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文心与人心
夏沔尊是教育家，又是个文章大家。系统地阅读和玩味夏公的文采，《平屋杂文》是最好的文本。
我阅读的版本是开明书店版，其装帧的质朴，正与文章的情调相谐，美得平静而质深，堪可玩味。然册中的文字多为叙事文，称之为杂文，便有些不确；这是夏公自谦使然。夏公的憨朴，在文中处处可感，与丰子恺一样，具有一颗“佛心”。与丰子恺不同的是，他显得更平易--他有一肚子的“热情道理”，怕他的读者读不懂，理解不到，便给你讲一段故事，举一个人物，推出一组情节，设置一种氛围。让你在不知不觉中，接近这些道理，以至最终地接受这些道理。
他对他的读者真是太体贴了。
他的《怯弱者》、《猫》和《长闪》等篇，是最能体现他的这一点的。
这或许缘于他对“知识分子”的自我定位：“所谓知识阶级者，实仅指下层的近于无产阶级或正是无产阶级的人们。”《知识阶级的运命》因为他自认为自己是“下层人”，“无产阶级”，便自觉地接近底层，对百姓的生活给予同情心，甚至投入一种“感同身受”的感情。所以，他的心是民间的，作文时他取的是民间视角；而叙事文体已正是民间的文体，他文章的多叙事的成色，便不难理解了。
这让我想到了现实的文人，还有那些所谓的精神界的“志士”。这些“志士”或许有高贵的品格和高尚的情怀，但却选择了“形而上”的文本方式，抽象的演绎和论辩占了大部，除了少数“同心同气者”之外，能够给予理解的人实在太少，更况乡土上的生民。因其“受众”太少，其“振聋发聩”之力便贫弱；呼号几声之后便被市声淹没，是必然的命运。
要想完成对民众的“启蒙”，启蒙者高高在上的姿态显然会引起民众的反感；是不是像夏公那样，找一种“形而下”的文体为好？其实，这不是一种简单的文体问题，而是一个世界观、文学观的问题。是只关心自己的内心，还是更多地关心“世道人心”，这才是问题的本质。
夏公写《良乡栗子》，不是立足于描绘一种民俗图景，而是取“良乡栗子，难过日子”的视角，关注秋凉之后穷的生活，诉说一种体恤，一种慰安。
这就是当代文人常说的所谓的“生命关怀”、“文化关怀。”他虽然没有说出来，但做得已足够了。
与夏公可伯仲者，还有一个汪曾祺。
汪老是个大器晚成的人，人生境界的深厚，使他不愿展示伤疤，以逞英雄豪气；不愿发现我激情，以藏否纷繁大干。所以他没有太重的肝火，更没有太浓的烟火气，因此他小会教训人，而是取与读者平等的角度，娓娓地跟你谈些什么。他之所为，“人间送小温”而已。而他的这个“送小温”，与“生命关怀”、“文化关怀”也正是同一层意思。
所以，他的小说中，没有善到不可接近的人，也没有恶到不亲近的人。他不写至善，认为至善是一种幻境；他不写至恶，以为至恶与人性相隔。他写的是善与恶的“人间性”。而人们易于接受的生活，正是这种“人间性”的生活；人们愿意承受的情怀，也正是这种“人间性”的情怀。所以，汪曾祺的小说，读来亲切，与人不隔，人性的温暖，增强了作品的渗透性--渗透到人们的心里去了。
比如他的《钓鱼的医生》那个叫王淡人的医生，痴迷垂钓，爱做傻事，傻到把人人嫌弃的抽大烟的病人接到家里，不仅管治病，还管吃喝，却不取分文。感于他傻得仗义，汪老在小说的结尾，写了这么一句：你好，王淡人先生！
作者已把笔下的人物当成自己的朋友爱了。
他是与读者一道，与笔下的人物一道，共同感受“世道人心”啊！
文道即人道，文心即人心。汪老与夏公，无声地说出了这么一个道理。
2.敬畏天成
雨果《巴黎圣母院》的《定本附记》中说：
……从某种意义上说，一部小说必定和它的各个章节同时诞生，一部剧作必定和它的各个场景同时产生。千万不要以为，你们称之为剧本或小说的那个整体，那个神秘的小宇宙，其组成部分的数目是可以任意增减的。这一类作品应该一气呵成，一成不变，写好后再嫁接个什么，是很难成活的。
雨果是极为反对对作品进行修改的。他认为一个作家的一部作品，是上帝或神，假作家之手传递的天下的福音，是天赐，作家本人是不能任意改动的。用人世的说法，作品一经问世，就像孩子呱呱坠地，生米煮成熟饭，是男是女，是靓是丑，父母是无法改变的，他（她）属于空气和阳光，死活只好随他（她）自己。你的书失败了么？那就自认倒霉吧。你妄想给书加些什么，也是徒劳的，正如你的孩子缺了，一条腿，安了假肢也改变不了行动不便的事实。那么，你在酝酿的时候，就应该下足够的功夫。
他在《巴黎圣母院》第三卷里，对巴黎大教堂的建筑艺术做了终卷的描述，用笔之繁，琐屑入微。应该说，这一卷是与主题和情节相游离的，给读者造成了极大的阅读障碍。多数读者是跳过这一卷而阅读的，但也并不影响对整部作品的把握和理解。所以，按一般说法，这应该是一处赘笔，或干脆就是败笔。面对读者善意的批评和评论家强烈的抨击，雨果无动于衷，以“神赐的不可改变”，来坚守自己的写作立场。
然而，在时空深处，雨果胜利了：这一卷，成了研究西方宗教建筑和宗教习俗的不可替代的历史文本，他的文献价值甚至超出了整部作品的文学贡献。它“天赐”的面目终于大放异彩。
历史真是无情！
在阿尔作画的·凡高，在内心的一种莫名的力量的驱使下，疯狂地泼洒油彩，画了大大小小的不计其数的画。
他从不进行修改，画过就扔在一边，以至画廊里的一些所谓的专家，认为凡高的画连素描都不如。他生前很少能把画卖出去，穷困潦倒，死于癫狂。然而，在艺术发达的今天，被凡·高丢弃的，只要沾有他油彩的一张小纸片，都是艺术珍品。所以，艺术真是“天赐”，是幽灵，是不可理喻的。
在幽灵面前，人的肉眼，是看不真切的。所以，在自己把握不准的艺术品面前，还是三缄其口为好。所以，大师们只埋头创作，很少口谈艺术；创作谈在媒体上满天飞的作家，一般都是天分不济的人。
正如左拉所说：“……我们接受大自然的一切，不得有任何否定；泥土之所赐，比巴黎的所有沙龙中的东西更富有诗意。”他所说的“泥土”，指的是造物主，即雨果所说的“上帝”或“神”。
印象派大师马奈说“只有一个真实，那就是把你看见的事物立刻画下来。”马奈贪图的是临场写生的快感，直觉的快感，当下决断的快感--这也是印象派的集体性格。所以，传统画派的权威要他把画修改得更精致，更规范一些的时候，他愤然拒绝--“成功就成功，不然就从头画起。别的，都是胡扯！”
雷诺阿也主张艺术的第一要义，是迅速地捕捉住灭赐的灵感，他有一句形象的话：“等我买得起牛排的时候，我的牙已经掉光了。”一个艺术家，待有了娴熟的技法，成熟的构思之后，艺术的幽灵已稍现即逝了。他深得其昧。
中国的作家、艺术家的作品总缺少一些灵动、浑然的成色，原因可能就在这里。他们或者顾虑太多，或者过于追求完美，总是在那里反复沉吟，反复修改，即便是已发表经年的作品。我对巴盒、柯灵等老前辈作品再版时还要殚精竭虑地润色，感到很是不解--他们不仅弱化了作品的原创价值和历史价值，还浪费了自己的写作才华。人工反夺天工，拥抱的不是神灵，而是呆木。
我们的祖先说；文章本天成，妙手偶得之。其实，中国人最懂文章之道，却背道而驰；所表露出的，正是人格和文格的双重缺陷。
3.风声在耳
走在熙攘的街市上，看着攫利者飘忽的行色，听着叫卖者嘹唳的贩声，内心不禁忧郁起来：感到人到底是被生计追迫着，奉质上足与觅食的兽们无多大差异的。古人把人叫“两脚兽”，是确当的。既然是兽，对物质的索求，便是情理之中的事--这是生之维系的基础。并且，世人多认为，物质索求得愈多，支配起来就愈有余裕，生命的自由就愈多。
然而，即使对物的追逐是人性的，但被物支配着的人的生活，终有沦落的味道，因为人到底是人，而不是兽。
想到此，心情竟烦躁起来。
从街市踅回书房，翻几本闲书，一本纪德的《人间地粮》，一本《梁宗岱批评集》，一本《难忘徐志摩》。当我作无目的的阅读的时候，总是同时翻几本书。便发现了一个趣处：既同是面黄骨瘦之人，却均有丰腴的浪漫情怀；现实拘其不住，我行我素地活得很热烈，很幸福（至少在感觉上很幸福）。稍做思忖，我笑了：他们都是被书香涵养着的人，他们生活在精神里；因而，他们具有了超越兽性的一种“神性”，即：不为物像所动，煮字疗饥饥。感觉着他们的“神性”，烦躁的心竟在不知不觉间，平静如水。
便想到了梭罗。梭罗在瓦尔登湖畔筑屋而居，远离红尘，仅靠最起码的一点物质资料为生，居然喂肥了那原本枯瘠的心地，成就了伟大的超验主义代表作《瓦尔登湖》。在书中他说：多余的金钱，只能购买多余的物质；真正的生活所需，是不需钱的。沿着梭罗的指引，我想，人之所以生活得惶恐与急迫，是把追逐多余的物质，当作人生的目的了。正如饕餮的兽们，虽食已餍足，逐尸之欲却不能餍足，悲苦于欲望本身也。
所以，涵养着书香的人，与物欲淡远了，饱尝着简约之境给内心带来的平静。这种平静，就是心灵的自由，就是幸福本身。那么，书籍对人的意义就显得至关重要了，它作着解于书的感受。
--当自己最看重的一些人、一些事、一些感情，由于世事的乖戾，机缘的作弄，突然就离你而去了，便感到山之欲倾，身之欲颓，几乎感到再也没有再生的出路了。
无奈之下，躲进书房，拿一册蒙田的随笔，硬着头皮读下去，慢慢竞入巷了，从字里行间悟出：自己的苦乐感受其实古已有之，止是这种不请自到的磨砺，才使人聪敏起来；人间没有新鲜之事，更没有绝决之事，你只要有耐心走向时间深处，切都会自行化解，一切都会有新的开端。于是，内心的皱褶竟慢慢舒展了，感到自己的偏执真是有儿分可笑，我之愚甚于占人。当书读得沉酣之时，感到，有书可读得进的日子，其实什么都没缺少。书真足疗心的药剂啊！
--人时时会陷入沉沉的孤独之中，亦会感到人生的短暂和飘忽，便生出难以徘遣的幻灭感。但一旦进入书的境界，发现每本书都是一个无言的友人，只要你肯于与其亲近，他都会与你娓娓地叙说，就像小草淋到甘露，你的心便倏地清亮起来--日子其实是毫不灰暗的，是你未打开心灵的窗子。静静想来，书足人类不竭的生命：人只有一次生命，每人都只有一种生命感受，但你每读一本书，就多了一种生命感受；那么，读过千本万本书，你就拥有了千条万条生命。同样，一个人只能活一生；但只要你从古读到今，你就拥有了千百万年的人生经验，就等于你从古活到今。如果你再留心著述，你的人生轨迹会延伸到时空的深处，你是不死的。
于是，人与兽的根本不同，就在于：人可以以精神疗救肉体；也可以以精神的记述--书籍，拓展延续生命的疆域，使生命不朽。
正是这种属性，才使人高贵起来；那么，匍匐在物质之上的人，不仅是沉沦，而且是自戕。
“宫殿里有悲哭，茅屋里有歌声”--人的幸福，是由精神支配的，不取决于物质的多寡。
“贫穷而能静静地听着风声，也是快乐的”。这是海德格尔“人要诗意地栖止”的形象阐释。人摆脱了物质的羁束，在精神的世界里会得到无限的自由。
在书房里阅读，不亦是风声在耳么？
这样的意象在脑中闪现出来之后，我不禁笑出声来。
连忙点上了一支烟，吐出的烟雾，有甜丝丝的味道。巴士加尔说得好：“一个人越是有思想，越是能发现人群中卓尔不凡的情调；一般人是分辨不出人与人之间的差异的”。这种差异，决定了幸福的深度和生命的质量，也决定了我手中这支烟，不仅仅是一支烟。
4.名家与素食
托尔斯泰在八十高龄以后还写出了恢弘的大著《复活》和饱绽激情的哲学小说《克莱采奏呜曲》，创造了世界文坛的奇迹。这缘于他良好的身体素质--七十岁还可以潇洒地溜冰，七十五岁还是自行车运动的“发烧友”，八十二岁还能纵马扬鞭。他良好身体素质的形成的一个重要原因，是他晚年生活方式的转变，即：从节制与自律，到奉行素食。
1884年前后，托尔斯泰的思想发生了激变，他对以往的优裕与奢靡感到悔恨，他开始了自我改造。他终止了打猎，戒掉了烟酒，在接见了一个叫弗雷的美国人之后又谢绝了肉食。弗雷初次会见托尔斯泰时已年过半百，但身强力壮，容光焕发，引得托尔斯泰艳羡不已。弗雷自称这一切都得益于食素，并鼓励托尔斯泰也力行之。这与托翁的自我改造理念极为合拍，使他毫不犹豫地选择了这条道路。
素食者分好几个派别：其中“老派”只吃蔬菜、水果和坚果，且力主生吃：“少壮派”还兼食禽蛋和奶制品；在我国，某些佛教徒甚至将葱、蒜、韭菜和兴蕖等五种有刺激性的蔬菜也列入禁忌之列，成为“五辛”或“五荤”。托尔斯泰戒肉食，却不避蛋、奶，所以他不是彻底的素食者。
有人说，中国的素食是从西方传人的，并且是随佛教传人的，据蔬食研究专家聂凤乔的考证，这纯属误传。聂风乔著有《蔬食斋随笔》三册，有确凿的论据。倘以文字记载为凭，中国至少从周代就有了素食的习俗。《墨子·辞过篇》说：“古之民未知为饮食，时素食而分处。”
《庄子》也说：“巧者劳而智者忧，无能者无所求，蔬食而邀游，泛若不系之舟。”至于素食与佛教的关系，唐代颜帅古《匡谬正俗》中有一句透底的话：“今俗谓桑门（即佛家子弟），斋食为素食，盖古之遗语。”明白地指出了“斋食”系“古之遗语”的“素食”的代名词而已。况且所谓“斋食”也并非不吃肉，而是佛家中午以前所进用的食物。因为午后进食，就保有不了清净的身心了。所以《大乘衍义》中说：“洁清故名为斋。”至于我国的一部分佛教信徒，把戒杀生联系到绝对素食，是对佛教的改造，或以表虔诚而已。
食素，作为一种生活习惯，是一件很平常的事；所不平常的，是素食的精神指归：生民的素食，是为了养生；文人学士的素食，却与道德、信仰和精神追求联系在一起了，形成了所谓的“素食主义”。《简明布列颠百科全书》给素食主义下的定义是这样的：“由于道德、禁欲或营养的原因而推崇以蔬菜、水果、谷物和坚果为主食的理论或习惯。”其偏重显然在于后者。
雪莱曾在1813年发表，一篇专门的论文，论述人天然是远离肉欲的，因为人的消化系统只适合植物性食物。
英国戏剧大师肖伯纳明确宣布自己是素食主义者，他说：
“像我这样精神生活强烈的人不吃尸体。”他在上海回答提问的时候，断然回答说：“素食乃是英雄和圣人的食物。”梭罗则认为素食符合节制自律的生活原则，因为诗意的官能保存在最好的状态的人，必须避免吃肉；或者说，拒绝吃肉，是“一种追求更高的生活，即探索精神生活的本能。”
在我国，早有“肉食者鄙”的说法。苏东坡、陆游等有不少写素馔的诗篇，把“蔬笋气”作为清高隽逸的象征。苏东坡《赠僧道通诗》有句云：“语带烟霞从古少，气含蔬笋到公无。”清代随笔大家李渔在《蔬食第一》中说：“声音之道，丝不如竹，竹不如肉，为其渐进自然。”
“吾谓饮食之道，脍不如肉，肉不如蔬，亦以其渐进自然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