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小舟恳切地说：“彭总，昨天主席找我和周惠、李锐三人谈了很长时间，情况很好，主席对我们的意见是听得进去的。主席说，大跃进的问题他也有责任，提倡敢想敢干，也有胡思乱想，引起唯心主义。因此，有些事不能全怪下面和各个部门。我说，高指标是‘上有好者，下必甚焉’。主席听了也没生气，并引用典故说，‘国乱思良将，家贫念贤妻’。他赞成大家的建议，让陈云同志出来主管经济工作。当谈到会议有压力时，主席说，不应有压力。并表示在肯定成绩的前提下，倾听各种意见。他还主张印发《阿Q正传》，批评听不得意见的同志。彭总，你也找个机会同主席谈谈吧！”
“我脾气不好，容易谈崩啊！”彭德怀的话很诚恳，很沉重，“军队方面也常反映一些社会情况嘛，我都将材料送给主席了。”
“主席能看到吗？”
“我想能看到吧！”
他说这话的时候，尽管表情很平静，但声音是低沉的，透示出某种难言之隐。
他把给毛泽东写信的想法谈了出来，征求周小舟的意见。
周小舟一副文弱书生模样，他一贯诚服毛泽东的伟大，也很熟悉毛泽东的秉性、思路和讲话时的那种引经据典、极度夸张、讽喻迭出、妙语联珠的风格，常常要你仔细揣度弦外之音，甚而正话反听方得要领。但这两年他渐渐发现主席那种渊博的征服力变得愈发令人敬畏了。自从他离开主席身边回家乡去做父母官以后，延安时代那种朝夕相处的平等单纯的关系，已日益被一种壁垒森严的上下级关系所代替了--尽管聆听主席稔熟的乡音还是那样亲切，但距离却隔得十分遥远。令他欣喜的是，毛泽东此次从北京来长沙，当晚要他陪同回韶山。而后他便一直追随其后，离韶山，往宁乡，回长沙，去武汉，上庐山。一路上他渐渐看出毛泽东往日那“指点江山”的洒脱之中，已经暗含着某种迷茫、无奈和焦虑。
周小舟建议他根据在西北小组的几次发言，予以整理，系统写出。这更坚定了他写信的决心。
等送走了周小舟，他便走进王承光的房间，关争地问：“王参谋，写得怎么样了？”
“难度大呀，刚开了个头。”王承光深深地出了口气说。
“万事开头难嘛。开了头，往下就好写了。”彭德怀一边鼓励一次从王承光手中接边几页信稿，“我先看看，你还继续写，今晚务必写出来。”
他兴冲冲地返回住处。
也不知什么时候，彭德怀又站在了王承光背后，聚精会神地看他写呀，写呀，王承光竟然没有发觉。
当他意识到身后有人，猛回头间，彭德怀正向他点头微笑：“好好，你进入了忘我的境界，写得很快。过去研究战役我也经常是这种状态。”
王承光从内心涌上一种说不出的激情：就这封信而言，不正是彭总忘我精神的最好体现吗？彭德怀压根儿就不是为了他自己！如果我们每个党员和干部都像他这样廉洁奉公、刚正不阿、具有强烈的历史使命感和高度的社会责任感，那么我们这个党，我们这个政府将为推动人类历史的前进而树起一座高大雄伟、辉煌壮观的里程碑！
信写好后，彭德怀双手接过来，表情是那样沉稳、庄重。他拍拍王承光的肩膀，嘴里不停地赞叹：“好，好！”
午夜12点，警卫参谋景希珍悄悄走到他身边，轻轻地说：“彭总，您早点休息吧。”
“嗯！知道了。”彭德怀仍没抬头。
景希珍无奈，只好站在一旁等着。他小心翼翼地往桌子上那叠纸瞥了一眼，只见白纸的开头用铅笔写着“主席”。他马上意识到，首长这般专心致志地给主席写信，一定事关重大，便一声不吭地退了下去。
时针指向了两点钟。景希珍沉不住气了，再次轻轻地走到彭德怀身旁，小声说：“彭总，明天……噢，是今天了，您还要开会呀，请您休息一会儿吧！”
“怎么，你也没睡呀？我一个人熬夜就行了，你不用陪着嘛！”
景希珍见首长毫无休息之意，只好说：“您要不要吃点东西？我去告诉伙房。”
“这么晚了，喊谁去？”他不无歉意地冲景希珍笑了笑，“这样吧，你把暖壶拿来，往我的杯子里多放点茶叶就行了，然后你马上去睡！”
湖南有个老习俗--喝茶吃茶叶。景希珍只好往杯子里倒少许茶叶，给他送去。他看看杯子里没有倒水，茶叶也不多，不由笑道：“唉呀，景参谋，茶叶不让多吃，连水也不给喝了？请把暖水瓶和茶叶筒拿来好不好？”
景希珍无可奈何地叹了口气，只好照办。
彭德怀接过茶叶筒，很快地装了半杯茶叶，沏上水，而后眨了一下眼睛说：“好了，现在吃的喝的全有了，这儿没你的事了，去休息吧！”
“啊？彭总，你在打马虎眼！”景希珍假装生气，一屁股坐了下来，“好吧，你不睡，我也不睡！”
“好好！我睡，我睡！”彭德怀伸伸腰，打个呵欠，一拉毛巾被和衣躺在了床上。
景希珍一看，心里乐了，赶忙拉灭了灯，轻声说：“彭总，您放心睡觉吧，吃早饭的时候我叫您。”
景希珍走回自己的住处，怎么也放心不下，10分钟之后又回来了。一看，彭德怀屋里的灯又亮了。透过窗户，他看见彭德怀嘴里慢慢地嚼着茶叶，手中的笔不停地移动……他不忍心再去打扰首长了。这么多年，他摸出首长有年犟脾气：不让他干他执意要干的事情，他会急坏的！
彭总，您写吧，我一直陪着您！景希珍默默地站在窗下，泪水渐渐地模糊了视线……
13日清晨，王承光刚刚起床，彭德怀就来到他的住处，将修改好的草稿交给他，郑重地说：“我现在就去主席那里，看他能不能抽出点时间谈谈。你在家再把信修改一遍，抄好，下午给我。”
他快步向美庐走去。
在面谈或写信的问题上，彭德怀辗转反侧，煞费苦心：谈，怕是已生嫌隙，反会谈崩；写信，怕又反问：为何不来当面谈谈？
现在他横下了心：谈！即便谈崩了也得谈！
可是，又一次使他失望了--警卫员告诉他，主席刚睡！
他犹豫了。
身经百战、叱咤风云的彭大将军，何曾优柔寡断至此？在昔日那血与火的征战中，他不知痛骂过部下多少次：战场上最忌犹豫不决！可今天，他竟也踌躇万端。要按他往常的脾气，推开警卫员就闯进去了。1951年某日，他从朝鲜星夜回京，有重大紧急之事要见主席，恰逢毛泽东在外地。他又火速赶到那里，在门口也是被警卫员拦住，说主席正在午睡。彭德怀把眼珠一瞪，推门就闯进卧室，伏到毛泽东耳边轻轻减了几声。毛泽东惊醒过来，很不高兴，但见是彭德怀，也只好叹道：只有你彭德怀才会在人家困觉的时候闯进来！彭德怀也不理会，只说：对不起，主席，我有要紧事汇报……
今日在美庐前，是没了那股勇气？还是又来了怒火呢？
倘若彭德怀依着老脾气闯进去，那么庐山会议和中国后来发生的一切，会不会就是另外一种情形了呢？
命运永远是无法猜度的。
但对彭德怀和毛泽东来说，今天早晨无疑是失去了一次彻底决裂前的缓和或通融的机遇。撇开历史的必然性不谈，就二人的关系和秉性而言，这次机遇的意义是至关要紧的。如若摈除某种误解和猜疑，以毛泽东的谋略和气度，是定能够理解和宽容彭大将军此情此意--那为国为民的一片拳拳之心。
无奈二人今晨却失之交臂。
他终没能勇敢地冲上去。中华民族的历史，中国共产党的党史，由此而复杂化了。彭德怀的命运也由此而注定了。他反叉着双手，身子前倾，一弓一弓地朝自己住处走去，像一个山里的农民。他的人生便从此开始走下坡路了--这将是一条充满屈辱、蹂躏和血泪的苦难之路……
就在彭德怀沿着幽深、寂寥的小径朝美庐走去的时候，不远处的一幢别墅隐隐传出小轿车的引擎声。他当然不会猜到：坐在小轿车里的原来是毛泽东的前妻贺子珍！
根据毛泽东的密旨，她必须马上离开庐山。
那是7月8日晚，闲居南昌的贺子珍应毛泽东之邀，秘密抵达庐山。
这场突然而神秘的重逢使贺子珍悲喜交加。自从1938年她离开延安去苏联后，她便从此失去了丈夫，失去了一位占据历史舞台中心几十年的丈夫。她被另外一个女人，一个从哪个角度看都与常人不同的女人所代替。于是，命运便通过毛泽东这次婚姻的改弦更张，通过这两个女人的更迭，残酷地捉弄了一个共和国的领袖和一个庞大的民族--这让世界都为之颤栗：为什么一个国家的首脑人物娶一个什么样的夫人竟能维系一个国家的命运呢？无情的历史为何在这样一桩偶然的也极为寻常的小事上同一个庞大的民族开了一个骇人听闻、不堪回首的玩笑呢？
贺子珍被安排在26号别墅里。她切切企盼着与昔日的丈夫会面。
7月12日晚上，按照毛泽东安排的时间，江西省委第一书记方志纯秘密指派水静和朱旦华陪着贺子珍乘一辆小轿车来到了美庐。
贺子珍终于盼到了这一时刻。
毛泽东叫警卫员把贺子珍领上楼，让水静和朱旦华在客厅里等候。不一会儿，警卫员也下来了，楼上只有毛泽东和贺子珍……
毛泽东为什么偏偏在庐山召开党的会议期间悄悄邀见贺子珍呢？这是否由于他对形势估计得过于严重而产生了怀旧之情呢？在那“路漫漫”的长征途中，在那艰苦卓绝的恶劣环境里，他身染疾病，贺子珍怀着他们未出世的孩子跑前跑后，为他吃了数不尽的苦……眼下形势又到了一个非常时期，也许不久他将撇开公务，“复得返自然”，像陶渊明一样生活了--自上山以来，他一直心绪不好，只是一个人闷在屋里读书、看报、阅文件，住室的灯光天天从傍晚亮到凌晨，白天常常独自坐在阳台的藤椅上望着苍茫的群山抽烟，或者到后面的竹林里在草坪上徘徊踱步。他沉默着，期待着，谋虑着……于是，那多次萌动过的怀旧之情便强烈地撞击着他那阴郁、凝重的心灵之岸：他思念贺子珍。
此刻，贺子珍就坐在他身边。不知是过于激动，或是过于悲怆，贺子珍浑身嗦嗦颤抖，说不出一整句话来。年仅50岁的她，头发却大把大把地枯白了，面容憔悴，身材萎缩。因命运的残酷捉弄，她被那永远医治无效的抑郁症所压榨着，摧残着。就她本来的性情而言，这些压根儿就不该属于她的啊！然而，她那窈窕的身材不见了，潇洒不风姿不见了，敢怒敢笑、会做针线能舞刀枪的神韵不见了，满腔痴爱的柔情不见了……昔日她身上曾有过的一切在今日什么也不见了！此刻坐在毛泽东身旁的是一个羸弱而痴呆的老女人！
二人的谈话不到一个小时，毛泽东就把水静、朱旦华叫来，让她们送贺子珍回住所去。
毛泽东感到失望：“看来不行了，她的脑子坏了，许多话答非所问。”
送走了贺子珍，毛泽东贮立窗前，对着扑朔迷离的星空凝思良久。
忽然，一阵急促的电话铃声把他唤醒过来。他马上就料到了：时值深夜，除了她，谁能来电话呢？
果然，是江青从杭州打来的长途电话。她宣布：明天她要来庐山，非来不可。
这女人专会趁火打劫！这么快，她就知道了？
毛泽东哪里知道，他的行踪早已进入了康生的视野。江青打电话，正是由于这位康生先生使了小动作。
毛泽东焦躁不安，直到天明才勉强入睡……
贺子珍也是一夜未眠。突然的重逢对她的刺激太大了，她怀疑自己是在做梦。在那漫长的岁月里，这样的梦她不知做过多少次了。一见到毛泽东的画像或照片，一听到毛泽东的声音，她就会如痴如迷。然而，这次是如梦如幻般的真实啊！22年来，就这么一次，就在这庐山之巅！作为女人，在22年前她真真切切地疼爱丈夫，如今这种爱依然如故，但她只能把爱深深地埋藏在心底；作为女人，她决不讳言，在女人的许多方面她自愧弗如江青，但她痛恨、厌恶江青所具有的在寻常女人中罕见的那一套！是江青的出现才造成她终生悔恨的悲剧！
这一夜，她一支接一支地抽烟。她恨自己昨晚见面时脑瓜突然变得不好用，嘴也不听使唤，那事先想好的话竟想不起来、说不出来了。
这一夜，她一直回味着毛泽东对她说的话：“子珍，我们明天再谈吧！”她对自己叮咛了再叮咛，嘱咐了再嘱咐：明天见了他一定要坚强，绝不再哭。她要向他倾诉，当年她离开延安是多么不情愿、在苏联带着孩子所饱尝的万般辛酸以及这些年来她的孤寂悲痛和对他的苦苦思念……
然而，这已是不可能的了。她所想好的一切也只能是想想而已。因为江青就要上山来了。
“贺子珍同志，主席让我通知你，他有要事下山了。他请你也马上下山。”组织部门的一位负责同志匆匆前来，对她说。
“啊？他下山了？他昨晚上并没有说他要下山哪，他说今天还要见我呀！”贺子珍惊讶得差点昏厥过去。
“这是昨天晚上你走以后，组织上开会才决定的。所以，请你赶快收拾收拾，就下山吧。”
贺子珍并没有马上动，只是呆呆地站在那里，浑身像筛糠似地哆嗦，浑浊的泪水顺着那苍白、呆滞的面颊流淌下来……如果说，毛泽东在和江青结婚以后也许曾经萌动过同贺子珍破镜重圆之念的话，这一次恐怕是最后一次了。她似乎明白了什么，可她什么也没有说。那燃亮在她心中的希望之光彻底泯灭了。
与此同时，彭德怀最后一次找毛泽东谈话的机遇也宣告失败。精通战事的彭大将军哪里会料到，毛泽东竟因两个女人而耗神了一夜呢？
王承光认认真真地将信看了一遍，感到信中的措词太尖锐了，与彭德怀在小组会上的发言同样尖锐，照此呈送毛泽东未必妥当。他顾不得客气不客气，索性动起笔来，想把带刺激性的词语尽量改得缓和些。整整一上午，他搜肠刮肚绞尽脑汁。吃午饭时，他把修改好的信交给了彭德怀，并特意说：“彭总，我在文字上做了些修改，您再审阅一下。我觉得有些措词还是缓和些好。”
彭德怀接过信，点点头，就在办公桌前坐下了。整整一下午，他都没有起身走动走动……
当夜，又是喝着浓茶、嚼着茶叶打发了。
14日凌晨4点钟，彭德怀在门前的空地上打起了太极拳。景希珍和王承光先后急急忙忙跑来了。
彭德怀说：“你们都辛苦了，陪了我两天，王参谋，你给我请个假，上午我不去开会了。这封信就定稿了！你把信抄正一下，午饭前交给我，尽快呈给主席。”说完，他又轻松地摇动着胳膊，迈起了小碎步踱了几圈，然后若有所思地说：“我这个人心里有话憋不住，说出去就像去掉一块病。对主席，我没有不说的话。”
中午，王承光把誊清的信交给了彭德怀，同时，再一次表示了自己的看法：“彭总，信发不发，请您还是再考虑一下吧。”
彭德怀翻翻信，看看王承光，点点头，把信放在桌子上：“好吧，我再想一想。”随后，他坐在了椅子上。
整整一中午，彭德怀坐在那里一动不动。
两点钟，他拿起笔，郑重地在信的末尾签上“彭德怀”三个字，随后在信封上写下“毛主席亲收”。他叫来王承光，十分坦然而又坚定地说：“王参谋，你把信马上送到主席处！”
“彭总，我去送吧！”景希珍像争抢战斗任务似的。
“不！你不要去，还是我去！”王承光从办公桌上拿想信，转身走去。
王承光首先给毛泽东处的秘书打了电话，告诉他：彭德怀同志处有封急信要给毛主席，现在是否可以送？秘书当即答复可以。王承光放下电话，大步流星地向毛泽东住处走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