萎；徂背之后，过隙叵驻。门人痛大山长毁，哀梁木永摧；隐几非昔，离索行泪；微言一绝，景行莫书。于是，弟子佥陈往训，各记旧闻，撰为此书。成而实录，上以尊仰圣师，下则垂轨万代。”
另外，诸弟子纂辑之时，亦当有个别孔门以外的人物参与，因为如《乡党》篇所记孔子在宗庙、在朝廷、入公门之事，恐非弟子所能见知。此类言辞，当出孔子同寮之口。然而《论语》书中，毕竟还有“有子”、“曾子”，乃至“冉子”之称。这些称呼，显然不能出同俦弟子之口，而只能是再传弟子所称。所以柳宗元《论语辨》以为“盖乐正子春、子思之徒与为之尔”。不过谓二子“与为之”，则欠合理，因为乐正子春及子思毕竟与七十子非同辈之人，年齿在后。合理的解释，应是初由七十子（非全部）共同纂辑，后由七十子之门人增订。事实上，《论语》非一次成书，证据也十分清楚，因为后五篇（除第十七篇）无论从文风、体例到内容，都与前十五篇有明显不同，以至崔述认为其“可疑”。崔述：《洙泗考信录》，《崔东壁遗书》，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版。
那么七十子当初究竟如何纂辑，所辑何篇？其门人又如何增订，增订何篇呢？
前面说过，《论语》一书中所出现的主要弟子除颜渊、冉耕、子路外，皆有可能参与纂辑。然而我们今天已经不可能一一找出各章节的具体纂辑者了。唯一可以确定纂辑者的，正如宋人早已指出的，是《宪问》篇“宪问耻，子曰：‘邦有道，谷。邦无道，谷，耻也’”，及“‘克、伐、怨、欲不行焉，可以为仁矣乎？’子曰：‘可以为难矣，仁则吾不知也’”二章（或作一章）。因为“宪”，为孔子弟子原思之名。称名不称字，以当时礼俗习惯，要么为长辈呼晚辈，要么是本人自称。此处下述子曰之事，显然不为孔子所呼，所以必为原宪自述自记。因此可以肯定，原宪为当时《论语》编纂者之一。另有《子罕》篇“牢曰：‘子云：吾不试，故艺’”一章，前人亦以为是琴牢本人所记。然而此章有一“曰”字，则只能说是他人所录琴牢之言，而非其亲记。不过通过此材料可以知道，《论语》所记孔子之语确为众弟子集体辑录。
然而虽是集体辑录，而执笔纪录则当有专人。如书中“子夏问”、“子贡问”、 “子游问”之类，显然不可能是子夏、子贡、子游等本人所亲记，而皆应出第三者之手。但诸弟子与孔子的问对，又未必皆为其他弟子所听闻，所以，书中所记诸弟子与孔子问对之言之大部分，当是当事者亲述，执笔者所记。至于所记哀公问、季康子问、林放问之类，自当是当时在场知见其事的弟子所述，专人所记。总之当有专人执笔。正因为有专人执笔，所以文体相似，而且少有重复。（按：今本所重复的几处，有属错衍者，有看似重复实非重复者。）当然，所谓执笔，并非只是机械地纪录，而是还作了粗略地整理。如《为政》篇同时记孟懿子问孝、孟武伯问孝、子游问孝、子夏问孝，显然是经过专门编排。邢昺曰：“其篇中所载，各记旧闻，意及则言，不为义例，或亦以类相从。” 以类相从，正是专人负责编排的结果。
执笔者为谁？首先应当包括原宪。《宪问》篇言“宪问”而不与其他同，无非是因为其他皆是录他人之所述，故尊呼其字，而问耻二事为己所述，故直署己名。之所以说“包括”原宪，因为《雍也》篇明有“原思为之宰”的记载，显然又不为原宪自记。当然，我们也不是说在全部《论语》中，只记入了原宪这两句乃至述说其为宰之事语，因为其他纯孔子语，即直接以“子曰”开头的语录中，也有出原宪所述者的可能，只是这些纯孔子语，可能全部经过了众弟子集体讨论，得到了大家共同认定。
参与执笔定稿者还有何人？我们可以采用排除法加以推定。（1）《为政》篇记“子夏问孝，子曰：‘色难。有事弟子服其劳，有酒食先生餕，曾是以为孝乎？”明有批评子夏之意。子夏若参与执笔定稿，不当有此等文字出现。又《子张》篇记子夏与子游互相攻击谩骂之事，亦可证明子夏不可能参与执笔定稿。（2）《公冶长》篇载：“子贡问曰：‘赐也何如？’子曰：‘汝器也。’曰：‘何器也？’曰：‘瑚琏也。’” “瑚琏也”之语，与今人骂人饭桶相似。《宪问》篇记：“子贡谤人，子曰：‘赐也贤乎哉！夫我则不暇。’”皆是批评子贡。子贡若参与执笔定稿，亦不当有此类文字出现。（3）《公冶长》篇记“宰予昼寝，子曰：‘朽木不可雕也，粪土之墙不可杇也。’”则宰我更不可能为执笔定稿之人。（4）《雍也》篇言冉有“力不足者中道而废，今汝画”，亦批评之语，是冉有亦不可能参与执笔定稿。（5）《雍也》篇记“子华使于齐，冉子为其母请粟”，子曰：“赤之适齐也，乘肥马，衣轻裘”，是对公西华有微辞，则公西华亦不可能参与其事。（6）《颜渊》篇记樊迟未达先生意而请教子夏；《子路》篇又记樊迟请学稼，孔子曰：“小人哉，樊须也。”则樊迟亦当未与其事。由此可知，子夏、子贡、宰我、冉有、公西华、樊迟诸人，皆不可能参与执笔定稿。那么所剩下的主要弟子，就只有有若、原宪、冉雍、曾参、闵子骞、子游等人了。有若虽在今本《论语》中被尊为“有子”，但《史记·仲尼弟子列传》记其因不能应对弟子之问而不被尊重之事，则由其执笔定稿的可能性极小。子游看似有可能参与，但《子张》篇记其与子夏互相攻击谩骂之事。该篇虽为二次增补（详后），但增补者不可能不顾及前修，且增辑与初辑必有传承关系。所以，子游亦当未参与其事。而冉雍、闵子骞二人，在《论语》中似又被赞誉过多，所以也不可能是执笔定稿之人，那么，最有可能执笔定稿的弟子，就只有原宪和曾参等人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