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言
1902年，在我写这本短小的《贝多芬传》以前，(这已经是四分之一个世纪之前的事情了)，我并没想过要写一部关于音乐学方面的著作。当时，我正处在一个苦难骚乱的时期，饱受那场既可毁灭又能更新一切的暴风雨。无奈之下我逃了出来，离开了巴黎。
我来到童年伙伴的身边，暂避了十天。而这个可以庇护我的人，就是那个在人生的战斗中，曾多次给我力量，支持过我的人--贝多芬。当我来到贝多芬的故乡波恩时，我在那里重新寻觅到了他的影子，以及他往日的老朋友们。在科布伦兹，我从韦格勒夫妇孙子的身上，似乎又见到了他们夫妻俩的影子。在美因兹，我听了一场由维恩加特纳指挥的贝多芬交响乐演奏会。后来我有机会与他单独相对，我们在潮湿灰暗的四月，漫步于雾气弥漫的莱茵河畔。我们倾诉心曲，而我竟完完全全地被他那种痛苦、勇气、欢乐与悲哀所感染。我跪倒在地，他却用他那强有力的手将我扶起，并且为我的新作《约翰·克利斯朵夫》洗礼。在他的祝福下，我又勇敢地踏上返回巴黎的路。此时的我深受鼓舞、信心倍增；我与人生重新缔约，并为上帝演唱了一首痊愈者的感恩曲。而这支感恩曲正是这本短小的书。它最初由《巴黎杂志》发表，后由贝玑再版。我丝毫没想到这本小书会从一个狭小的友人圈里传出来。然而，“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命运……”
很抱歉，我在这里赘述了这些枝节。可是现在有一些人会从这支颂歌中寻找按照严格的史学方法创作的著作，所以我应该对此给予回答。有些时候，我会充当一个史学家。我在几部书中对音乐学尽到了一定的义务，诸如在《亨德尔》和有关歌剧的一些研究著作中。但是，《贝多芬传》绝非是为了学术研究而著作的，它是唱给受伤的心灵、窒息的心灵的一支鼓励的歌。它复苏了，它振作了，而且它感谢救世主。有一点我很清楚，这个救世主被我改头换面了，但所有的信仰与爱情的行为都是如此。我的《贝多芬传》就是这种行为。
本书出版以后，人们争相购买，使它交上了好运，这是出人意料的。因为那时候的法国，有数百万理想主义者被压迫，他们急切盼望着一个解放的呐喊。而他们却从贝多芬的音乐里听到了它，于是纷纷找到他，恳求他。所有在那个时代幸存下来的人们，谁不记得那些四重奏音乐会？这些音乐会就像是弥撒祷告时演唱着“天主羔羊”的教堂那样受欢迎。没有人会忘记那些注视着祭献，并被启示之光芒照耀着的痛苦不堪的脸庞！今天活着的人们与昨日的人们相距甚远。(但他们是否会与明日的人们靠得更近一些？)在本世纪头几年的这一代人中，不知有多少队列被一扫而光：战争就是一个深渊，他们和他们最优秀的儿子都消失在这个深渊之中了。只有我这本短小的《贝多芬传》依稀保存着他们的形象。它出自一个孤独者之手，竟毫无知觉地与他们相仿。而他们已从中认出了自己。
不几天工夫，这本由一个无名者写的小册子，已经从一家名不见经传的小书店里走了出来，在读者手中流传开来。于是，它就不再是属于我的了。
我把这本小书重新读了一遍。尽管它还有一些不足之处，但是我也不想再做什么改动了。因为它应该保留它的原始模样以及伟大一代的神圣形象。在贝多芬百年祭之际，我不仅要缅怀这一代，也要颂扬他们这位伟大的同伴，正直与真诚的大师--贝多芬，纪念这位教会我们如何生、如何死的人。
1927年3月
贝多芬传
“一心向善，爱自由高于一切。哪怕是为了御座，也绝不能背叛真理。”
--贝多芬
他的身材矮小强壮，有着一副像运动员似的结实骨架，这就是他给人的第一印象。年轻的时候，他有一张土红色的宽大脸庞。可是到了老年，他的皮肤渐渐变得蜡黄，而且呈现一种病态。特别是在冬季。这是因为他长时间困在屋内，远离田野。
他的前额隆起且宽广，乌黑浓密的头发经常戗立着，似乎从未用梳子梳理过，就像“墨杜萨头上的蛇发”。他的双眼常常闪烁着一种神奇的光芒，使所有看到此种眼神的人都感到震慑。褐色悲壮的脸庞，配上经常放射出粗野光芒的眼睛，使很多人以为他的眼睛是黑色的。事实上，他的眼睛是蓝灰色的。当他兴奋或激愤时，两只虽小却深陷的眼珠会突然变大，在他的眼眶里滴溜溜地转动，投射出他那带有奇妙真理的所有思想。有时，他也会向天空投去一抹忧愁的目光，那是他的深思和忧虑。
他的额头宽大突起，脸型像狮面。在他那宽而短的鼻子下方，有一张轮廓相对细腻、秀气的嘴，但下唇稍微有些超出上唇。他的牙床非常坚固，好像可以一口咬碎一个核桃。右下颏的一个深深的酒窝，使他的脸型显得非常不对称。英国钢琴家莫舍勒斯曾经说过：“他笑起来很甜，交谈时，常带着一种可爱且鼓舞人的神情。可是他的笑却有些不对劲儿，并不讨人喜欢，反而显得有些粗野，而且笑声很短。”--那是一个不习惯欢乐的人的笑。在他的脸上，常常笼罩着一片阴郁，表现出“一种无法医治的哀伤”。1825年，德国诗人勒斯托巴在谈到当初看见“他温柔的眼睛中蕴涵着及其痛苦的神情”时，勒斯托巴竭尽全力忍住不要流泪。一年后，当别莱恩·冯·布劳恩塔尔在一家小酒店遇到贝多芬时，见他坐在一个角落里，抽着一支长烟斗，紧闭双眼，这是他晚年时最常见的姿态，似乎已经成了一种习惯。有时，朋友跟他打招呼，他只是凄然一笑，从口袋里掏出一个小小的谈话本，然后用聋子特有的尖声让对方把想说的写下来……
他有很丰富的面部表情，而这些表情又变化不定。有时，他会因为一个突如其来的灵感，即使是在大街上，那种表现也经常使他身边的路人受到惊吓。有时，他正弹琴，突然被人撞见，他的“面部肌肉会立刻隆起，青筋暴绽，凶狠的眼神格外吓人；而他的嘴唇也会发抖，俨然一副被自己召来的魔鬼制伏的巫师的神态。”此时的贝多芬就像莎士比亚作品中的人物，尤利乌斯·贝内迪克特则补充道：“像李尔王。”
1770年12月16日，在科隆附近波恩的一所破屋的阁楼上，路德维希·凡·贝多芬出生了。他原籍弗朗德勒，父亲是个没有才华又爱酗酒的男高音歌手。母亲是个女仆，是一个厨师的女儿。母亲最初嫁给了一个男仆，丧夫后改嫁给贝多芬的父亲。
贝多芬的童年充满了艰辛与苦难，他不像莫扎特那样，拥有家人的呵护，感受家庭的温情。对于贝多芬来说，人生从一开始，就向他展现了一幅凄惨且残暴的战斗场景。父亲努力地发掘他在音乐上的天赋，并将他当作一个神童炫耀。四岁时，父亲就把他一连几个小时地钉在琴键上，或给他一把小提琴，把他关在房间里练习，繁重的学习压得他透不过气来。在这种强大的压力下，贝多芬差一点就彻底放弃并厌恶艺术，所以有些时候，父亲甚至要用暴力才能使他学习音乐。
年少时的贝多芬就开始为生计操心，他不得不要想方设法地挣钱来换取每日的面包。十一岁时，他进入剧院乐团；十三岁时，当了管风琴手。1787年，十七岁的贝多芬失去了他最尊敬的母亲。“对我来说，母亲是那么善良仁慈，那么值得爱戴，我最好的朋友！啊，当我呼喊着‘妈妈’这个甜蜜的称呼，而她又能听见的时候，我是多么的幸福啊！”母亲死于肺结核，贝多芬以为自己也染上了这个病，他常常觉得不适，而且患上了比病痛更加残酷的忧郁。
十七岁的贝多芬已经成为了一家之主，担负着对两个弟弟的教育责任。他不得不羞愧地要求剧院，让酗酒成性的父亲提前退休，因为他已经没有能力支撑这个家了。剧院的人害怕父亲拿到养老金后去挥霍，于是决定将钱交给他的儿子。这些悲惨的事情在他内心深处留下了难以抹去的印痕。贝多芬在波恩的一户人家那里找到了依靠，那是他始终珍视的布勒宁一家。他们有一个可爱的女儿，名叫埃莱奥诺雷·德·布勒宁，比贝多芬小两岁。贝多芬常教她音乐，并同她一起学习诗歌，她成为了贝多芬童年时期的伙伴。也许，他们之间曾出现过一种温柔的感情。后来埃莱奥诺雷嫁给了韦格勒医生，夫妇二人都是贝多芬的好朋友，他和他们夫妇之间始终保持着一种恬静的友情。这一点从他们与贝多芬之间的书信就能看得出来。当三个人都步入老年时，这份友情更加珍贵、动人，而他们的心灵也依旧如从前那样年轻。
尽管贝多芬的童年十分悲惨，可是每当他回忆起童年以及童年住过的地方时，那份悲凉的情感中仍有一份温馨。后来，他被迫离开波恩，来到维也纳度过余生。虽然身处大都市，他却从未忘却莱茵河谷。在那里，有他称之为“我们的父亲河”的莱茵河，它那么活跃，几乎带有人性。它像一个巨大的灵魂，使无数的思想和力量都汇入其中。在贝多芬眼中，没有什么地方可以比亲切的波恩更加美丽，更加威严，更加温柔。因为有了莱茵河那温柔而汹涌的河水，波恩的堤坡上浓荫掩映、鲜花遍布。在这里，贝多芬度过了他的前二十年，并在此形成了他的少年心灵之梦。那一片片的草地好似懒洋洋的云漂浮在水面上一般，雾气笼罩着的白杨、矮树丛和垂柳，以及果树，把它们的根浸在既静寂又湍急的水流中。还有那些村庄、教堂、墓地，都睁着好奇的眼睛静静地俯瞰着河岸。而在远处，蓝色的七峰山在天穹里映出昏暗的身影，山上矗立着一座荒废的古堡，形态瘦削而又十分古怪。贝多芬的心永远牵系着这片土地，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他都梦想着能够再看它一眼，“我的祖国，我出生的美丽的地方，在我看来，它与我离开它的时候一样美丽，一样明亮。”可惜的是，他未能如愿以偿。
革命(2)彻底爆发了，战火席卷着整个欧洲，同时也烧到了贝多芬的心里。当时的波恩大学成为了新思想的中心，贝多芬在1789年5月14日正式注册入学，听著名的厄洛热·施奈德教授讲德国文学，这位教授后来成为了莱茵省的检察官。当巴士底狱被攻克的消息传到波恩时，施奈德教授在课堂上朗诵了一首激情豪迈的诗，激起了同学们的热情。第二年，施奈德发表了一部关于革命题材的诗集。在众多预订者的名单中，还能看到贝多芬和布勒宁家人的名字。
1792年11月，战争蔓延到波恩，贝多芬无奈离开了家乡前往音乐之都维也纳。在去德意志的途中，贝多芬遇见了向法国挺进的黑森州军队，爱国之情油然而生。从1796至1797的两年时间里，他将弗里贝格的战斗诗篇谱成了曲，即一首是《出征歌》；一首为合唱曲《我们是伟大的德意志民族》。虽然他歌颂大革命的敌人，但大革命已经征服了世界，更征服了贝多芬的心。从1798年起，奥地利和法国的关系仍旧紧张，可贝多芬却同法国人，及其使馆，甚至是刚到维也纳的贝尔纳多特将军有着密切的往来。在与他们的交往中，贝多芬倾向于共和的感情更加坚定，而且在他以后的岁月中，这种情感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
这一时期，施坦豪泽为贝多芬画了一幅肖像，十分真实地表现了他当时的形象。同贝多芬后期的那些画像相比，这幅画像仿佛如盖兰画的拿破仑画像一般，能够准确地透过那张严峻的脸孔，感受到拿破仑的勃勃野心。画中的贝多芬比实际看起来略显年轻，消瘦的身躯十分挺拔，上衣的高领使他头颈僵直，目光显示出不屑和一点儿紧张。他知道自身的意志所在，更相信自己的力量。1796年，他曾这样写道：“勇敢不屈！即使身体虚弱，可我的才华必将得到成功……二十五岁！这不已经到了吗！我二十五岁了……这一年，我必须将自己显示出来。”伯恩哈德夫人和格林克说贝多芬是高傲的，而且举止粗俗，态度阴郁，说话时还带有浓重的家乡口音。但是，唯有几个密友才真正了解他那隐藏在这种傲然的笨拙下的善良的心。在贝多芬写给韦格勒的信中，开头便是：“譬如说，我发现某位朋友手头拮据：如果我不能在经济上接济他，我只要坐到书桌前，不多一会儿工夫，便能使他摆脱困境……你看这是多么美妙的事情啊。”随后，他继续写道：“我的艺术应该为穷人们做点贡献。”
但是，在1796至1800年之间，苦痛已经敲响了贝多芬的人生大门，它缠住了他，不再离去。贝多芬的耳朵的重听现象越来越严重。耳朵里昼夜不停地嗡嗡作响，听力越来越差，内脏也让他痛苦不堪。对于这种情况，他独自忍受了好几年都没对别人讲过，甚至对他最亲爱的朋友也没提过。他总躲着别人，一个人将这个可怕的秘密深藏心底，以免被人发现自己的残疾。直到1801年，他再也无法隐瞒了，他绝望地告诉了他的朋友中的两位：韦格勒医生和阿门达尔牧师。
他在写给阿门达牧师的信中写道：
“我最亲爱、善良、真诚的阿门达……我多么希望你能长时间地陪伴在我身边啊！你的贝多芬现在太不幸了。你知道，我自身最高贵的部分--我的听力，它在逐渐下降。当我们在一起的那段时光里，我就发现了一些症兆，但我一直瞒着你和其他人。可是从那之后，情况越来越糟糕了……你说我的病能治好吗？我当然是抱有这种幻想的，但是希望似乎很渺茫。我清楚这类疾病是无法医治的。我不得不悲惨地生活着，逃避我挚爱的、对我的生命来说举足轻重的一切。我生活在一个悲惨、自私的世界里！我无奈地栖身于凄惨的听天由命之中！当然，我试图要战胜所有的灾祸；可那又怎么可能呢？”
他在写给韦格勒的信中说：
“……我活在一种凄惨的生活里。两年来，我不敢与任何人往来，因为我不能与人交谈：我是一个聋子！如果我所从事的是其他职业，或许还可以维持，但在我干的这一行里，这无疑是一种可怕的情况。对于我的那些敌人，他们又会怎么说！在剧院里，我必须尽可能地靠近乐队，不然我根本听不见演员们在说些什么。如果我坐得稍微远一点，我甚至连乐器和演唱者的高音都听不见。当别人说话声音很轻时，我几乎听不见；可是当人家大声叫喊时，我又无法忍受……有时，我会诅咒自己的一生，而普鲁塔克引导我要学会听天由命。但可以的话，我更喜欢与命运挑战；然而，在我生命中的某些时刻，我仅仅是上帝最可怜的造物。听天由命！多么伤心的避难所啊！而这却成为我剩下的唯一出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