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创办的商行也因此被称为“洋行”或“洋货行”，中国近代史上相当著名的“广州十三行”正式成型。这一具有官方性质的商业组织，是当时清朝对外贸易的垄断机构。当时几乎所有进出口货物都要通过他们进行买卖，商品的价格也是十三行说了算。他们拥有的另一项大权就是关税的征收，还负责代办清政府同外商的交涉事宜，如传送外交公文、转递外商的禀帖等。在外贸行业中，“十三行”发出的指示绝对是圣旨。
“十三行”真正的巅峰时代是在1757年，这年乾隆皇帝下了道命令，要求关闭其他三处海关，只留广州一处。如此一来，“十三行”就更横了，因为它成了大清国唯一合法的“外贸特区”和贸易中心。根据档案上的记载，1790年，抵达广州的洋船有83艘，“十三行”征到的税银有110万两；到鸦片战争前，每年来华的洋船达200多艘，相应的关税收入也突破了180万两白银。在这之后的一个世纪中，“十三行”每年上交的税银竟占到了清政府全部税收的40%。
当时，大量的茶叶、丝绸、陶瓷等中国的畅销商品就从广州运往世界各地，而亚洲其他国家、欧洲和美洲的商人要想和中国进行贸易，必然要和“十三行”洽谈，广州因此成了名副其实的“黄金口岸”。当时的诗人屈大均有诗云：“洋船争出是官商，十字门开向二洋。五丝八丝广缎好，银钱堆满十三行。”英国商人威廉·希克也曾写道：“珠江上船舶运行忙碌的情景，就像伦敦桥下的泰晤士河。不同的是河面上的帆船形式不一，还有大帆船。在外国人眼里，再没有比排列在珠江上长达几海里的帆船更为壮观的了。”
商业如此发达的城市自然少不了富豪。当时，隶属“十三行”的大商号，其资产可达上千万两白银，当时如果有世界五百强企业排名的话，这些大商号肯定名列榜首。在“十三行”垄断全国对外贸易的85年中，逐渐形成了“四大家族”潘家、伍家、卢家、叶家。这其中最赚钱的家族有两个：潘家和伍家，代表人物分别是潘振承和伍秉鉴。
自“一口通商”实施之日起到鸦片战争前，广州总商（“十三行”行商的领袖）的位置由潘家垄断了39年，而伍家稳坐了28年。
潘家和伍家都是从福建移居广州的。潘氏的创立者潘振承在广州开设同文行，主营茶叶和丝绸生意，仅丝绸一项就垄断了半个中国的生意。除德国外，它和西欧的大部分国家都保持着贸易往来，在当时世界贸易领域中占有重要地位。1760年，拥有雄厚资本的潘振承又联合八家洋行，申请设立外洋行（公行），成为专营中西贸易的垄断贸易机构。1815年同文行改名为同孚行，不过此时的同孚行在商界的地位已大不如前。
1783年，原本在同文行做账房先生的伍国莹（伍秉鉴之父）决定自行创业，在英国东印度公司的扶植下，开办了怡和行。1801年，伍秉鉴接受家族企业，开始了四十余年的外贸代理生涯，此时的“总商”
还是同文行。在外人看来，“十三行”垄断全国的进出口贸易，其中丰厚的油水自然都不用说的；实际上，受国际贸易形势影响，官方指定的代理洋行数目并非一直都是十三家，最多时可能有二十六家，最少会骤减为四家。大家知道，利润越高意味着风险越高，同行之间的竞争更是十分残酷。由此可见，即使跻身于“十三行”之列，日子也不太好过。但是，集智慧和谋略于一身的伍秉鉴在很短时间内就让怡和行取代同文行成为商界老大，伍家的资产创下历史新高。一位曾在广州十三行居住了二十多年的美国商人亨特，在《广州番鬼录》一书中写道：“伍浩官（伍秉鉴）究竟有多少钱，是大家常常辩论的题目。”1834年，伍秉鉴把自己的各种田产、房屋、店铺、银号及运往英美的货物等财产大概估算了一下，竟有2600万银元，清政府一年的财政收入也就这个数目。而同一时期美国首富的资产只有700万元，无怪乎他会被当时的西方人评为“天下第一富翁”；2001年，美国《亚洲华尔街日报》评选千年来全世界最富有的人，伍秉鉴与洛克菲勒、比尔·盖茨、成吉思汗、和砷、宋子文等人一起跻身前五十强。
鸦片战争后，“广州十三行”的垄断地位被打破，开始走下坡路。
1842年，战败的清政府签订了近代史上第一个不平等条约--《南京条约》，里面明确规定废除十三行商制，增开五个通商口岸，外商有选择与哪个华商贸易的自由权。自此，“十三行”垄断对外贸易的时代犹如黄河之水一去不复返。与此同时支付列强索要的巨额赔款一事，也硬加在“十三行”商人的头上，致使许多富商破产。
1856年，英法发动第二次鸦片战争，12月15日夜，西方列强的大炮对准了广州城。“十三行”的商馆一夜之间化为灰烬，各个行商都各奔东西，再寻商机。此时的“十三行”犹如一部到了谢幕时刻的话剧表演，退出了历史舞台。其后，中国的外贸中心转至上海和香港。
部分“十三行”商人带着大笔财富来到上海，准备再创辉煌。
英国来华使团为何被拒之门外
早在17世纪，英国经“光荣革命”1建立了资产阶级制度。18世纪，又率先完成工业革命。为满足经济发展需要，英国开始逐鹿世界，其殖民军队遍布世界各个角落，日不落帝国成形。而在同一时期，位于太平洋西岸的东方古国--中国，正处在“康乾盛世”时期。在清朝统治者看来，“中土居大地之中”，乃“天朝上国”，什么都不缺，根本1688年，英国资产阶级和新贵族发动的推翻詹姆斯二世统治、防止天主教复辟的非暴力政变。因这场革命没有发生流血事件，因此被称为“光荣革命”。
不需要和外国进行什么商业贸易。在这种心态的支配下，闭关锁国的实施就不足为奇了。
当极力与外国保持距离的清政府遇到奉行全球自由贸易的英帝国时，其结果一言难尽。
1792年9月26日，访华全权特使马嘎尔尼，奉英王乔治三世之命，率领包括外交官、青年贵族、学者、医师、画家、乐师和技师等在内的近百人使团（如果算上水手和士兵，整个舰队有七百多人）准备前往中国商谈建交事宜。如此庞大的外交团队不仅在英国史上尚属首次，在当时的欧洲也是绝无仅有的事。
使团乘三艘舰船，由朴次茅斯港出发，在英国民众的欢呼声中浩浩荡荡地向着东方古国--中国前进。这三艘船是：装有64门火炮的战舰“狮子”号、小型护卫舰“豺狼”号以及东印度公司的“印度斯坦”号。
值得一提的是，随行的还有乔治·斯当东（使团副使）13岁的儿子--托马斯·斯当东。在这漫长的旅途中，可能是为了打发时间，小斯当东拜师于搭顺风船回国的四名中国传教士李神甫、周神甫、安神甫与王神甫（刚在意大利教廷接受完学习），学习中文。这段经历使得小斯当东在随后的外交接触中发挥了令人意想不到的作用。后来，很多照会文件都出自他之手。
英国政府会如此劳神劳力地安排这次出访，自然不只是让马嘎尔尼到中国一游。从英国到中国，可不像现在坐飞机几个小时就到了，当时的交通工具是轮船，大约需要一年的时间才能到。考虑到当时的航海技术、医疗状况等因素，马嘎尔尼等人可以说是冒着生命危险去中国的。好不容易去一趟，自然是希望尽可能捞到更多的利益。马嘎尔尼等人主要的使命有七大项，即：在中国开辟新港口以便英国贸易；尽可能在茶叶与丝绸产区附近获得一块租借地或小岛，可让英国商人长住，且司法权归英国；废除广州现有体制中的滥用权力；在中国尤其是北京开辟新市场；通过双边条约为英国贸易打开远东其他地区；要求向北京派常驻使节；在不引起中国人怀疑的前提下，尽可能地了解中国，对中国的实力作出准确评估。
在海上漂了九个月之后，使团于1793年6月21日抵达中国澳门口外老万山，并在早已得知消息的乾隆皇帝安排下，由澳门沿海岸一路向北到达天津，再由天津经通州到北京。让英国人十分不爽的是，使团刚一上岸，还没来得及说明情况，就被前来迎接的中国官员插上了彩旗，上面大书五个汉字：“英吉利贡使”，就连要赠送的礼品清单上的“礼物”二字也一律被改成“贡物”，因为在天朝，送给皇帝的礼品向来都被称做“贡”。巧的是，使团抵达之日刚好是乾隆皇帝八十三岁寿辰，中国官员理所当然地认为英国使团是前来朝贺的藩属国之一。
马嘎尔尼自然不愿意受到如此待遇，他一再向中国官员声明自己是作为英国首任驻华大使而来的，并不是所谓的临时贡使，然而秉持华夷秩序的清朝官员直接无视马嘎尔尼的抗议，要求英国使团在觐见皇帝时要采用和其他藩属国一样的礼仪，即行三跪九叩大礼：双膝跪地，上身趴下，将额头触地三次，然后站起来，以便第二次下跪，连续重复三次才算礼成。而马嘎尔尼则坚持说只有在上帝的面前，他才会双膝下跪，对中国皇帝，他只能像英国臣民给英王行礼那样行单膝跪地礼。
他再三声明，自己决不会对他国君主施以高过自己国君的礼节。
对此，乾隆皇帝很不高兴，他认为马嘎尔尼等人妄自尊大，一点礼貌都不懂，属于给脸不要脸的类型，根本不值得加以礼遇。于是，原定的觐见被取消，英使团的行动也受到种种限制。这样僵持下去的话，对英国使团来说没有任何好处。经过多次协商，双方终于达成共识：
英使可以在八月初六的欢迎宴上行英式屈膝礼，但是在八月十三日澹泊敬诚殿举行的乾隆帝万寿盛典上，则必须行中国的三跪九叩大礼。
其后，乾隆帝为了显示天朝的宽容大度，下旨说：“伊等航海远来，因初到天朝未谙体制，不得不稍加裁抑。今既诚心效顺，一尊天朝法度，自应仍加恩视，以遂其远道瞻觐之诚”。他还吩咐时任军机大臣的和砷等陪同马嘎尔尼等人游览圆明园，目的是让英国“外夷”感受感受天朝皇家园林的气魄与华贵。
在乾隆皇帝的“万寿”庆典会上，马嘎尔尼首先向乾隆行了三跪九叩首礼，随后斯当东父子上前致礼，乾隆觉得小斯当东非常可爱，便召这位小朋友上前，将自己身上的黄色荷包送给了他。之前乾隆已经听说小斯当东会汉语，很想亲耳听听，于是小斯当东便用中文说出了对皇帝所送礼物的谢意，这让乾隆很是高兴。
此次英国使团在所送礼品上着实下了一番工夫，英王送给乾隆皇帝的礼品共十九种，五百九十多件，包括天文地理仪器、枪炮、车船模型、玻璃火镜等。其中，英王特意挑选了当时英国规模最大并装有110门大口径火炮的“君主号”战舰模型，在礼单中还专门提到“榴弹炮、迫击炮”和手提武器（卡宾枪、步枪、连发手枪），以为定能引起中国军官们的极大兴趣。结果证明英国人太不了解清朝官员了，清政府官员以文人为主，对这些洋枪洋炮根本不感兴趣。在他们眼中，这都是些无用的奇技淫巧而已。更让人哭笑不得的是，1860年，英法联军火烧圆明园之时，英国人发现，当年赠送的大炮与炮弹都原封不动地摆在那里，从未被使用过。于是，这些“英国制造”之物在被冷落了半个多世纪后，又被运回了家乡。
本来使团还想把英国最新的机器发明介绍给中国，结果也是无人理睬。而清廷则本着一贯的“厚往薄来”原则，分别赏赐给英王及使团丝绸缎绒、瓷器玉器等多达三千多件的中国特色物品。
因清政府明确规定，外国使者在京逗留的时间绝不能超过四十天，所以庆典活动结束后不久，马嘎尔尼便向清廷递交了一份名为“大不列颠国王请求中国皇帝陛下积极考虑他的特使提出的要求”的信件。
信中详细说明了英国政府派团访华的七项使命，对此，乾隆在给英王的敕谕中逐条驳斥，尤其是想在中国租地一项，乾隆更是断然加以否决，因为这涉及中国的领土主权问题。
乾隆皇帝拒绝英国要求的敕谕宣告了马嘎尔尼使团的失败结局。
很快，清政府就下了逐客令，让英使团赶紧起程回国，同时私底下命令沿途官员密切注意马嘎尔尼等人的一举一动，防止他们惹是生非。
乾隆五十八年（1793年）十二月七日，英国使团从广州起程回国，在京时间刚好是四十天。
事隔二十多年，一直耿耿于怀的英国政府于1816年6月底，再派阿美士德勋爵率团访华。此时，当年的小斯当东已当上使团副使，但他们也栽在了礼仪问题上。
这次阿美士德需要觐见的是嘉庆皇帝，他同样拒绝了被要求施以的跪地叩头大礼。于是，令人瞠目结舌的事发生了，中国人和英国人厮打在一起，清朝大臣推拉硬拽地要把英国人拉去见皇上。阿美士德等人强烈抗议这种对使节动武的粗鲁行为。他的抵抗传到皇帝耳朵里，龙颜大怒，下令让英国人立刻滚出北京。阿美士德使团连皇帝的面还没见到就被驱逐出去了。直到1840年英国用大炮轰开了中国的大门，英国与中国建立联系一事才得以实现，而清政府真正取消外国使节行跪叩大礼则是1873年的事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