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成立后，罗隆基历任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政务委员、中国人民外交学会副会长、全国抗美援朝总会常务委员兼宣传部长、森林工业部部长，并担任全国政协第一届至第三届常务委员兼政协国际事务委员会主席。1953年后，当选为民盟中央副主席，与章伯钧一起实际上成为民盟中央的最高领导人。
罗隆基鸣放期间的主要言论，发表在5月22日中央统战部召开的各民主党派、无党派民主人士座谈会上--为了鼓励大家鸣放，并保证鸣放得好，我觉得全国人大和全国政协可以成立一个有共产党、民主党派的成员和其他方面的人士参加的委员会，以检查过去“三反”、“五反”和肃反工作中的偏差，并鼓励受委屈的人士向这个委员会申诉。毛主席在最高国务会议上指示过，由人大常委和政协常委成立一个机构来检查肃反偏差。成立这么一个委员会有三大好处：
一、可以鼓励有意见的人向委员会申诉。地方上的一些知识分子都希望有说话的地方，并且希望“条条道路通北京”，认为有意见能够传到北京，就是“下情上达”。因此，有了这个委员会，就可以使有委屈的人不至于没有地方申诉。
二、可以更好地做平反工作。王昆仑先生说，现在有人以为今天的鸣放是三部曲：放、收、整。其实这不外是经验主义者错误的主观主义设想出来的公式。过去有许多大运动有了极大的成绩，但的确也有偏差，伤害了一些人，因此造成一些隔阂。过去的运动都有平反工作。不过，过去的平反工作往往是：人民代表大会把意见转给地方，地方又将意见转给有关单位领导的组织去处理。这样就很难做到“有错必纠”了。如果成立了这么一个委员会，那就可以将平反的机构和“三反”、“五反”、肃反的机构分开来。过去的运动是共产党领导的，今天平反有各民主党派人士参加，那就更有利于做平反工作。
三、在鸣放中，就没有有顾虑的人？谁也不敢保证，对“鸣”与“放”绝对不会有人打击报复。有了这个委员会，受到打击报复的人就可以直接向委员会控诉。这样，有报复思想的人就害怕，真的受到报复的人也有路可走。
这样的委员会，中央有，地方也应该有，而且中央可以领导地方的这样的委员会。全国有了这么样的有系统的机构，一定能够保证鸣放得好。我这仅是个建议，很不成熟，不知道是否妥当……
章乃器，浙江青田县人，著名的“青田石雕”即产于此。
祖父系清同治9年举人，浙东名士。父亲民国初年任该县议会副会长等职，后赋闲家居，家道也渐中落，差堪温饱而已。江浙两省，清兵入关屠杀最惨，志士仁人屡举义旗，爱国与民主的思想薪传不绝。章乃器自小耳濡目染，辛亥革命爆发时只有15岁的他，便投笔从戎，在南京陆军部下属的飞行营当了一年兵。
袁世凯篡夺了革命的果实后，飞行营解散，他“文已经投笔，武未能杀贼”，国家前途吉凶未卜，个人前途亦四顾茫然。历史似乎觉得中国的将军多如牛毛，逼迫他走了另外一条路：无奈之中回杭州继续求学，可除浙江省立甲种商业学校外，所有学校都招考完毕。他又无奈地进了该校，第二年，当他从一本薄薄的经济学教材绪论里读到“通商大埠，常位于大江大河下游”时，立马为之倾倒，赞叹其为“一切古书里找不到的知识。”从此，他与经济学结下不解之缘……
毕业后，他先后在杭州、北平、上海的金融界服务，虽一边努力工作，一边勤奋自学，对于金融市场、银行组织、银行业务、商业法规等方面有了相当的研究，以致于严重地损伤了他的健康，他不得不修炼起内功拳法；但面对“去了旧军阀，便有了新军阀，去了旧官僚，便有了新官僚”的黑暗现实，每天被十个阿拉伯数字充斥、在十三档算盘里滑落的生活，实在填满不了他那颗忧国忧民之心。
他先是创办了《新评论》杂志，编辑、发行、校对，乃至绝大部分稿件的写作，均由他一人承揽。可在出版了29期之后，被国民党当局以“袒共”罪名，予以查封。
抗战时期，他不断发表文章，是国内率先提出停止“剿共”、一致抗日主张的人士之一。他还和沈钧儒、邹韬奋、陶行知、周新民等人，发起上海文化界救国会。1936年5月底，来自全国各地的60多位救亡团体的代表，在上海秘密举行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成立大会，他和沈钧儒、李公朴等14人被推举为该会的常务委员。7月10日，他和沈钧儒、史良、沙千里、彭文应作为该会的代表，前往南京向国民党五届二中全会请愿，提出立即对日抗战、开放民众救国运动、释放政治犯、停止内战等要求。
7月15日，他又和陶行知、邹韬奋、沈钧儒署名发表《团结御侮的几个基本条件与最低要求》，这一冯雪峰策划、潘汉年参与讨论的文件，强烈要求国共两党立即停止内战，共同抗日，颇有些像中共“八一宣言”的复印件，但却使毛泽东发自黄土高坡的微弱声音，在中国的中心地带被极大地放大了，从而在国内外引起了巨大反响，这意味着经长征到陕北不久、立足远未稳的共产党人，在险遭吞没的中国政治之河里，有了第一条诺亚方舟……
毛泽东的感激之情溢于言表，一个多月里他两次致函章乃器等四先生，内称：“先生们抗日救国的言论和英勇的行动，已经引起全国广大民众的同情，同样使我们全体红军和苏区人民对先生们发生无限的敬意！”
毛泽东希望与救国会的领袖们一道，“在各方面作更大的努力与更亲密的合作”，并委托潘汉年与他们继续保持联系。
吴铁城，这位好容易爬到上海市长的党国大员，却几乎夜夜梦见自己的仕途，将要踏空在章乃器“发光的秃顶”上。在他眼里淹没了上海的救亡热潮泄自于救国会，而救国会的“计谋”，又大抵出自于实际负责会务工作的章乃器那“发光的秃顶”里，他向前者任职的浙江实业银行的总经理李铭提出警告，要对方罢免章乃器，否则对银行不利。
同情他的李铭想出一个一石二鸟的主意，由银行出钱送他去英国留学三年五载。章乃器却不能让银行受累，更不愿离开水深火热中的祖国，仅在一两个小时之内，他便自行砸碎了耗费二十年才捧到手里的金饭碗--该银行副经理的座位，上海滩为之轰动了，在有人惋惜、有人嘲讽的同时，更多的是理解与支持，在一封二百余人的联名来信上，这样写道：
“在两条相反的道路中，你终究毫无疑义的走上了这一条--艰苦地为着不愿做奴隶的人们而奋斗，我们被你这种英勇的反抗感动得掉下泪来……”
救国会的活动更引起日本驻沪总领事的极度仇视，数次要求上海市政府“逮捕抗日救国会幕后人物章乃器、沈钧儒、李公朴以及其他五人”。在以出动海军陆战队相威胁的压力下，1936年11月23日凌晨，救国会领袖沈钧儒、章乃器、邹韬奋、李公朴、王造时、史良、沙千里被国民党当局逮捕，这就是轰动一时、并彪炳于青史的“七君子”事件。
“七七”卢沟桥事变后，举国上下抗战的局面终于形成。“七君子”释放后，章乃器应安徽省主席李宗仁邀请，主持该省战时财政。途经武汉时他到八路军办事处拜会了周恩来。
他对共产党人的同情与支持由来已久：多少次他将苏区秘密运来的金银、共产国际由国外送来的外币，通过自己的银行换成钞票，以充作党的活动经费。三十年代初期，上海地下党遭到严重破坏，也是中共党员、后壮烈牺牲的他三弟，通过他将一些处境异常危险的同志，安排进他创办的信用调查机构--中国征信所，挂名支薪，隐蔽待命。1935年陈云奉命来上海，也是先找到他，又通过他与其三弟联系上，由其三弟安排秘密住所隐蔽，后经上海特科安排，转道前往苏联……
这次，他又接受了周恩来关于尽力协助新四军的嘱托，针对有一时期国民党顽固派对新四军实行物质封锁，他告之今后由省财政厅代办。他还在省财政厅系统里吸收了大批进步青年，这些人后来大部分转入新四军工作，建国后，其中不少人担任了财经部门的高级领导职务……
抗战胜利后，章乃器与黄炎培、胡厥文、杨卫玉等人共同发起成立以民族工商业家和知识分子为主体的政治团体“民主建国会”。该会总会于1946年4月迁往上海后，积极投入了国统区的和平民主运动。随着内战的全面爆发，国民党加紧了对爱国民主运动的镇压，民建采取了一系列应变措施，他和孙起孟等人受命筹建港九分会。为工厂业务，他绕道台湾，在此他办有上川企业公司，并投资拍摄了在中国电影发展史上占有重要地位的两部进步影片--《八千里路云和月》、《一江春水向东流》。到香港后，他又创办了港九地产公司，从事房地产的营建和交易，这一企业经营得十分成功。
此时，国民党军事上节节失利，国统区的财政和经济也陷于崩溃，曾是他小学同窗与好友的陈诚想起了他，一度向蒋介石建议，延请他为财政部长以挽救危局。多少年间为渊驱鱼、为丛驱雀的蒋介石，不禁扼腕唏嘘道：
“我是要用章乃器，可是他不为我所用！”
与此鲜明对照的是，1948年12月，当他接到毛泽东邀他赴解放区参加新政协会议筹备工作的电报，他很快把个人正蒸蒸日上的事业，宛如一个打火机一样，扔进了多年好友、后来成为香港超级富豪之一的王宽诚先生的口袋里，自己便满怀憧憬地北上了。他日后回忆说：
“资本主义商业的经营这时也达到了最高峰，我获得了相当多的利润。正因为图利生涯同我的理想矛盾，所以在1948年终，我接到中共中央的电报，便毅然舍去……”（《七十自述》，《文史资料选辑》第82辑）
新中国成立后，章乃器被任命为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政务委员、财经委员会委员、全国政协常委兼财经组组长、政务院编制委员会主任。1952年，被任命为国家第一任粮食部长。此外，他还担任了民建中央副主任委员、全国工商联副主任委员。
章乃器在鸣放期间的主要言论，见于5月13日他给中央统战部召开的工商界人士座谈会送去的书面发言，题为《从‘墙’和‘沟’的思想基础说起》。以后他又按《工商界》月刊指定的题目，写了《关于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两面性问题》一文，并将在民建中央召开的工商界改造辅导座谈会上的讲话整理成文送交《大公报》，后两文均在6月发表--要解决有职有权问题，必须克服宗派主义思想，这样就首先要明辨是非，把明辨是非放在第一位，把利害关系、感情关系放在第二位。现在有一部分党员，党内一个是非，党外一个是非，把“党党相护”当作党性，有人批评了党，明明提的意见是对的，党员也不承认。有人提的意见尽管是符合党的政策的，但是只要党员负责同志一摇头，非党员要坚持意见也是很困难的。只有大公无私才是党性，那种对党性的不正确的认识要批判……
民族资本家的阶级特性--主要的是两面性，仍然是属于思想习惯的范畴。最严重的情况，也只能用“少成若天性，习惯成自然”两句话来形容。这都绝不是什么先天的、本质的，而是后天的、习染的。“阶级的烙印”只能盖在皮肤上，而不会盖进骨子里……民族资本家的改造当然是比较困难的，但绝不应过分强调困难到了本质的改造，从而必须在改造近八年仍然需要“脱胎换骨”的地步。这样把改造工作神秘化起来，使人望而生畏，正是阻碍了人们的接受改造，而不是鼓励改造。
思想改造工作要做得自然一些，不能粗暴，不要神秘，不要仅仅喊没有内容的、抽象的口号，不要神化任何个人。大家都是人，没有哪个人是神，包括毛主席在内。毛主席就一贯反对把他神话起来……
何以有些社会主义企业、甚至有些国家机关的工作效率，反而不如现代化的资本主义企业呢？理由很简单，资本家除了要图利外，还有一种企业心。为了图利，为了搞好企业，他们自然要用人才。像我们这次整风当中所揭露的某些企业、机关在人事方面“德重于才”、“以资代德”等等是非不明的偏向，在现代化的资本主义企业中是很难公然存在的……
我曾经这样想，官僚主义是比资本主义更危险的敌人。因为资本主义已经肯定不能在我国复辟，而官僚主义随时可以在我们的思想中甚至工作中复辟。在资本主义当中，我们还可以取其精华，去其糟粕，找出一些生产、经营上有益的经验和知识，为社会主义服务，而官僚主义则是“一无是处”的糟粕。这就是为什么一个社会主义企业加上了官僚主义，效率反而不如现代化的资本主义企业的原因……
王造时，父亲先是放排工人，以后做起了竹木生意，家境小康。在三兄弟里，他排行老三，老二、老三走在一起，一高一矮，一胖一瘦，恍若一对笑星。除了1957年之后，似乎他一脸眯眯的微笑，一身甸甸的肥肉，就从没有掉过。
他三十几岁时，邹韬奋先生这样写过：“这个胖弟弟的样子生得那样胖胖白白，和蔼可亲！他的性情又是那样天真烂漫，笃实敦厚！凡是和我们这个胖弟弟做过朋友的，想都能得到这样的印象吧。”（《韬奋文集》第三卷》第126页）
王造时比罗隆基晚二年离开山清水秀、物产丰富的家乡，而考进北平同一所官费留美预备学校--清华学校。“五四运动”爆发时，他和罗隆基、闻一多等人，同是清华学生运动领导机构--学生代表团成员。他带队在东安市场发表演讲，被逮捕关押了五天。又因参与在福华门门口向“大总统”徐世昌请愿，遭关押一天。他的这段经历开始显示了这一种性格：酒精有水的模样，但酒精决不是水。或者说，古钱是圆的，却是一种外圆内方的圆。
1925年9月，王造时考进美国威斯康辛大学，四年后获政治学博士学位。宛如章鱼浑身吸附在资产阶级政治思想上的王造时，在美国依然要的是家乡那个与自己定了“摇篮亲”的女子，他节衣缩食，将她接来美国，简朴的新婚仪式上，她从人到旗袍、首饰，一切均是中国“原装”的，惟一不是“原装”的，是随她三寸金莲塞进皮鞋的美国棉花……婚后，他来到英国，又与罗隆基一样，在伦敦大学师从拉斯基教授，研究国际政治。
1930年秋，王造时伉俪回到祖国。其时27岁的他，已被上海中国公学、光华大学聘为教授，后者还请他担任了文学院长兼政治系主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