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之蓁曾以他的短篇《我们建国巷》闻名文坛，后又以短篇《我们正年轻》被人们看重。这几年，他在鲁迅文学院进修学习。或许更看重打好理论基础对今后文学创作的重要，他这几年的创作见少。即是这个“小粒子奏鸣曲”系列，也是自1984年8月开始陆陆续续写出来的。这几年是文坛上少有的变乱时期。创新的努力，盲目的追求，极端的肯定与否定，使得文坛充满生机，充满喧闹。在这样的情形下，一个作家是难得清醒而冷静的。然而，叶之蓁不彷徨。他说我宁惠做原地不动的山，也不做回肠拐肚的水！做人有做人的准粑咤-6想去迎逢什么。”这是他做人的准则，做文我看也是如此。他执着地沿着自己的思索和方法进行创作，把自己对社会、对人生的感受化为艺术的篇章表达出来，引起读者的深思与会心的微笑。
在这些年的文学创作中，各式各样的系列小说不少。有的围绕一个人的生活经历展开，像高晓声的陈奂生系列小说；有的环绕一个中心展开，如李国文的《危楼记事》；还有的以作家自己一段时间内生活的见闻为主，如王蒙的《在伊犁》等。这些系列小说的产生是对小说形式的一种丰富，也是对小说表现和反映社会生活方法的追求和实践，各有特色。叶之蓁的“小粒子奏鸣曲”系列小说同以上的系列不完全一样，它似乎没有一条中心线或中心事件，它只是在描写的对象上有一定的集中性，但这些对象相互之间是没有什么直接联系的。它之所以构成系列，乃在于作者以其特有的视角和相近的表现手法铸成了一种文学整体，使它在外观与内质两方面都具备着有味的美学内容。
从外观一面讲来，“小粒子奏鸣曲”系列小说一般都取材于青年生活（更多的是青年工人）中一些看似平凡普通的小场景、小故事。篇幅也都比较短小，多在三五千字左右。因为题材与篇幅的这些限制，在这个系列作品中，几乎没有重大的事件或矛盾冲突，所以叶之蓁称它为“小粒子”的“奏鸣”。这些小说中所描绘的生活非常接近于生活的原生形态。在这里，作家对生活几乎不进行过多的艺术改造和加工，只是冷静、仔细地白描和叙述，有意识地借重生活的原生形态来表达一种创作的意图和目的。叶之蓁在这个系列小说的创作中是有意识地追求一种精神美的文学形态的。可以认定，他小说中的这许多外观形式面貌在很大程度上已摆脱了纯粹的形式需要，其本身确已构成了所谓的“有意味的形式”，成为一种艺术的载体了。
由于使用了近乎原生生活形态的描绘手段，描绘的又都是些人们习以为常、平凡普通的人或事，所以，叶之蓁的这些小说较之日常读到的许多小说来，大大缩短了作品与欣赏者的距离；又因为精美的形态和特殊环境氛围的烘染及作品与社会人生大河的牵连沟通，使它变得容易让读者接受了。在这些小说的创作中，作家的洞察力、视点角度的选择在一定程度上是变得难于把握了。但表现出来的却是作家创作着力痕迹的淡化和减少，呈现给读者的似乎是生活的实物、实情、实景。我认为这是叶之蓁对小说创作的一个有效的贡献。由于传统和习惯的作用，在欣赏活动中，我们不少的人太自觉和习惯于接受那些过分用“力”的作品了。当我们不断地给那些显然不是以对生活的观察、理解和把握为基础，而是以某种狡黯的机智编织出的作品给予赞扬的时候，实际上正是对现今被某些人称之为“玩”文学的“玩”法的一种肯定。这样下去的结果，只能使“玩”法更见变异，而文学却距生活的实际日渐淡远。今天，人们有理由呼唤更接近于生活的艺术和更加素朴的艺术化的生活。
难得是叶之蓁能对许多看似细微的生活现象进行艺术的描绘，呈现给读者凝炼而生动、纯朴而庄美的小说。然而，更难得的还在于他把这些生活现象表现得十分令人深思和耐人寻味。从一个特异的、不易被人发觉的视角观照日常生活，从而在平凡中见出不凡，在平常中找出不寻常，这是叶之蓁“小粒子奏鸣曲”在表现生活时的突出特色。
叶之蓁运用这些小说很像久富经验的针灸大夫运用自己手中的银针一样，触点虽小，可一针下去，正中穴位，立即使你产生异样的感觉。自然，叶之蓁的“针尖”所触到的是社会生活、人的心理和情感生活中的敏感穴位，所以它不光有异样的感觉，还有异样的发现。《觉觉的夜》、《在黎明》和《翘翅》三篇，最后或中间都写到了青年人与社会（自然是社会的某种势力的代表人物）的矛盾和冲突，他们或则成了流氓犯罪分子，或则企图搞破坏的名堂，或则声言要杀人。可是，是什么原因促使这些青年走上犯罪途径的呢？觉觉与朵朵自小在一块生活工作，两人像兄妹一样纯真友好。一天晚上，觉觉到朵朵的宿舍玩，不巧被大雨阻隔不能归去。他们先是聊天，后玩跳棋，再后二人用被子盖住腿双双靠在床栏上睡着了。真实的情形就是这样。可是，当他们并坐入睡的情景被人发现以后，人们立即就给他们构想出了完全不同的情形，女工主任、保卫科长、还有保卫科的肖干事硬要他们交代“不法行为”。在这些人的思想中，两个青年男女在房内待了一夜，怎么会什么事都没有发生呢？在他们的强逼之下，觉觉愤怒了，很快加入了社会上的流氓团伙；朵朵被弄得声名狼藉，只好调离到别处去。很清楚，正是社会上的邪恶习惯和少数人的污秽心理侵蚀了两颗纯净的心灵，然后促使他们走到了与社会的对立面。应当说，觉觉堕落犯罪的根源正在女工主任、保卫科长等这些貌似庄严纯正的人身上。同样，《在黎明》中的石子和粟壳、《翘翘》中的翘翘，把对于一位不通常情的司机的怨恨扩大到对一切司机及汽车上，把对马保卫的一般性反感扩大到从拘留所出来后要杀掉他，都很难只能说是这些青年人自身缺陷所致。因为社会某些阴暗无理的人和事诱发并促动着他们逆反心理的增长，所以，他们最后走上歧途或犯罪的道路就决不是一个个人的问题了。当然，像石子和粟壳这样的小孩子，这次在发泄了一阵怨愤以后又归于纯真了，可谁又能保证以后再一再二地遇到同类事件就不会完全走向对立反叛呢？因之，在叶之蓁看来，如果社会单是以严格法纪对待青少年的错误或犯罪行为，而不认真地检视整个社会心理、社会行为中那些诱发青少年失误或犯罪的人或事，那么青少年犯罪就是一个永远也难以缓解的社会问题了。叶之蓁自然是以小说本应有的形象画面思索着这个问题，冷静而隐蔽，不像我把问题讲得这样明确。但是，透过这几篇小说，我们却可以对叶之蓁小说具有的看似只是对生活的一瞥、实则是对生活要害处进行解剖的一刀，看似淡淡的一幅生活小景致、实则包容着深沉有味的意蕴的特色有所见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