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几年，不少报告文学作家选择某个单一的人或事作为报告对象，他们在一定的背景下认识和描写人物，曾确实写出了不少很有个性持点，又具某种典型性的真实人物形象。但通过对典型性人物的描写达到报告的目的，只是报告文学创作诸多手段中的一种。当报告文学失去了虚构的权利而只能站在事实真实的地基上开始创建的时候，人物的形象性程度对于它来说，其作用就不再像在小说作品中那样占有很高的地位了。在报告文学中，人们尽管还期望看到光彩丰满的人物描写，但又因为真实的限制而应当在这方面给作家以理解和宽容。报告文学不一定承担描写典型形象的任务。报告文学中的典型应有更宽泛的理解，如问题的典型性、现象的典型性等。所以，人物在报告文学中只是依附于作家总体思想认识及判断生活整体布局中的一个部分。写人，并非报告文学的最终目的所在。让一巧文学形式背离自己的目的和功能而屈从于他人，只能使报告文学自身的功能和特点变得愈来愈模糊，形式越来越单一，以至像具有很强思想穿透力和思辨特征的刘宾雁的部分优秀之作，具有散文化特色而不断闪射着见解和智慧火花的陈祖芬的一些怍品，具有整体观照及深沉思考特征的苏晓康的作品等，都势必会因人物描写问题而被视为文学性薄弱被看轻。报告文学不是小说，人物描写也不能等同报告文学的文学性，这一点需要十分明确。否则，报告文学的文学性问题，永远不能被认识得准确和透彻。
在作品的情节及结构方面，报告文学也时常受到各式各样的批评与指责。如有人抱怨报告文学缺乏严谨的构思和丰富多彩的情节与细节，这就是不完全从报告文学创作的实际出发过分的要求了。不可逾越的真实性原则要求报告文学作家只能因人、因事的不同，来认识问题，组织材料，表现对象。因之，结构及情节细节的丰富与生动问题，往往使作家十分被动和为难。当然，在结构问题上，作家也不全是无能为力，优秀的作家有时就能化被动为主动，从真实走向艺术，自有限达到无限的境地。
小说是要有完整的故事或故事的片段的。报告文学是否也要有这种完整的故事或故事的片断呢？不一定。有则写，没有则不必强求。这要从具体的报告对象和材料出发，从作家的发现及报告的需要出发来解决。报告文学有时是为了考明一个事件的真相，有时是为了表现一个特殊的人物，有时又是要从众多的社会现象中阐明一种见解和看法，等等。因之，它不必去追求小说、戏剧那样的结构效果，也不可能超越事实设计更能引起读者兴趣的情节和细节。报告文学的结构时常表现出的不是一种构思和设计的才能，而是作家对材料驾驭的能力和认识的深度。苏晓康、张敏的《神圣忧思录》、徐刚的《伐木者，醒来》、胡平、张胜友的《世界大串连》、赵瑜的《强国梦》等作品似乎都没有一个贯穿到底的完整故事。但是，它们的结构是严谨的，它们用各种看似散乱的现象显示了一个惊人的、深刻的思想及发现。
因之，作品结构的严谨不能只限于故事完整一途，而要从思想内容、情感力量等方面去作整体判断。现象的辐射和人物的变异，时空的跳跃和叙述的先后变化，有些时候并不是一种零乱和松散，而恰恰是为了更加集中。当然，这并不是为那些缺少中心，缺少筋骨而只着眼于材料的丰富，把集中变成简单堆砌的作品打掩护。报告文学作家不应忽视结构，但他不应因此而轻视对于自己来说更重睪的东西，不能为了达到所谓结构的完整或情节的丰富生动性而把自己缩进某种虚浮的，似乎是文竿艺术性的光圈里面。作者应当去发现那些：变得比任何诗人的幻想还要奇幻得多的现实社会人生相，但这只能是发现，而绝不是创造。
除去人物的描绘、篇章结等问题之外，还有细节的运用，环境的描绘烘染等一些被人们看重的问题。这一切对报告文学来讲都是重要的，但如何使其不失度，并非一件轻易的事。更重要的还在于，在笔者看来，这一切似乎都带有比较具体的技巧、手法特点，对于报告文学创作来讲，好像并不是最重要的。报告文学的目的，最终不是要去创建一座艺术的宫殿，而是要以文学的手段参与社会人生的争，促进社会人生的进步与改观。所以，对于报告文学文学性的认识和理解，似乎也不能停留在传统的文学观念上，总是把住诸如形象、结构、细节等一些东西不放。而应当从一个更现实、更开放，然而更符合报告文学性质特征的角度出发，来认识报告文学的文学性特征。
1946年，何其芳同志在《报告文学纵横谈》一文中回顾了解放区报告文学冷落情形之后，对报告文学提出了自己的见解。何其芳同志说写作品，不是不需要匠心，不是不可以讲求技巧。但这一切都应脤从这样一个原则：能使越多的读者接受，理解，感动，就越好。”从对文学创作这样一个理解出发，他给报告文学下了一个朴素的定义：“报告文学者，记叙当前发生的事情之记事文也。”何其芳同志的这个定义，是在他研究了爱伦堡、基希等人的报告文学创作和思考了自己的创作实际之后作出的。他在怍出了这定义之后，深感自己的报告文学创作有一种“极其痛快的解放感”。这个定义的提出，体现了一种文学观念的变革。因之，它更有利于报告文学的创作。多年来，报告文学的独立性之所以不能被确认，除了自身的性能未能充分显示外，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正在于传统的文学观不能见容于它的某些固有的个性品格，从而采取一种推拒的态度。今天，报告文学以自己坚实的力量和丰富的创作实际成果，为我们总结和认报告文学的文学性特征提供了可能。
在文学家族中，诗歌是激情的火花，小说是严整的建筑，散文也许更像一幅即兴速写素描，而报告文学却更如同一幅山水画，要领略和理解它的丰采与内蕴，需要纵览全局，需要整体的认识与判断，即使是他写的是某一个人，某一件事。局部的辨识和分解的研究，时常不能得到一篇报告文学的精髓，有时反而陷入一种茫然的境地。正是从这种整体感受和判断出发，我以为，以下几个因素，可以认作报告文学的文学性特征。
敏锐的眼光与智慧的风采报告文学创作是特别需要敏锐发现与独到见识的文学创作活动。这些成份虽然对其它文学形式都需要，但似乎都没有在报告文学创作中来得这么迫切和重要。缺少这种敏锐的眼光，创作就失去了价值；没有智慧的辨识，作品就自然软弱无力。所以，对于一位成功的报告文学作家来说，新闻记者一样的敏感和思想家一般的智慧是绝对少不了的。黄宗英之所以谢绝编者请她写某些著名科学家的要求，而去追踪普通的中年科研工作者秦官属，也是因为她知道，发生在秦官属生活中的一切矛盾与冲突，更带有普遍性和实际意义。当许多人把目光还放在中小学教师待遇低下，生活贫面这个层次而不断的呼吁给予解决的时候，苏晓康、张敏却已突破这个地段，看到因此而对教育产生不良的影响，指出教育工作神圣感的消减，教育危机将给中华民族带来的严重后果，并以深情的忧患和动情的描写充分地表现了这个卢酷的现实情形。
锐敏的眼光，是作家走向社会生活前沿和矛盾焦点的驱动力，而智慧却是使作家抵达生活纵深部位和思想最新、最深层次的导航灯。未知的世界和智慧的光芒，永远对读者富有强大的吸引力。一位报告文学作家总是走不到生活的前沿和矛盾的焦点地位，站在漩涡之外，不了解人们普遍关注的问题，总是把些缺乏信息性和新鲜感的东西唠叨给读者，还有多少人乐于接受它呢？到了前沿和矛盾的焦点位置，但又因为自己的迟純而不能及时地发现认识各类现象，只把一些细小繁琐的事传递过来，这就失去了更积极的作用。这些年来，屡屡引起轰动的报告文学，都是与作家的这种敏锐的发现和智慧的认识有很大关系。理由的《中年颂》、柯岩的《船长》陈祖芬的《挑战与机会）系列、孟晓云的《胡杨泪》、涵逸的《中国的小“皇帝”》及许多作家作品的成功，都足以说明这样的问题。
公正的判断与诗一样的激情
报告文学对社会人生的直接参与功能，使得任何」位作家都无法躲开对生活的介入。当作家处于这种不可回避的境地的时候，中庸的选择即已消失，他势必要不断的对事件、人物、矛盾和斗争作出亩己的认识与评判。因之，能否真正站在公正之点，作出真正符合于真理和正义，合理与进步的准确判断，就成为报告文学作家作品的严峻考验了。“真理是艺术最上乘的原料”（基希语李延国、临青的《虎年通缉令）正是这方面极好的例证。在严重的冤屈和不公面前，两位作家敢于据实陈辞，支持正义，这不光表现了一种勇敢的性格，更体现了一种报告文学的公正精神。另外像苏晓康的《洪荒启示录》、理由的《倾斜的足球场》、麦天枢的《土地与土皇帝》、乔迈的《三门李轶闻》、大鹰的《志愿军战俘纪事》、董汉河的《西路军女战士蒙难记）等等，都以正直不阿，主持公正的品格，使人们折服。公正是对正义的声援和4真理的尊从，而报告文学如果失去了这最基本的准则，就会变得丑恶或毫无价值。
公正的判断还需借助充分的情感力量得以实现。单有材料和哪怕是精巧的形式，而没有公正的判断和充分的情感，就不会有动人的报告文学。公正是报告文学的精髓，而情感是报告文学的灵魂。苏珊‘朗格把艺术定义为“艺术即人类情感符号的创造”，这尽管不无片面之处，但她对情感的重视却是正确的。以此而论，报告文学就可以理解为作家面对某种社会人生现象所作的一种情感表述。这种情感的力量，往往能够超越题材和形式，达到激动人心的地步。李延国的《在这片国土上），对奋战在引滦入津工程工地上战士们表述出的真挚崇敬感情，曾多么强烈地震动了读者的心啊！徐迟对陈景润在数学王国中那种痴迷情形的深情理解与描绘；黄宗英对“小木屋”及其主人公徐凤翔的殷切呼唤与厚爱；刘真在《一片叶子》里对于一位多年因家庭成份而被歧视，被打击的推土机手的同情和声援；霍达在其新作国殇》中对中年知识分子因过分的疲惫而纷纷早逝现象的感伤和痛心等，都是以浓浓的感情力量降服并震动着千万读者的心。报告文学作家在事实面前无法添加。然而，当他一旦调动起感情的风雨的话，那么，他就会显得格外自由与有所作为。在感情的风雨中，他可以是细雨甘霖；也可以是雷雨冰雹；可以是急风暴雨，也可以是春雨轻风。既有冷峻，更具温情，使人在情中启悟，也使人在情中动情。公正的判断与真诚的情感力量结合到一起时，报告文学就将走向广大读者的心灵感情世界。
写实的风格和朴素生动的描述
从更切实的意义上讲，报告文学是对社会人生现象的一种写实描述。当然这种写实不是机械的照相与冷静的临摹，它加进了作家主观的认识及感情成份，从而使客观的事实存在变得富有能动性，具有了更多的意义。写实，对于报告文学来说，与其说是一个局限，还不如说是一个特长更适当。因之，报告文学没有任何理由抱怨这种写实的原则，而羡慕虚构的自由。应当清楚地认识到，正是这种写实的风格使自己变得独特而富有个性，产生出别的兄弟文学形式无法企及的力量。那些显然是经过作家用心编排和精心雕琢的报告文学作品，非但不能在文学性上给人以享受，却因为过多的用力而破坏了写实风格而令人感到造作乃至虚假了。报告文学的写实风格，既是一种原则，也是一种文学的特征，破坏了它，就不光伤害了原则，同时也伤害了文学的特征。近两年来，报告文学的这种写实风格，在许多“问题报告文学”作品中得到了较为充兮的发挥，使报告文学的特征和力量迅速变得鲜明和巨大起来。这是报告文学对个性寻找的一次突破和成功，也是报告文学文体自觉追求的结果。有人把这种写实风格突出的现象视为报告文学文学性的减退，是艺术上的粗糙（粗糙之作当然不少，但与这种写实风格无关）这实在是一种误解。读沙青的《北京失去平衡》、钱钢的《唐山大地震》、赵瑜的《中国的要害》、苏晓康的（阴阳大裂变）、胡平、张胜友的《历史沉思录一一井冈山红卫兵大串连二十年祭）、邓加荣的《君子兰之谜》、贾鲁生的《丐帮凜流记》、乔迈的《失去了，永不会再有》、胡发云的《轮空，或再一次选择》、岳非丘的《只有一条长江》时，作品写实文字所描绘的一切，难道不足以拨动哪怕是冷静的心境吗？作家们对于现实毫不回避的写实风格，使一切雕琢的手段失去力量，进而显示出分明的个性风姿，卓尔不群。
为了适应这种写实的风格，报告文学的描述语言应力求朴素生动，切忌花里胡哨，装腔作势。报吿文学依据的是对事实准确具体的描述，作品的目的是为了尽可能不变样的显示对象并对这对象提出认识，而不是要用者自己的语言才能去装饰对象，更不能通过主观的装饰使对象的面貌模糊进而趋向对作家的服从。在报告文学创作中，描述自然有多种角度和对象，描述本身也确实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作家完全可以选择适合于自己的方法去进行。刘宾雁总喜欢用思辨的语言沿着逻辑的轨迹进行描述；黄宗英却更娴熟进入角色以自身的感觉体验来显示报告的对象；理由左右逢源，纵横捭阖，祖慰机智，陈祖芬潇洒；苏晓康深沉，李廷国热情，各有绝招，人有短长。然而正是这种种不同的描绘叙述特点，构成了报告文学创作中的多样性和丰富性，使报告文学在描述的特点上鲜明地区别于小说、诗歌，具备一种个性形态，语言形式。
在以上的文字中，笔者从自己的认识感受出发，在辩驳中阐发了对报告文学文学性特征的理解：传统的文学观念和一般意义上理解的文学艺术性，不能够完全认识和理解报告文学这种新型的文学形式。报吿文学因为它的真实性原则，从而使它在更多的方面同其它文学釋式有着清楚的区别，真实性决定并促进着报告文学自身文学性特征的建立。作家对生活的敏锐发现与认识时表现出的智慧丰采；公正态度的持有与感情的充分表露和写实风格与朴素描述的把握是其文学特征的基本内容。是否能恰当地实现这些，决定着报告文学文学性的层次及水准。
1988年7月28日于小羊宜宾胡同
报告文学的文体持征及发展演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