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方代表是恒祺和崇厚，这两人对澳门的情况几乎一无所知，谈判结果可想而知。基玛良士等人利用清方的无知，在双方签订的《中葡和好贸易章程》的具体条款上大做手脚。例如，中国虽然可以继续往澳门派驻官员，但是这些人的权力却和他国领事没有任何区别，只能处理一些侨民事务，官阶极低。幸好在换约前，熟悉洋务的总理各国事务大臣薛焕发现了这点，要求葡方修改条约，遭到葡萄牙拒绝。结果《中葡和好贸易章程》只好不了了之。
1883年爆发的中法战争又为葡萄牙提供了外交讹诈的好时机。
1884年，法国与葡萄牙暗地勾结，葡萄牙为法军自澳门进攻广州大开便利之门，换得的酬金就是法国将澳门所有地界送给葡萄牙。英国也在一旁帮腔。
此时的清政府财政十分困难。当时国库收入的主要来源就是鸦片进口税，而每年有三万箱的鸦片由香港走私到国内，造成关税的巨大流失。1885年，清政府派邵友濂和赫德去香港与港英当局谈判，要求对鸦片实行税厘并征。港英当局表示要使香港的缉私有效，邻近的澳门必须同行此法（当时因澳门主权还在中国手中，因而途经澳门的中国船只按国内关税征收，比香港要低）。
为了能增加财政收入，清政府决定派赫德与葡萄牙人谈判。由两个外国人谈中国的利益要求，估计也就只有清政府会干这样的事，其后果不用想都知道。虽说赫德与澳门总督罗沙的谈判也算一波三折，但是赫德却在没和中国政府打招呼的情况下，毫无保留地接受了罗沙所提的种种掠夺中国权力的要求。回到北京后，赫德还四处游说清政府接受不平等条约。
清政府内部出现意见分歧，李鸿章等人因建立北洋海军一事手头很紧，就支持赫德，这样鸦片“税厘并征”1问题可以立马解决，他需要的钱就会很快到手；以张之洞为首的一派反对向葡萄牙让步，要坚决维护中国对澳主权；总理衙门的大臣们则左右摇摆。最终，经过“老油条”赫德的周旋，《中葡里斯本草约》还是签了。
1887年12月1日，在赫德的哄骗下，清政府又在《中葡和好通商条约》上签字画押。自此，葡萄牙获得最惠国待遇；中国丧失对澳门的主权，葡萄牙人拥有永久管理澳门的权力。
香港是如何一步步被蚕食的
葡萄牙轻而易举地侵入澳门一事，让觊觎中国已久的英国萌生了无限希望。一直以来，英国始终打不开中国市场，反而自己的银子都到了中国的腰包里。再加上清政府对外贸并不感冒，英国商人能接触的中国商人就只有“十三行”。这怎么可能满足由已进入蒸汽时代的英商的大胃口。英国也希望能像葡萄牙那样在中国有一块特别居留地，作为货物中转站。
1637年，在没有通知清政府的情况下，英国商人联合会派威代尔率领五艘舰船，闯入珠江口，炮轰虎门，在广州强行进行非法贸易。
后来英国人发现珠江口附近的香港是块宝地，以后可以发展为英国的“澳门”。1793年，马嘎尔尼使团访华，曾向乾隆皇帝提出给予英国舟山群岛的一处小海岛和广州周围的一个小地方的要求，被乾隆皇帝拒绝。
1816年，不死心的英国再次派出访华使团。使团代表斯当东实地考察了香港岛，认为香港乃是世界上最优良的海港。1830年，五十名英国商人（在华从事鸦片走私勾当）联名上书英国议会，要求政府派兵占领“中国沿海一处岛屿”，以确保他们在华贸易无阻。几年后，英国驻华商务监督律劳卑向英国外交大臣巴麦尊建议占据香港地区。
1836年，继任商务监督的是义律，他提出要“永久在香港设站”。
自此，英国船只不断云集香港海面。1838年，清政府派林则徐到广东禁烟，沉重打击了靠鸦片吃饭的英商，义律便加快了侵华步伐。他向巴麦尊和英印总督呼吁尽快派兵来中国，以给中国致命打击。1839年8月底，英国的两艘军舰停靠香港，与中国水师在九龙交火。英军并没有尝到甜头。
1840年年初，极具强盗气息的巴麦尊直接向清政府提出，将“位置适宜的沿海岛屿一处或数处，永久划让英国政府”，否则等着清政府的就是英国的大炮。清政府虽然软弱，却还是有底线和尊严的，断然拒绝了英国的无理要求。结果，英国政府更牛，几个月后便将英国军队运送到珠江口，鸦片战争由此拉开帷幕。这场战争的结局大家都不陌生，清军面对英国的坚船利炮只有节节败退的份儿，英军一路北上到达天津白河口，威胁北京。懦弱的清政府妄图以牺牲林则徐来换取暂时的和平，还派琦善与英方谈判。8月30日，义律到天津大沽向清政府递交《巴麦尊子爵给中国皇帝钦命宰相书》，提出割让东南沿海一岛或数岛给英国等无理要求。在谈判开始前，道光皇帝就找琦善谈过话了，他给的指示是，中国的土地绝不会割给英国，如果英方还是坚持的话，就只有战场上见了。也正是因为道光放了狠话，一直想向英国妥协的琦善始终不敢答应英方的割地要求，他还劝说义律退回广州，在那里再商谈判之事。
只是到了广州后，义律的立场还是没有任何改变，提出割让香港的条件，琦善自然不敢答应。在琦善看来，这帮洋人太得寸进尺了，大清国能允许英国人前来贸易就已经是对他们的莫大恩惠了，他们此时应该感激涕零，哪还有再割地出去的道理呀。既然谈不拢，也就无须多费唇舌，直接开战了。英军占领沙角、大角两处炮台后，又向清政府提出要在该地建立英国商馆。
琦善再次与义律会谈，琦善拒绝割让沙角、大角，但可以奏请皇帝“在外洋给予一个居住地方”。义律见中方态度有所松动，又旧话重提，要求将香港岛割给英国。而琦善打的算盘是以澳门模式解决香港问题，即允许英国人居住，但主权仍属中国。孰料，1841年1月27日，双方正式会晤时，义律将事先拟好的协议（《穿鼻草约》）交给琦善，里面明确写到“将香港岛和港口割让给英国”。深知其中利害关系的琦善便找了各种理由，迟迟不在协议上签字。讽刺的是，后来他被革职查办的理由却是私自允许割让香港。只是琦善的拖延之策没起什么作用，2月1日，义律和伯麦共同宣布香港岛“现已成为英国女王领土的一部分”。
然而，英国政府居然还对义律的《穿鼻草约》大为不满，认为获得的土地太少，义律也被解除职务，代替他的是璞鼎查。为了获得更多权益，英军再次开火。1842年8月，战败的清政府派耆英与璞鼎查谈判，29日，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不平等条约--《南京条约》在英舰“康华丽号”上签订，条约的第三条规定割香港岛给英国。1843年6月26日，中英举行条约换文仪式，香港岛自此离开祖国怀抱。
英国的胃口绝不是一个香港岛就能满足的，它的下个目标是九龙半岛。九龙半岛南端隔海峡与香港岛相望，此处地势平坦，港宽水深，既是香港的天然屏障又适合居住，为中国历朝所重视。香港岛割让后，倍感威胁的清政府立即于1843年设立九龙巡检司，加强防卫。只是被狼盯上的猎物，始终难逃被吃的命运。
不过，出于自身利益考虑，前两任香港总督--璞鼎查和德彼对占领九龙半岛一事并不热心，而是一再“沉默”。第二次鸦片战争爆发后，由英国军界带头，主张侵占九龙的势力占居上风，英国政府也认为时机已经成熟。1860年3月，巴夏礼向广东巡抚劳崇光提出“租借”
九龙半岛的要求。因广州已被英法占领，所以劳崇光没有将此事上报朝廷就私自答应了下来，还签了《劳崇光与巴夏礼协定》作为依据。
第二次鸦片战争的结果毫无悬念，清政府再次被迫签订丧权辱国的条约。1860年10月，在中英《北京条约》签字前夕，英国方面突然提出要在条约中增加一项内容，即“广东九龙司地方并归英属香港界内”。清方代表奕迫于英国的压力答应了这项侵略要求，九龙司地区落入英帝国手中。
得寸进尺的英国殖民者犹嫌这块地太小，又瞄上了新界。1894年甲午战争爆发后，香港总督罗便臣就上书英政府，提议占领新界。只是英国害怕此举会引发法国在华南的连锁反应，才没有接受罗便臣的建议。甲午战争结束后签订的中日《马关条约》规定割辽东半岛给日本。
这无疑触及俄、德、法的切身利益，于是，三国联合干涉，最终以清政府赔偿三千万两白银换得日本对辽东半岛的放弃。而俄、德、法三国则以此事邀功，大肆攫取在华权益，掀起瓜分中国的狂潮。英国自然也不会高风亮节地站到一边，任由其他列强抢占势力范围。
1898年4月，法国租得广州湾。英国驻华公使窦纳乐以此事会危及香港的安全为由，要求扩展香港界址。还以舟山和福建的命运相威胁。
虽然清政府不得不配合英国的强盗行为，却也作了限制，即给英国的只能是小块土地。英国军界可不吃这一套，他们的方案使香港的陆地面积比之前大了十倍，水域面积扩大了四五十倍。这远远超出了清政府的预期，清政府底气不足的抗议被英国直接无视。1898年6月9日，中英双方签订《展拓香港界址专条》，英国租到“沙头角到深圳湾之间最短距离直线以南、界限街以北地区和附近岛屿以及大鹏、深圳两海湾”，为期99年，并将其更名为“新界”。至此，现在的香港就成了英国人的地盘。
史上最强的“无作为”者--叶名琛
时光荏苒，在《南京条约》签订12年后，条约中商定的修约期日益临近。中法《黄埔条约》、中美《望厦条约》的修约期也接踵而至。
此时的大清皇帝还沉浸在“万年条约”的喜悦中，至于条约到底写了什么以及该如何履行就不是他该操心的事了。估计签完条约后，皇帝就以为万事大吉，早把“修约”一事抛之脑后。
清政府的敷衍了事在西方列强那里是行不通的。1854-1856年，根据之前的条约规定，英、法、美相继向清政府提出修约要求，希望进一步扩大中国市场，但都遭到清政府的拒绝。列强认为清政府这是背信违约，既然以正常的外交途径达不到目的，那就只好用其撒手锏--武力来解决问题了。
但是，战争不是想打就能打起来的，出师还需要有个名头，这样才能打得心安理得。还真就让英法逮到了机会，那就是1856年发生的“亚罗号事件”和“马神甫事件”。这其中就牵出了中国近代史上一个很“个性”的人物--叶名琛。
叶名琛（公元1807-1859年），湖北汉阳人，进士出身，曾任广东巡抚、两广总督兼通商大臣。清朝的总督何其多，为什么叶名琛会如此“出名”呢？这得从他自创的一套用来对付洋鬼子的“哲学”理念说起。能当上两广总督，说明这个人的学问不会差到哪儿去，我们这位叶总督在为人处世方面就很有一套，他非常注重从前人身上吸取教训。在他看来，像林则徐等这种人性子太刚烈了，皇帝都不愿打仗了，他还非得和皇帝对着干，怎么可能会有好下场？更何况大清也没有和洋鬼子打架的实力，最终，这些主张硬碰硬的人不是被朝廷革职就是在战场上兵败而死。但是，那些对洋人卑躬屈膝的人也没有得到好下场，大都身败名裂，即使死了也会被人唾弃。在官场摸爬滚打多年的叶名琛深知“战”与“和”都不是对付洋人的理想对策。在经过一番深思熟虑之后，他有了第三种选择，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高谈雪国耻，尊国体，矫作镇静，处于不刚不柔、不理不睬的地位，以不变应万变”。
总结起来就是六个“不”不战、不和、不守、不死、不降、不走。正是因为他始终坚持自家独创的无作为哲学，他在西方人眼中就是“死不交涉”的代名词。
叶名琛的“无为”看似荒唐，但是易地而处，换做其他人面临如此境地又能做什么呢？为国而战？没有本钱。与敌媾和？没有授权。
坚守城池？那是不可能办到的事。弃城而逃？回来还是死路一条，因为按照清朝律法，地方官负有保护本地不受侵犯的责任，弃城而逃的官员是要被抄家灭族的。逃跑尚且行不通，缴械投降就更不行了。当然，为国捐躯是可以的，只是洋人的炮弹没打到想要赚取“英名”的总督大人身上，“战死沙场”的壮举也就没了舞台道具。实际上，叶总督认为自己也是一爱国青年，当了官后，立志不给祖先丢脸，以名臣自居，很有“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自觉，对赏识他的清政府忠贞不渝。现在国家有难，正是需要他为朝廷分忧的时候，所以他觉得自己绝不能这样不明不白地死掉。经过这种种思量，最终叶总督决定势将“六不”进行到底。
1847年叶名琛出任广东巡抚后，被列为“五口通商”之一的广州就因为他和两广总督徐广缙的抵抗，英国的大炮愣是没轰开广州的大门。不久，徐广缙被调去剿办太平天国起义军。叶名琛就任两广总督兼通商大臣，两广的军政大事和对外交涉事宜都归他管。因之前成功阻止英国人进入广州城，叶名琛受到朝廷的嘉奖。从此叶名琛更是觉得自己比谁都牛，他既不屑于研究如何和洋鬼子和平共处，也没心思派人打探英法等国的实力状况。偶尔有列强递交的外交照会，他是既不上报也不研究应对之策，最多回复几句话，有时干脆就不回。
英国人可不吃这套，新任英国驻华公使兼香港总督包令上任后，再次要求进入广州城，叶名琛当然不会答应。当时驻广州的英国领事巴夏礼却是个喜欢和别人对着干的人，越不让他入城，他偏要进去。
就在双方暗暗较劲之时，“亚罗号”事件发生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