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8年5月5日至23日，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在北京举行。大会正式通过了根据毛泽东多次倡议而提出的“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会议号召全党和全国人民在15年或更短的时间内，在主要工业产品产量方面赶上和超过英国。
实现千百年来一个民族繁荣富强的梦想，对于年轻的人民共和国将预示着什么？
在崇尚强权的世界上，一个民族要真正崛起，燃亮自己的尊严，靠什么支撑？
--这，正是共和国的缔造者们和戎马一生的将军们绞尽脑汁的命题。
按毛泽东的话说：中国将要出现一个大跃进，这是中国大革命家、我们的先辈孙中山先生的预见。这个伟大的历史使命，已经义不容辞地落在了中国共产党的人肩上。
4月15日，毛泽东用非常引人注目的词句表达了改选中国的决心和他认为可以做到的信心：“中国六亿人口的显著特点是一穷二白。这些看起来是坏事，其实是好事。穷则思变，要干，要革命。一张白纸，没有负担，好写最新最美的文字，好画最新最美的图画。”不是吗？建国8年，曾经满目疮痍的中国就出现了奇迹：1957年工农业总产值达到1，241亿元，钢年产量535万吨，煤13，100万吨，原油146万吨，粮食19，505万吨……国民经济第一个五年计划胜利超额完成。西方人关于中国共产党将无法解决这个东方大国的吃饭问题的预言被击得粉碎！更重要的是，这个自从17世纪以来便落后于西方而近百年来惨遭西方蹂躏的古老土地，终于露出了工业文明的曙光！生产力确实被迅速地解放了！
6月19日，毛泽东看了有关部门汇总各部向中央汇报的钢产量指标后说，会议（指5月底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定的800万至850万吨太低了，干脆，今年钢铁比去年翻一番，何必拖拖拉拉呢？现在看来，我们3年超过英国，10年超过美国，有充分的把握。
8月6日，毛泽东到河南新乡七里营视察，赞扬人民公社好，一大二公。很快，《人民日报》将“人民公社好”传遍了全国。
这时候，毛泽东和党的领袖们已把威望和信念押在成立人民公社从而一举摆脱中国的贫穷落后的状态上面。被从苦难深渊中拯救出来的中国人民，以感激涕零、无限崇敬的心情表达对党和领袖的信赖。他们坚定不移地朝着党和领袖指引的金光大道奔跑。
8月17日至3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北戴河扩大会议作出《关于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问题的决议》。决议指出：“人民公社是建成社会主义过渡的最好的组织形式”，“共产主义在我国的实现，已经不是什么遥远将来的事情了”。决议要求迅速掀起人民公社化运动的高潮和农业生产的大跃进，使粮食产量达到6，000-7，000亿斤，棉花产量达到7，000万担，并由此提出“以钢为纲”，号召全党全民为生产1，070万吨钢而奋斗。
一声令下，全国几千万人上阵，建土高炉百万座，以付出一比几十倍的代价炼出300万吨效用很差的土钢、土铁。
--这种连祖先都会感到幼稚可笑的极端原始的做法，不禁引起外国人的嘲讽和不可思议。他们在看中国人的笑话，看中国在远离世界的一个角落里独自在痛苦和挫折中折腾。他们难以想象中国人的革命热情和纯洁思想能够弥补技术能力和物质手段的不足。
列宁相信人的意志在改造现实时的力量主要表现在政治方面，中国人却可以把它扩大到整个自然。
斯大林也曾有过可以把沙漠变成绿洲、西伯利亚变成花园的雄心，可是他从来没有说过不存在沙漠和西伯利亚。
然而，被外国人渎称为“毛泽东的空想主义”的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这“三面红旗”，直到“文化大革命”都确认为是不容置疑的整个经济工作的核心。共和国的缔造者们为给中国找到了通往共产主义的捷径而欢欣鼓舞，一切疑虑和怠慢都被斥之为妄自菲薄或为前进路上的绊脚石。若要反对或阻挠则是对党对共产主义的背叛！
仿佛潘多拉的魔盒在太平洋西岸显灵了，现代工业似乎在一夜之间就把中国几千年都未能获得的物资财富召唤出来了。瑰丽而不可思议的成功，使这个穷惯了也苦够了的古老民族激动得浑身发抖。一百多年落后挨打的耻辱在这种激动不已之中，骤然化为一种狂热的理想追求。中国农民看来是憋足了劲，要从土坷垃里刨出一个“共产主义”。于是，盘马挽弓、射雕落雁的消息频频传来，祖祖辈辈连想都不敢想的奇迹出现了：
--《人民日报》载：汕头专区2000亩水稻高额丰产，亩产3000斤，广东正在向“千斤省”的目标进军；
--《中国青年报》载：贵州省金沙县禹谟区打坝乡民丰社，创造了单季水稻3025斤的纪录；
--《河北日报》报道：河北省静海县陈官屯用5天时间建成一座水力发电站；
--《浙江日报》报道：浙江一个多月发展民办中学8516所；
--《人民日报》载：甘肃文县景家坝农业社的一个青年突击队，在二亩五分山地里，创造了亩产马铃薯17，410斤全国高额丰产纪录；
--新华社消息：河南省遂平县卫星农业社在过去亩产100多斤的低产区创造了丰产新纪录，5亩小麦亩产2，105斤，卫星社坐上了卫星。
大江南北摽着劲比试，《卫星》一个比一个放得更高。
在当时的报纸上每天都可以看到“高产卫星”的出现：小麦亩产达到7，320斤，早稻亩产达到36，900斤；一向低产的大西北竟提出耸人听闻、无可置信的指标：1958年亩产达到1，100斤，1959年要达到2，000斤，1962年要突破3，000斤。进而有人写文章说：“许多生动的事例表明：只有低产思想，没有低产地区。只有不良的耕种制度，没有不良的土地。”更为形象的说法，是当时流行最广的两句口号：“不人多大胆，地有多大产！”“不怕做不到，就怕想不到！”据说，为了这些口号，毛泽东的老朋友、参加过党的“一大”的理论家李达，曾同毛泽东发生过争论，但是毛泽东坚持认为这些口号是正确的，拒绝了老朋友的意见。
我们不难想象，毛泽东当时是以何等的从容不迫和眉宇间泛露出何等乐观的神情，来瞻望他作为中国革命最富有魅力的最高领袖所描绘的即将展将在人民面前的美妙前景和在有生之年建造一座比金字塔还雄伟壮丽的纪念碑：一个在未来的几世纪内应用他的思想和崇敬他的名字的中国。
10月1日，“全国农村基本实现了公社化”的喜讯，以无线电波发射的速度传遍全国。在后来的“文化大革命”中知名度颇高的关锋，当时曾将湖南农民创作的一首动人而不失天真的“颂歌”引用到他的文章中：
建立公社如上天，
一夜赛过几千年。
利刀斩断私有根，
开辟人类新纪元。
很容易找到惊人的例子来说明“浪漫主义”被中国人继承和发展到了最光辉的顶点。
在似枪若弹的爆竹声中，占全国总农户的99%以上（1亿2千多万户）的农民欢天喜地地参加人民公社，迎接共产主义的到来。与此同时，全国各条战线也都大线旗鼓地、雷厉风行地开展像生产1，070万吨钢一样的“大跃进”，争先恐后地加入放“卫星”的行列。
--看有多壮观吧！六亿神州唱大戏，气势磅礴，山河摇动，不管你是“居庙堂之高”，还是“处江湖之远”，都不容超脱地要扮演剧中的某种角色，尽管有很多人闹不清演的是正剧、喜剧还是悲剧，也得纷纷登场。于是，理想和幻想竞相生辉，真理和荒谬相互媲美，雄心和野心同样夺目，时运和危机交错扭结……
事实证明大自然和科学技术比人们想象的更难屈从于人的意志。历史有它发展的必然规律。民族有它自我约束的机制。物质和精神的贫困必然造成愚昧，愚昧必然造成轻信，轻信必然造成狂热，狂热必然造成灾难。在狂热的冒险中建立人民公社的结果使农村陷入混乱，使刚刚恢复健康肌体的国民经济濒临崩溃的边缘。据有关方面统计的材料表明，大跃进使成千上万的农民死于饥荒，而活人每天需要摄入的热量却低于1，500卡路里。据说，当时毛泽东每天也只吃几片地瓜干来体慰人民的苦情……
一个伟人的思绪在现实和历史的广袤空间里低回盘桓……
公元1535年7月6日，前英国大法官托马斯·莫尔在伦敦铁塔下被推上断头台。当他从容地被郐子手用黑布蒙住眼睛的那一瞬间，不是死神出现了，而是他20年前就梦想到的那个新月形的岛国浮现了：那里没有争斗，没有私有财产，人们像一个大家庭那样愉快幸福地生活。他管那岛国称之为“乌托邦”--人们历史上最高的圣境，人们各尽所能、各取所需的自由王国。
莫尔被砍下的头颅，悬挂在伦敦桥上，像一个被斩断的美好梦想在微笑--这其实是一个很古老很古老的梦，人类已经做了几千年。
又是一个英国人，曼彻斯特阔绰的工厂主罗伯特·欧文，在莫尔死后近300年，以15万美元在美国印第安纳州买下一个移民区，建立了人类历史上第一个“共产主义”实验区--纽哈蒙尼公社。然而，一切绞尽脑汁的设计和试验最终都化为泡影。
只有当一个德国犹太人坐在大英博物馆里，把资本主义像一具尸体标本那样放在桌子上解剖时，莫尔的理想和人类之梦，才渐渐变得清晰起来，实现这个梦想的道路，也被科学地阐明了。
可是，卡尔·马克思日后又总被曲解，东方人常常分不清莫尔和马克思，中国人又还有自己古老的“东方乌托邦”渊源：从孔丘、老庄到陶渊明、李自成、洪秀成、康有为……
40年前，一个瘦长的湖南湘潭农民的儿子，和他的几位同窗，踏遍长沙岳麓山的各个乡村，想寻找一块欧文式的“纽哈蒙尼”来建立一个“新村”。他为这个新村设计了理想的蓝图：公共学校、公共农场、公共幼儿院、公共敬老院、公共消费社，等等，等等，十分周全，足以使年前伦敦桥上莫尔的那颗血淋淋的头颅安然瞑目。可是，他和他的同伴却失望而归。40年后，这个青年按照马克思提供的理论，结合中国的实际，终于夺取政权，建立了人民共和国。于是，他以亿万人民所敬爱的领袖的权威、气魄和热望，率领6亿5千万人在960万平方公里的神州大地，进行一次史无前例的“共产主义”大实验……可是，美好的千年梦想竟会变成一场非理性的恶梦，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
毛泽东在后来写的《错误往往是正确的先导》（《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第846页）一文中指出：“人类总是要犯一些错误才能显出他们的正确。”“盲目的必然性往往是自由的祖宗。”
--这是否是对大跃进所作的反思？或许是对大跃进的必然结论？
现实在呼唤，历史在呻吟。
这时候，我们书中的主义公该出场了。尽管当时有那么多人不理解，但不得不承认--非他出场不可！
他就是这样一位个头不高且微微驼背的老人，一位曾以“猛张飞”的尚武精神指挥千军万马摧枯拉朽、已被战争的硝烟熏白了双鬓的老人。人民称他为“天国元勋”，他说自己是“六亿神州一分子”。
此时，他正以冷峻的目光注视着这规模空前的场景--他全身心眷恋并全身心为之奋斗的神州大地。
毋庸讳言，当初他也是虔诚地希冀那千百年的梦想能神话般地降临人间。但当他像一个幽灵，从南到北，从西到东，步履天涯海角之后，神话破灭了，得到的是极度的痛悔，以致使他突然对火之奋斗的昨天发生质疑。
然而，昨天的故事在老人那书页似的皱纹里写得清清楚楚。他一度陷入迷惘，显得焦躁不安，当一股无名火冲上来时就拍桌子骂娘。他突然又下意识地自谴自己是否老了，不适宜了，该淘汰了。然而，毫不衰竭地活力和清醒的理智足以使他感到：最炽热的激情对他是适宜的，最深沉的忧虑对他是适宜的；灵敏的嗅觉、知觉，被生命的光辉照亮的眼睛、勇气和意志，是为他而存在的！他那圆而大的头颅、雕刻般四楞四方的下颚、结实的手臂和大腿，无不奔流的热情、愿望、希求和抱负。他把疑惑、冷峻的思索投向大地--投向这记载着历史沉浮、民族兴衰的大地；投向这渗透着百姓血、英雄血也渗透着强盗血的大地；投向这震撼着巨大创痛和忧患的大地；投向这燃烧着希望有时也毁灭着希望的大地；投向这极其令人振奋却又哭笑不得的大地……
大地并不感伤，沉默是大地的语言。
大地的真理永远在那里期待着，在它的外表下面潜藏着它所有的属性--不可抗拒的生长机能和效果！
“共产主义不是吹出来的，吹出来的天堂是饿肚子的天堂、喝西北风的天堂！这样搞叫共产主义，那我就不叫彭德怀！”
12月10日在武昌召开的中共中央八届六中全会上他放了一排“重炮”。
在会议小组会上他将他在福建、黑龙江、内蒙古、陕西、青海、甘肃等地考察的情况作了长时间的汇报发言，并直言不讳地对中央在1958年施行的某些方针政策提出了批评，提请中央注意：在公布1958年粮食产量数字上要实事求是；在制订1959年粮食指标计划时要留有充分余地……
他的意见在会议上引起了争论。
毛泽东代表中央讲话，肯定了1958年的大跃进“成果”，特别着重讲了战略上藐视、战术上重视的问题--他娴熟地将战争术语及战争方法运用到经济和科学的领域：
“大多的人类，首先是无产阶级，首先是共产党人，除掉怕死鬼以及机会主义的先生们以外，总是将藐视一切，乐观主义，放在他们心目中的首位的。然后才是重视事物，重视每件工作，重视科学研究……使困难向顺利转化，使真老虎向纸老虎转化，使革命的初级阶段向高级阶段转化，使民主革命向社会主义革命转化，使社会主义的集体所有制向社会主义的全民所有制转化，使社会主义的全民所有制向共产主义的全民所有制转化，使年产几百万吨钢向年产几千万吨乃至几万万吨钢转化，使亩产一百多斤或者几百斤粮食向亩产几千斤或者甚至几万斤粮食转化……”
这一时期，毛泽东把大跃进同样当成一场战争来对待，并把它作为一种至高无上的冒险和对人类勇气和人类意志的最高考验。
毛泽东在讲话铁最后，措词鲜明地表露了他对大跃进的态度：我们的头脑要冷又要热。“冲天干劲是热。科学分析是冷。在我国，在目前，有些人太热了一点。另有一些人爱冷不爱热。他们对一些事，看不惯，跟不上。‘观潮派’、‘算帐派’属于这一类。对这些人，应当使他们的头脑慢慢热起来。”
无疑，毛泽东把彭德杯划为“观潮派”、“算帐派”这一类了，只是没有点名而已。
可惜，彭德怀还是没有“热”起来，反而在小组会上发了一通牢骚：“热！热！难道我们热得还不够吗？再这样热下去，会把我们的家底一把火烧光的！我们不规规矩矩地办事，这样就把人民给坑了，把国家毁了，我们对不起老祖宗啊！”
这样的肺腑之言，今天我们听来似乎太寻常了，但在当时足可窥见它那灼人的光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