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人，一个组织，一个国家，在永恒不断流逝的时间的长河中，到了一定的时候，应该回头看一看，看看走过的历程中自己走得是否都完全正确，正确的要坚持，不正确的要扬弃。这是十分必要的。我们古人在这方面有许许多多的教导，最为大家所熟知的是“前车覆，后车戒”，通常作“前车之覆，后车之鉴”。这两句话表面讲的仅仅是反面的经验，也就是教训。但是其中隐含着“前车不覆”也是“后车之鉴”的正面的经验。
所谓“一定的时候”，可能短到只指一天，而长则是无限制的，一般的是一年、十年、百年。如果制定几年计划，则在计划结束后，也必须回头看一看，算一下总账，目的都在达到前车之覆或不覆，以决定后车如何走法的目的。
当前，我们中国的国家和人民，以及全世界的国家和人民，都正处在一个新的“世纪末”中；再想得远一点，是处在一个新的“千纪末”中。这是一个非常的关键时刻。我在很多地方都讲到过，世纪或千纪都是人们人为地制造出来的，没有什么先天的必然性或必要性。试想：如果没有耶稣和耶稣教，哪里来的什么“世纪”和“千纪”。但这只是事情的一面。事情的另一面则是，既然人们制造出来了“世纪”和“千纪”，它们就起了作用，而且正在起着作用。这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事实。
世纪末和千纪末，现在都不是第一次。然而全国和全世界都承认，眼前的这个世纪末和千纪末同过去的都不一样。由于科学技术的惊人的进步，特别是交通通讯工具方面的突飞猛进，用一些人使用的形象的说法，世界变得越来越小了，产生“蝴蝶效应”等等的理论，绝不是偶然的。已覆的前车历历可数。当前世界各国政府和一些有识之士高呼“环保”，其声震天动地。这绝不是没有根据的，这也让我们这些忧天的杞人感到点安慰。然而，就我个人浅见所及，高呼“环保”而不从事实的发展中，特别是从思想的高度上和哲学的高度上，来探索环境之所以必须保护，环保工作之所以是火烧眉毛的紧迫工作的根本原因。这有点舍本逐末的意味，实在为愚陋如不佞者所难以理解。
总之，我们眼前所处的世纪末就是这样的一个世纪末。
我在本文一开头就说到，到了一定的时候，一个人，一个组织，一个国家就应该回头看一看，看一看在过去一段行程中车行和车覆的经验和教训，以决定今后的走法。现在正是这样的时候了。而且，我认为，应该回头看的不仅仅是一个人，一个组织，一个国家，而是整个的世界。
正在这样关系到人类前途的关键时刻，上海远东出版社不惜人力物力，编辑出版了一套《20世纪外国文化名人书库》，实在是顺乎潮流，应乎人心的壮举，我想，谁也不会吝惜对此举的赞誉。出版社提出的方针，虽然重点是放在人文精神上；然而，大家都会理解，人文精神是指导人类社会前进的关键精神，它是龙头，它同推动人类社会前进的物质的和精神的努力，是密不可分的，抓住人文精神这一条纲，则纲举而目张，提要而勾玄。这实在是一个非常聪明的打算。
为什么单单举出“外国文化名人”呢？中国《诗经》上说：“他山之石，可以攻玉。”这两句富有哲理而又明了形象的话，千百年来，为中国人民所接受，广为流传，几乎家喻户晓。远东出版社之所以选外国名人，我想其故就在这里。
对于入选的这几十位“名人”中的某一些人，中国学术界肯定会有不同的意见。这是很自然的事，不足为怪，不这样才是怪事。但是，我相信，对绝大多数的入选者来说，大家都会同意的。这些名人，时代有先后，治军有专精，影响有大小，造诣有高低。但是，他们在不同程度上影响了过去一个世纪世界人文精神的发展，则是没有问题的。我们常讲，对世界上万事万物都要一分为二。对这些“名人”，当然也不能例外。我们一定要分清他们思想中的精华与糟粕，以便决定我们的去取。这话实际上已成为老生常谈，不用我说，大家也会明白的。
但是，我们拿一个什么样的标准来分清精华与糟粕，来决定我们的去取呢？精华与糟粕，说起来明白如日月经天；但实则是泾渭并不分明，而且随时代的推移，有时候还会转化，我们绝不可掉以轻心。我个人的想法是，标准只有一条，那就是“以我为主”，不能喧宾夺主；以我们目前的需要为主，绝不能陈义过高或过低，提出一些不切实际的想法或者甚至幻想。那样是有害无益的。
我们目前的需要是什么呢？我们是一个有十二亿人口的大国，目前正在进行着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社会。这是一件空前伟大的工作，直接的借鉴，中国没有，外国也不会有。但是，间接的借鉴，就算是“前车之覆”吧，则是能够找到的。我说的“以我为主”，就是指以我国当前的实际为主。外国名人的思想中，对这个当前的实际有用的，我们则吸收之，否则则扬弃之。这是天经地义，用不着探讨与辩论。
但是，非常遗憾——至少我这个喜爱忧天的杞人觉得遗憾——我发现我们学术界少数人有一种不正之风，“不正”二字加起来就成为“歪”字，说不好听一点就是“歪风”，还需要再加上两个字“邪气”，才算完整。他们拜倒在外国“名人”，或者并非“名人”，或者在成为名人之前已经销声匿迹的“预备名人”，拜倒这些人的脚下，战栗觳觫。一听到中国人有什么新的理论，就笑得连鼻子都想笑歪，鄙夷之态可掬。用“崇洋媚外”这个词儿，有点刺儿，就改用一个比较文雅一点的“贾桂思想”吧。在这些人眼中，只有外国人才有资格，才有能力，才有天才，才有权利来创建新理论。在国际学坛上，中国只能成为一个“无声的中国”。对于这种现象，我实在觉得悲哀而又凄凉，可叹而又吃惊。
我对眼前外国，各种学科的新理论要说知道得很多，那不是事实，而是吹牛。要说我一点都不知道，那也不是事实，则是撒谎。我对这些新理论了解一个大概其，有些新理论，就像时装一样，“蟪蛄不知春秋”。我曾套用赵翼的两句诗：“江山年有才人出，各领风骚数十天。”说明我对这些风起云涌转瞬又风吹云散的所谓理论的看法。对待这些新理论，我的态度是：我们必须学习，必须弄通，然后实事求是地予以公允的评价。拒而不学，绝不应该；顶礼膜拜，大可不必。后者不应该是一个学人，不管是中国的还是外国的学人应有的态度。眼前我们最重要的工作是彻底扬弃“贾桂思想”，还我一个堂堂正正身。
现在，这一套“书库”已经整整齐齐地摆在我们眼前了。外国的原作者都可以算是“名人”，书中包含着他们的智慧，当然是精华与糟粕并存，经验与教训共处。我们应当怎样对待这一套书呢？我个人认为，我在上面刺刺不休地讲的那一些话，就是我们对待这一个书库的准则。首先，书中必有“前车之鉴”，关键在于我们怎样去识别和利用。其次，这一些书都是“他山之石”，我们用它来“攻”我们的“玉”。第三，“以我为主”，以我们当前的需要为主，这一点无论如何也不能忽视。我们要按照我们当前的需要，来细致鉴别书中的精华与糟粕，以决定吸取或者扬弃，主动权完全掌握在我们手中，这一点是含糊不得的。如果某一些富于“贾桂思想”的人士，在膜拜当今外国那一批风云变幻，乍起又落的“名人”、“准名人”或“候补名人”之余，又来膜拜这一批已经成为“名人”的大菩萨，则我期期以为不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