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学年开始，大我两岁的哥哥李老大读完二年级，准备着升三年级了。可他私下里却对我说，他挺讨厌读书的，那些要背诵的课文记得他头痛死了，还有做起来没完没了的作业，他说他真想跟我一样呆在家里无所事事地四处游逛。而我说我真想读书，读书是一桩有出息的高级事儿，到时候，能够识字看书，还能凭着一身本事去闯荡外面的世界，这该多好啊！李老大就说，那咱们俩换好啦。我说，行，拉勾上吊，一百年不变，变了的是小狗。他犹犹疑疑地伸出右手，弯着食指，突然又缩了回去，摇摇头道，不行，咱们俩换肯定是不行的，不过你想读书，倒是可以办到的，你自己跟爹妈说一说就是了。于是，我惊喜地问道，我真的能读书吗？学校会收我？哥哥说，又有哪个说你不能读书呢？学校敢不收，爹会跟他们扯皮的，关键是爹点头。
爹爹李光明、妈妈王昌桂都是老实巴交的农民，他们一天到晚似乎没有半点空闲，白天在生产队出工，早晨晚上忙着几分田的自留地，也不知他们哪来的这多精力，还一口气生下了我们兄妹五人，在哥哥、我之后，紧接着又增添了三张嘴巴--四岁多的李老三，两岁半的李老四以及没满周岁的李幺姐。
晚上，乘爹将一双臭脚泡在一盆热水中，点燃一锅叶子烟悠然自得地享受时，我轻手轻脚地走到他身边，唤一声道：“爹--”
“啊？”他吐出一口烟雾，不认识似地瞧着我，看得我心里直发毛。
“爹--”我又叫了一声，尽量把声音弄得甜甜地。
“哦，是驼……老二呀！”他也差点跟人家一样叫我驼哥了，“有么事啵？”
“嗯，是的，我……我想读书……”
“你也想念书？”乍一听，他愣了一下，继而就点点头说，“哦，你看我，差不多都忘了你呢，其实你也能读书的，也应该念几句狗屁文章才像话，日后算点账、写个单据什么的也用得着。”
我低眉顺眼地听着，心里欢喜得不行：“学校明天开学，那我……是不是明天就可以跟哥哥一起去念书了？”
爹将袅着烟雾的烟锅往旁边椅子上一放，拧了一把毛巾说：“去吧，明天老大带你一起去报名吧，狗日的，又要糟蹋老子几块钱了。”
那时读小学，从一年级到五年级，每学期的报名费为五元。五元钱虽然不多，但对没有外来收入的我们家庭来说，就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一个鸡蛋能卖五分钱，要从鸡屁眼里抠出100个蛋来，才能凑上我的一笔学费。全国农村，到处都在割“资本主义尾巴”，在我们村子，每人只能养一只鸡，也就是说，我家最多能养七只鸡。七只鸡不可能全是生蛋的母鸡，母鸡也不是每天都生蛋，据我估算，咱们家里的母鸡至少得生上两个月的鸡蛋，才够得上我跟老大两人的学杂费。有时想来，就觉得我们人类对鸡类实在是忘恩负义残忍了一点，不仅榨取它们的鸡生价值，连死后的尸身也不愿放过，必得大块朵颐才心满意足。唉，人类就是这么一副德性，又有什么办法呢？就是我也不可能放弃鸡肉这种美味，只在这里空发议论图个嘴巴快活而已。
当天晚上，母亲翻箱倒柜地找出一个布包，拿着针线剪刀，凑在昏暗的油灯下修修剪剪地缝了大半夜，才为我改出了一个书包。
吃过早饭，母亲将一大把充作学费的硬币、角票用一个对角手巾包了，塞进李老大的书包里，千叮咛，万嘱咐，把我们送出门了还一个劲地嚷着要老大注意包里的钱，要他照顾我，要我听老师的话表现好一点。
我心里的高兴劲儿真是没法说，以前总是像根尾巴一样跟在哥哥身后，这回呀，我一溜小跑冲在他的前面，嘴里还哼着不知从哪儿偷学来的两句歌儿：“小呀么小二郎，背着那书包上学堂……”
哥哥一声不吭地走在后面，也不知是怎么回事，只要去上学，他的情绪就比较低落。后来我才知道了一点他不愿读书的秘密，原来他学习成绩极差，每次考试都排在倒数一至三名之间。老师只要提到差生，他就成了典型。一次他跟我交心，说每天都免不了要挨一顿老师的批评，不是班主任训，就是科任老师克，弄得他心灰意冷，觉得读书半点意思都没有。
他是他，我是我，他没有意思的事，我却兴味盎然，真是各有各的造化。
学校离家并不远，约两华里的样子，座落在村子的正中间。我一直想说说咱们的村子，硬是没有合适的机会，现在既然提到了村子，我就说上它几句。
村子名叫李家坪，村名的由来，据老人们讲，是因为几百年前迁来的第一户人家姓李，就叫李家坪了。如今村里的杂姓人虽然挺多，但姓李的还算一个大姓。李家坪位于湖南、湖北两省交界之处，三面环山，形状酷似一把向北敞开的撮箕。撮箕顶头的那道高大山梁将湘鄂两省截然分开，两旁缓缓起伏的山岭与外村分界，敞开的一面迎向坦荡无垠的江汉平原，有一条名为新港的小河流沿撮箕口擦边而过。如果说李家坪是一把大撮箕的话，那么村里的学校就是一把小撮箕了。三栋土砖机瓦平房与三道山岭平行，分别耸立在东、西、南三面，围成一个大大的操场，敞开的北面修一道围墙，砌一座校门，教师、学生每天都从北边的校门进进出出。
走在上学的路上，我就听得有人笑话我：“嗬，驼子都凑热闹上学啦？”“驼哥读书，真是新鲜事儿。”李老大跟在后面，握着拳头警告说：“哪个要是再笑话我弟弟，老子就要教训他，让他尝尝铁拳的味道！”他一警告，那些笑话我的同学不敢明目张胆地嚷叫，就挤眉弄眼偷偷地对我做手势。李老大可以制止低年级学生，而高年级的学生嘲笑我，他就一筹莫展了。一个脑瓜灵光、高我哥一头的学生竟编出几句顺口溜拿腔捏调地唱了起来：“身子矮，脑袋大，腰背驼，从小生来是罗锅，罗锅里头炒饭菜，灶门突然熄了火，炒来炒去背更驼。”
一进校门，我的心更是悬在了嗓子眼上，要是学校不收我这个驼哥怎么办？这种可能性不是没有啊！我把这种忧虑跟哥哥一说，只见李老大眼睛一横说：“敢！”哥哥告诉我，伯伯李光宗是贫下中农的管校代表，如果拒收，就找他告状，让学校吃不了兜着走，他也可以借此出出对老师的一肚子怨气。
学生分年级在班主任手里报名，一年级新生的班主任是樊老师。樊老师是村里的资深教师，他一见到我，不仅不拒绝，反而热情非凡，大声叫道：“哦嗬嗬，李老二也来了呀，欢迎欢迎，我这两天正在排名单呢，看村里哪些孩子到了入学年龄，也想到了你，怕你不来，还准备上你家去做动员工作呢，没想到报名第一天你就来了，来了就好。”
樊老师这么一说，我顿时感动得热泪盈眶，要不是忍着，肯定会像几年前知道我是一个驼背真相的时候那样，两边脸颊又要冒出两条涓涓小溪了。
对樊老师的热情，哥哥似乎感到几分意外，不过他很快就感觉到了樊老师的真诚，从书包里掏出包着钱钞的手巾，一番清点后，一年级新生花名册上就要写上我的大名了。可我除了李老二、驼哥、驼背等几个小名、诨名外，却没有堂而皇之的大名。我急得不行，怎就没想到要父母给取上一个呢？这样的正经大事都给忘了，可怎么办呀？
李老大见我急得额上冒出了细密的汗珠，不由得安慰道：“这有什么呢，让樊老师跟你取一个不就是了。”
其实，父母也没给哥哥李老大安排学名，也是报名时老师给临时取的，李姓传到我们这一代属“治”字辈，又因为他喜欢动手动脚调皮捣蛋，就送他学名为“李治武”。
那么，我该叫李治什么呢？
我求救似地望着樊老师，他问了我们李姓这辈的排行，稍稍沉思，便舞动钢笔，在花名册上一笔一画地写下三个大字说：“李治国！”
李治国？我真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就我这副样子，连家都治不了，还能治国吗？樊老师有没有搞错呀？
“不错，”樊老师像回答我似地说道，“就是它，我就是要给你取这么一个挺有气势的大名。人活一生，首先要自信！人一自卑就委琐，一委琐就低级，就不成其为人了。有自信，才有自立，才能自强。只要想想你的学名，心里的腰杆就直了，就会活得有志气，活得像个人样！”
樊老师一席话说得我热血沸腾，让我一辈子铭记在心。恍惚间，我感到自己顿时长得高大伟岸，似乎真的成了一名治理国家的大臣与能手。
从这天起，我就正儿八经地成了一名小学生，每天早晨上学、放学回家，与哥哥形影不离。班上要是哪个同学欺负了我，只要我嘴巴一歪，找哥哥告上一状，他就会找到那个肇事者，耀武扬威地教训一番。因此，即使同学们瞧不起我这个勾腰驼背的李治国，也不敢对我动手动脚瞎胡来。而时间一长，我的聪慧更是让他们对我另眼相看。
我说过我的脑袋瓜子格外灵光，这可没有半点吹牛夸张，背诵课文，我只要读上三五遍，就能记个大概；而算术呢，脑子稍微一转，得数就出来了，既快又准。每次考试，我在班上的成绩都是第一名。班主任樊老师与教算术的陶老师都说我是一个天才，说他们教了这多年的书，还从来没见过像我这样聪颖的孩子。我的智慧总算给我争了一口气，多少弥补了一下外在的缺陷与不足。
成绩一好，我就真的想“治国”了。“治国”先从“治班”做起，就想弄个班干部当当。当班长不够格，也没有我的份，而拔尖的成绩让我当个学习委员应该不成什么问题吧？没想到樊老师将它安排给了一个叫丁大鹏的男生。丁大鹏也有几分聪明，可跟我相比，自然是小巫见大巫了。老师选他，同学们也服他，就我一个人不服气。
不服气也不能公开说，只能闷在心里头自个儿地琢磨。琢磨来琢磨去，我想主要还是我外表不佳的缘故。是啊，让一个驼子当学习委员，那不是有损班格吗？再说我除了语文、算术外，劳动、体育、文艺课都不咋的。搞劳动扫个地还可以，但要抹窗户、搬东西就不行了；体育课没一样值得称道，跑步老落后，跳高跳不高，跳远蹦不远，打乒乓球人家只要发几个边角球，吊我的矮子，我就只有抓瞎的份儿了；文艺课呢，我嗓门格外地粗，唱歌往往成了吼歌，要是放在现在，吼几首“西部大回响”，弄两曲摇滚，说不定还可以出名，可唱过去那些革命歌曲，总让人听得头皮发麻……
唉，这样地一琢磨，对没有当上学习委员我心里也就慢慢地想通了。一想通人就顺畅得不行，憋了好些天的闷气变成响屁从肛门溜了出来，一个接一个地连成一串，十分响亮，听起来竟有几分悦耳的味道。
更开心的事情还在后头呢，我说过我记忆力好得不行，那时候轰轰烈烈地开展“活学活用”的大运动，时兴背诵毛主席语录，篇幅短一点的有什么《为人民服务》、《纪念白求恩》、《愚公移山》啦，长一点的有什么《论人民民主专政》、《反对党八股》、《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等等等等一大堆。党员要背，老师要背，学生要背，背得越多，得分越多，荣誉也就越多。背诵文章这活儿，主要靠天赋。天赋不行，哪怕再刻苦，再拼命，也是白搭。
有些文章我连字都认不全，可只要老师领读几遍，我就差不多记下来了。于是，在村里我比任何一个人背的篇章都要多。
一时间，我成了“活学活用”的典型人物，被樊老师带着到全村各生产队及各种场合做示范表演。我站在各式各样的讲台上，这些讲台有的是一座土墩，有的是一张饭桌，有的一条凳子，还有的是一个草台，望着黑压压的人群，我一点都不怯场，在有关领导的安排与指点下，开始背诵毛主席的雄文大着。我摇头晃脑地背着，一字一句，从不间断。有人不相信我真能一字不漏地一篇接一篇地背下来，竟拿着个语录本，逐字逐句地对照，想在鸡蛋里面挑骨头，结果大失所望。失望之余，他们对我的记忆力不得不心服口服。因此，每一篇语录背完，台下都要自发地响起一阵暴风雨般的掌声。刚开始，那“噼哩啪啦”如鞭炮般的声音吓得我站在台上直发抖，恨不得一头冲下讲台找个地方躲一躲。慢慢地就习惯了，就安之若泰了，甚至有点飘飘然了。
每次背诵表演完毕，主持人，还有一些领导都要拿我说事，他们说你们看一个发育不全的小娃娃把毛主席的着作都背得滚瓜烂熟，我们这些正常的大人们难道连小娃儿也不如吗？关键是态度问题，是思想问题，要狠斗私字一闪念，不能有私心，要一颗红心献给党，献给人民公社，只要你全心全意了，千难万险都可以克服，把毛主席的主要语录读熟背熟就更不在话下了。
那段时间，我真是出尽了风头，仿佛成了一个小明星。于是，不管我认识的人，还是不认识的人，都对我翘拇指，说我实实在在地不简单。有说好的，自然就有说歹的。于是，说我是一个大怪物的人也冒了出来。他们说我不仅长得怪，心眼也怪，不像个人，倒像个魔鬼似的。我本人没有听到这种议论，是哥哥李治武转述给我听的。我听后心头像被一粒砂子硌了一下，怪怪地不舒服。这种不舒服也就那么一瞬，当我再一次听到村里大人对我的恭维与赞扬时，我又找到了良好的感觉。
我一篇接一篇地背下来，一背就是一两个小时，免不了口干舌燥，而我又不好意思提出茶水的要求。干忍干熬过两回，我就学乖了一点，上台前先咕噜咕噜地喝上一气，以解后顾之忧。没想到新的问题又来了，水一喝多，就大感内渍，而我又不能中途溜下讲台上厕所，只得夹紧双腿，大憋而特憋。憋尿的念头时时干扰背诵的思路，这样一来，免不了要影响背诵的质量与进度，不是断断续续，就是丢三拉四，给我出色的表演大打折扣，蒙上了一层看不见的阴影。
终于有一天，樊老师找我谈话了，说我以前都背得挺流利顺畅的，如今几场怎么漏洞百出了？怎么越背越转去，越背越回头，是不是掌声冲昏了头脑，赞誉带来了骄傲，开始翘尾巴了？我有苦难言，有口难辩，只好低着脑袋不做声，听任樊老师将我训了个狗血淋头。
干渴与憋尿，两相权衡，我最终选择了干渴。上台前不再大喝茶水，背得口干舌燥时，就一忍再忍，忍得我上下嘴唇像干枯的田野，裂出些细密的口子。我这人一辈子敢于忍耐善于忍耐，恐怕与这样的刻苦磨炼不无关系。
在全村各生产队的大会、小会上表演一番，我的名声越来越大，就有人怂恿着要把我推向公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