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对自己也抠，他一辈子不喝酒，只抽低价烟，除了买书以外，从不乱花一分钱。父亲攒钱只为了一件事：买房子。对漂泊了半生的父亲来说，房子具有特殊的意义。在那个动荡不安的社会环境中，只有搬不走、跑不掉、能遮风避雨，可窝居自慰的房子，才是实实在在的东西，才能给父亲带来一点稳定感。父亲是男人，是丈夫，是有着七个孩子的一家之主，他不能不为这一大家人今后的生活忧虑，不能不为全家的生计做一个长远的打算。父亲就只好拼命地赚钱，一边做着手头的那份工作，一边在外面四处奔波兼课，能多挣一点钱是一点钱。父亲就只好拼命地抠钱，从老婆孩子的嘴巴里抠，从自己的身上抠，能抠出一个子儿是一个子儿。每当攒够了一笔钱，父亲就买进一点房子。然后再去赚钱，再去抠钱，再用攒下的钱去买房子。渐渐地就有了几处房子了。虽然都是些破旧的房子，但修修租出去，家里也就有了一些固定的收入。
那些年代，父亲的“抠门儿”的确使全家一次又一次地摆脱了困境。若没有父亲的“抠门儿”，父亲两度失业期间全家将无以度日，我们七个比肩长大的孩子将无以维持学业，不可能个个都读完大学。现在想起来，还多亏了父亲当年的“抠门儿”了。
父亲似乎也知道自己留在子女们心目中那个“抠门儿老子”的形象。父亲在晚年的时候，躺在医院的病床上，曾不止一次地用一种经过刻意掩饰过的平静语调谈起过自己从前的“抠门儿”。父亲总是强调说，其实人的习惯没有天生的，习惯大都是被社会环境逼迫出来的。父亲说，那些年我终日如履薄冰，总觉得脚下的路每时每刻都有塌陷的危险。我不能不抠，也不敢不抠。父亲还说，我知道你们跟着我吃了不少苦。我是个苦人，我这辈子就是苦过来的。不管你们怎么说，我就是认为苦好。小孩子吃点苦怕什么？越苦才越知道上进，越苦才越知道自强！父亲说这些话时，虽然还仍旧努力保持着往日的威严和自负，语气也一如即往硬梆梆的，但眼神里却总是不自觉地游移出一丝探寻的光。那丝光怯怯地追逐着子女们，我就在那里读出了父亲渴求理解和原谅的希望，读出了一个男人埋藏在心底深处的苦恼。我的心里就有些疼。我想，其实父亲是永远不需要子女来原谅的。父亲给了我们生命，这已经足够了。何况父亲给予我们的又何止是生命呢！但是，我从来没有把这些话说出来。在情感方面，我与父亲是一样内向。
父亲去世后，我在父亲的遗诗中发现竟有一首专为母亲而做的诗。诗云：
莺弦再续赋桃夭，
室有贤妻慰寂聊。
偶遇天寒衣已备，
若逢我病药亲调。
女红夜课针添线，
儿辈书声暮复朝。
儒素家门先务急，
不叫生计感萧条。
在这首诗的后面，父亲特地注下了这样一句话：余妻平日恒节衣缩食，历久不渝。故余频年无内顾之忧矣。父亲充满感情地说，操劳犹赖老妻贤，操劳犹赖老妻贤啊！我突然明白了，其实父亲什么都知道，其实父亲什么都看在眼里，父亲的心里什么都有。只是即便知道了、看在眼里了、心里有了，父亲却仍旧还是那个中国式的“老爷子”，父亲的洋壳壳里还仍旧少不了长袍马褂线装书的老瓤子。父亲是一部尘封的线装书！
父亲在晚年几乎变成了另一个人。我怎么也没有想到，他这个有名的“抠门儿”老子、这个一向把钱看得极重的父亲，到了晚年竟会不计报酬地投身工作。父亲晚年没有任何生活来源，生活费用和医疗费用等一应花销都要靠我们这些子女们来承担。但父亲却以一个不领工资的兼职研究员的身份，呕心沥血八年如一日地埋头于古天文学及古历法学的研究之中，从未向组织上提出过任何要求。
直到父亲离开我们之后，我才发现，其实我在内心深处始终是对父亲怀有一种深深的爱戴之情的。过去，我一直以为自己对父亲只有敬而没有爱，直到此刻我才懂得了，有敬就不会没有爱的，敬的内核中原本就深藏着一份挚爱。
同时考上了三所大学
1932年，我高中毕业报考大学。在父亲的支持下，我一口气报考了三所大学：南开大学、青岛大学和清华大学。过了不久，报上陆续刊出了各大学的录取通知，我被这三所大学同时录取了。南开大学我考了个第一名。青岛大学当时虽然不知道考了第几名，但后来据青岛大学的数学教授说，我大概是在十名之内，因为我的数学考卷十分突出。清华大学我是第十五名。
我选择了清华大学。
临行前，我去向父亲辞行。父亲没出来送我，只对我说了一句话：“好好学。无识无能便无以自立自强，不自立自强者必遭欺辱。此为公理。人、家、国、莫不如此。”
我从此走进了清华园。走出了在我一生中起着决定性作用的第一步。
想起来，我觉得自己应该算是很幸运的。从小学、中学直到大学，我上的几乎都是一流的学校。
小学上的是孔德学校。孔德学校是由北京大学几位着名学者倡办的，其中包括新文化运动中的着名学者钱玄同。奥古斯特·孔德曾是空想社会主义者圣西门的秘书，他是法国实证主义哲学家，又是社会学的创始人。孔德的思想理论在欧洲有很大的影响，年轻时的居里夫人就曾深受影响。虽然后来居里夫人并没有走上社会学的道路，而成了一名杰出的科学家，但曾经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居里夫人一直自称自己是个“实证的理想主义者”。学者们用孔德的名字为学校命名，其中无疑蕴涵了当时学者们的某种进步的思想倾向。孔德学校的教育也因此而自然地带上了一些民主科学的清新色彩。孔德学校的学生中很是出了几个名人。仅我这个班就有我终生的挚友、着名科学家钱三强先生和着名书法家、文物鉴定家启功先生。
我读高中时的青岛礼贤中学也很值得一提。这所学校是一位名叫理查德·维尔海姆的德国人创办的。提起理查德·维尔海姆这个名字，许多中国人都会感到陌生。但若提起维尔海姆的中国名字卫礼贤来，中国人就十分熟悉了。维尔海姆是一位在国际上享有盛名的汉学家。他于1899年以传教士的身份来到中国后，在中国生活了二十多年。在中国期间，维尔海姆一直从事慈善及教育事业，并与康有为及清末学者劳乃宣等人交往甚密。他对中国文化和中国哲学有着很深刻的理解，曾在劳乃宣的帮助下将《易经》翻译成德文出版。维尔海姆把中国文化介绍到西方后，曾对继弗洛伊德之后在西方最有影响的精神分析学家卡尔·荣格的心理学思想的形成产生过重要的影响，在中西文化的交流中起到了积极的作用。维尔海姆尊孔敬儒，因此取“礼贤”二字为自己的中文名字。在青岛创办的礼贤中学，就是以他的中文名字命名的。因了维尔海姆，站在中西文化交汇点上的礼贤中学就很有了些特色。最显眼的是在学校的西花园中建有一座尊孔文社藏书楼。这是维尔海姆为表达自己尊崇孔夫子的意思而执意要求建造的。藏书楼中珍藏着的大量古今中外书籍，为这所普通的中学创造了浓厚的治学氛围。学校的另一个突出特点是师资力量很强。礼贤中学的教师中外籍人士和留学归国人员很多。单就我这个班来说，教物理课的就是一位瑞士籍物理学博士；教化学课的是一位留学德国的化学博士；而教地理课的则是一位德国地质学博士。还有一对德国夫妇负责英语教学，丈夫是博士，那位妻子的英语发音十分标准。在这些教师中，我最喜欢那位瑞士先生，因为瑞士先生总是能想方设法为学生们做出种种有趣的物理实验，这在当时落后的教育条件下，是其他同类学校都难于比拟的。我最初对物理的兴趣便是由此产生的。
我进清华大学物理系的时候，又正值建国前清华物理系的鼎盛时期。当时的清华大学理学院中，集中了一大批包括叶企孙、熊庆来、吴有训、萨本栋、周培源、赵忠尧等人在内的，具有较高学术造诣的理学教授。这些教授大多是从国外学成回国的，不仅授课有方、教学能力极强，还能开展科学研究工作。当时，如此强的师资阵容和能集教学与科研于一体的办学条件，在旧中国的教育体系中尚不为多。
到清华报到那天，我一到物理系面试现场，就发现有许多学生聚在那里议论纷纷。那时，清华大学是入学后再通过面试进行专系录取。新生报到时，各系都在报到处设有面试点。新生可以按自己的意愿，参加各个系的面试。由面试主考先生根据学生的考试成绩和面试情况，现场决定是否同意进入本专业学习。而在清华的诸多专业中，物理系是最难进的。据那些同学说，物理系面试十分严格，没有几个人能通得过。还说前面很多参加面试的人，都在主考先生的劝说下放弃进物理系的想法了。我忐忑不安地向他们打听谁是主考先生，他们告诉我说主考先生的名字叫叶企孙。一听到叶企孙这个名字，我立刻兴奋起来。这个名字我太熟悉了，我常听父亲谈论起叶企孙先生。父亲对叶企孙先生十分推崇，说叶企孙先生是中国物理界的栋梁之才。在我的记忆里，我那位狂傲不羁的父亲每当提到这个名字时，语气里都带着一种深深的敬意。我迫不及待地向那边张望，看到桌子后面坐着一位三四十来岁的先生，那先生正在与面前的学生交谈，他面容平和，一副典型的文质彬彬的学者模样，说话好象有点口吃，但眼睛里显然有一种聪明的灵动在不停地闪烁着。他就是叶企孙先生。总算见到叶企孙先生了！我的心激动得嘣嘣直跳，我立刻毫不犹豫地挤进参加物理系面试的人群之中。我一边排队一边在旁边默默地观察叶企孙先生。我看到他对待学生的态度很认真，也很和蔼。碰到分数没达到要求的同学他从不直接拒绝，只是诚恳地告诉面前的同学，学物理专业会遇到许多的困难，物理系不仅淘汰率高，修完全部课程很难，而且毕业后也不容易找到一份合适的工作。很多人听他这样说过后就自动放弃了，有个别不愿放弃的同学怀疑问题出在自己的物理分数上面，就要求先生告诉自己考得的分数，但叶企孙先生却从不说出分数来，只是耐心地一再劝说。很明显，他是不愿意伤害任何一个学生的自尊心。轮到我的时候，我的心里紧张极了。我生怕先生会拒绝我，不同意我进物理系。我小心翼翼地走到叶企孙先生面前时，紧张得简直连话都说不利落了。没想到，叶先生查看过分数后，只深深地看了我一眼，什么话也没说就让我办手续了。我这才长长地松了一口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