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瓦爷”从井里突然显身
1974年初春，严重的旱情威胁着中国西部八百里秦川。返青的麦苗在干渴的折磨下趴伏在尘沙飞扬的大地上，有气无力地祈求着上天的恩赐。
水，在这片坚硬广袤的黄土地上，一切生命都需要水的滋润。
忠诚的祈祷并没有感动上帝。日复一日，不曾有一滴水珠从天上洒下。此时，坐落在骊山脚下的西杨村也不例外，或许，因村外大部分土地正处于骊山北麓大水沟口的山前洪积扇上，沙质土壤蓄水性极差，农作物的成长多半靠天，才越发加重了村民们对水的关注与对麦苗的厚爱。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每一个成年人都深深懂得，当田园的麦苗枯萎之时，也是他们自身的生存受到胁迫之日。
本书讲述的故事从这里开始了--
夕阳的余晖笼罩着村南的柿树园，折射出令人心焦的光。奔走了一下午的西杨村生产队队长杨培彦和副队长杨文学，站在柿树园一角的西崖畔上，两人眼望着这片只长树木、不长庄稼的荒滩，再三犹豫，踌躇不定。
太阳从西方落下，小鸟跳动着在树林中急匆匆地寻找栖身之处。杨培彦吐了一口烟雾，将纸卷的烟蒂扔到地上，又狠狠地踩了一脚，终于下定决心，挥起笨重的镢头在脚下石滩上画了一个不规则的圆圈：“就在这里吧”
杨文学望望骊山两个山峰中间那个断裂的峪口，正和身前的圆圈在一条直线上，心想水往低处流，此处既然跟山峰间的沟壑相对应，地下水肯定不会少。于是他点了点头说：“好，但愿土地爷帮咱的忙吧。”
此时的他们，谁也没有想到，这个不规则的圆圈意味着什么。
翌日晨，以西杨村杨全义为首的杨新满、杨志发等６个青壮年，挥动大镢在杨培彦画的圆圈里挖掘起来。他们要在此处挖一眼大口径的井，以解决燃眉之急。尽管地面布满了沙石，一镢头挖下去火星四冒，但在干旱中急红了眼的农民，还是以锐不可当之势穿越了沙石层。将近中午，工程进度明显加快。
当挖到１米多深时，出乎意料地发现了一层红土。这层红土异常坚硬，又一镢头下去，只听到“咚”的碰撞声，火星溅出，却无法穿透它。
“是不是咱们挖到砖瓦窑上了”井底的杨新满放下镢头，擦把额头上的汗水，不解地望着众人。
“可能。听老人们说，咱这一带过去有不少烧砖瓦的土窑。”杨全义说着，递过一把镐头，“来，用这玩艺挖挖看。”
井下又响起了咚咚的声音，坚硬的红土层在杨新满和杨志发两个壮汉的轮番攻击下，终于被凿穿了。这是一层大约３０厘米厚的黏合状红土，很像烧窑的盖顶，此时大家并未深究，只凭着自己有限的所见所闻，真的认为是一个窑顶实则是兵马俑坑封土的夯土层。正因为有了这样一个概念，在以后的挖掘中面对出现的陶片，都被他们和砖瓦窑联系在一起，也就不再奇怪了。
越过了红土层，工程进展迅速。不到一个星期，这口直径为４米的大井就已深入地下近４米。此时，没有人意识到，他们手中的镢头离那支后来震惊世界的庞大军阵，只有一步之遥了。
历史记下了这个日子--１９７４年３月２９日。
当杨志发的镢头再抡下去又扬起来的瞬间，秦始皇陵兵马俑军阵的第一块陶片出土了。奇迹的第一线曙光划破黑暗露出地面。
遗憾的是，这块陶片的面世并没有引起杨志发的重视，他所渴求的是水，在他的心目中，水远比陶片重要。于是，杨志发和同伴的镢头便接二连三地向这支地下军阵劈去。
一块块头颅、一截截残肢、一根根断腿相继露出，这奇特的现象终于引起了大家的注意。
“这个砖瓦窑还有这么多烂东西”一个青年将一截陶质残肢捡起来又狠狠地摔在地上，沮丧地小声嘀咕了一句。
“砖瓦窑嘛，还能没有点破烂货快挖吧，只要找到水就行。”杨全义在解释中作着动员。那青年人叹了一声，又抡镢劈向军阵。
几分钟后，在井筒西壁的杨志发突然停住手中的镢头，大声喊道：“啊，我挖到了一个瓦罐。”
听到喊声，正在运土的杨彦信凑上前来，见确有一个圆口形的陶器埋在土中，便好心地劝说：“你慢慢地挖。要是还没坏，就拿回家到秋后焐柿子，听老人们说，这种瓦罐焐出来的柿子甜着呢”
一旦人的具体目的改变，行为也随之转换。在能够得到和利用的欲望驱使下，杨志发不再盲目地大刀阔斧劈下去，而是镢、手并用，连刨带扒，轻轻地在这个瓦罐四周动作。土一层层揭去，杨志发心中的疑窦也一点点增加，当这件陶器完全暴露在眼前时，他才发现自己上当了。
眼前的东西根本不是要找的可以用来焐柿子的瓦罐，而是一个人样的陶制身子实则是一个无头空心陶俑 ，他晦气地摇摇头，然后带着一丝失望和恼怒，用足了劲将这块陶制身子掀入身旁的吊筐，示意上面的人拉上去扔掉。
当这块陶俑身子刚刚被抛入荒滩，井下忽然又发出一声惶恐的惊呼：“瓦爷”
众人又一次随声围过来，几乎同时瞪大了眼睛，脸上的表情比之刚才有了明显变化，肌肉在紧张中急骤收缩起来。摆在面前的是一个陶制人头，形象极为可怖。
只见这个人头顶上长角，二目圆睁，紧闭的嘴唇上方铺排着两撮翘卷的八字须，面目狰狞可怕。有一大胆青年用镢头在额头上轻敲，便听到咚咚的响声。
“是个瓦爷。”有人做了肯定的判断，紧张的空气稍有缓解。
“我看咱们挖的不是砖瓦窑，是个神庙摊子，砖瓦窑咋会有瓦爷的神像”有人推翻了以前的判断，同时又提出了新的见解。这个见解得到了多数人的认可。
“甭管是砖瓦窑还是神庙摊子，找到水才是正事，快挖吧”身为一组之长的杨全义出于对大局的考虑，又理性地把大家的注意力拉回到现实生活中来。满身泥土的农民们又开始挥镢扬锨挖掘起来，没有人再去为刚才的“瓦爷”发表不同的见解并为此大惊小怪了，摆在面前的确如杨全义所说，找到水才是最为要紧的大事。
随着镢头的劈凿，铁锨的挥舞，一个个陶制俑头、一截截残腿断臂，一堆堆俑片，被装进吊筐拉上地面，抛入荒滩野地。
出土的陶俑终于引起了一群儿童的兴趣，他们纷纷奔向荒滩捡拾俑头，先是好奇地玩弄，接下来便将俑头立于荒滩作为假设的坏蛋，在远处用石头猛烈轰击。有聪明的孩子则采取“古为今用”的方针，将俑身和俑头一起搬到自家的菜园中，在俑的手里塞上一根长杆，杆头上拴块红布，然后再找来破草帽，将陶俑打扮成一个活脱脱的看园老翁，日夜守护菜园，使麻雀不敢放肆地前来啃啄返青的菜苗。
正当人们对陶俑大加戏弄、损毁丢弃或顶礼膜拜之时，村前的井下又发现了更加奇特的情形。
在离地面约５米的深处，大家发现了青砖铺成的平面台基，同时，还有３个残缺的弩机和无数绿色的青铜箭头。
这是地下军阵向２０００年后的人类发出的最后一丝信号，兵器的出土意味着对砖瓦窑和神庙两种推想的彻底否定。随之而来的应是一种更切合历史真实的构想诞生。可惜，这里没有人去理会最后的信息，更没有人再围绕这稍纵即逝的信息去思考些什么。让众人欣喜和激动的是，尽管一时还不能辨别是不是秦砖，但毕竟是古代的东西，多数人认为先拿回家做成枕头睡它几个晚上，再做好坏真假的结论，则是最明智的办法。于是，井下的秦砖很快被哄抢一空，走入各家的炕头、被窝。
正当大家在井里井外大肆哄抢秦砖之时，有一位青年却棋高一着，他默默地伏在井下，从泥土中捡拾看上去并不显眼的青铜箭头，待捡拾完毕，脱下身上的破褂子一包，然后直奔附近三里村的废铜烂铁收购站，以14.4元的价格，将几公斤青铜箭头售出。当这位青年摸着已经明显鼓起来的上衣口袋，叼着香烟，一步三摇，满面春风地返回时，村人才蓦然醒悟：“还是这家伙有心计。”悔恨之中蜂拥于井底，却已经晚了。
绝处逢生
整个西杨村围绕着“瓦爷”的出现事件，在沸沸扬扬热闹了一阵子之后，终又归于静寂。大家像什么事也不曾发生过一样，重新抡起手中的镢头，在井下向大地母亲的肌体劈去。
那支庞大的地下军队，不惜以个体毁灭的代价向光明的世界投递出一丝信息，却未能得到破译和救援的回声。人类的目光，在穿越军阵之后又匆匆掠过，双方都未能抓住这个千载难逢的契机。纵然地下拥有千军万马，但他们已无法再向世人发出一丝哪怕是微弱的呼唤了。
历史应该记住他的名字--临潼县晏寨公社水管员房树民。
他的工作职责是管理、调配晏寨公社的水利建设和水源利用，西杨村打井的情况如何，自然与他的工作职责发生联系。事实上，当这口井开工的第三天，他就察看过地形和工程进展的情况，并对在此处取水充满了信心。当听说井已深入地下５米多，仍不见点滴水星时，他便揣着诸多疑问来到西杨村看个究竟。
“这口井为啥还不出水，是不是打到死线上去了”房树民找到生产队长杨培彦询问。
“不像是死线。可不知为啥，打出了好多瓦爷。”杨培彦回答。
“瓦爷什么瓦爷”房树民惊奇地瞪大了眼睛。
“像真人差不多，还有好多青铜箭头、砖坯子。”杨培彦吸着纸烟，像叙述一段久远的往事，详细地介绍了打井过程中发生的一切。
房树民来到了井边。
他先在四周转了一圈，捡些陶片在手里端详敲打一阵后，下到井底。
井壁粗糙不平，一块块陶片、碎砖嵌在泥土里，只露出很小的部位。他用手抠出半块砖，来到组长杨全义的跟前：“这井不能再挖下去了。”
“为啥”杨全义吃了一惊。
“你看，这砖不是和秦始皇陵园内出土的秦砖一样吗”原来，临潼县文化馆此前收集了不少从秦始皇陵园出土的秦砖，房树民与县文化馆文物干部丁耀祖是好朋友，平日常去馆里找丁，时间长了，也就从丁那里学到了一些文物知识。
“可要这些东西也没啥大用处。”杨全义仍然不解其意地说。
房树民爬出井口，找到生产队长杨培彦：“我看这像古代的一处遗址。先让社员们停工一天，我打电话让县上来人看看再说吧。”
在快吃午饭的时候，房树民赶回了乡政府，让文书李淑芳给文化馆打电话，但总是没人接。无奈之中，房树民只好骑上自行车亲自去５公里外的县文化馆，可巧在半路上碰到回家的管文艺的丁耀祖。听了房树民说的情况，丁立即掉头返回文化馆，向副馆长王进成作了汇报，王觉得此事有点意思，便又叫上管文物的干部赵康民，一起去西杨村，而房在见到丁后即返回西杨村召集干部去打井工地等候。
四人会合后，在工地上仔细察看了一遍，然后又在杨培彦的带领下到堆放井土处观看。看到几个比较完整的无头陶俑横躺在地下时，三人十分震惊。１９６４年４月，文化馆在秦始皇陵冢附近社员家里征集到一件秦代跽坐陶俑，才６５厘米高，就引起了各方面的关注，这次突然出现了跟真人一样高大的陶俑，当然令人震惊。不过猛一下子还难以断定是不是２１００多年前的秦代文物，因为如果是秦始皇陵冢周围出土则很可能是秦代的，可是这里离陵冢有一二公里之遥，秦代陶俑放到这么远的地方似乎不大可能。
几人没有为此多伤脑筋，目前最急需的是把这些文物收拢起来，以后再慢慢研究。
“这可能是极有价值的国宝，井不要再打了，赶紧把这些东西收拢起来，送往县文化馆收藏好……”馆长王进成对杨培彦叮嘱了一番，即刻返回临潼。
第二天赵康民又来到西杨村，组织社员收捡散失的陶俑、陶片，同时又赶到三里村废品收购站，把收购的青铜箭头、弩机作价收回。为了尽可能地挽回损失，赵康民又带领社员用借来的铁筛子，把可能带有文物的井土全部过筛，许多残砖、陶片，包括陶俑的手指、耳朵等都被筛了出来。
在赵康民的指导下，社员们把这些完整的和不完整的，大大小小的文物装了满满三架子车，拉到几公里外的县文化馆，赵康民当场给了３０元人民币以示奖励。拿到钱后的社员们十分惊讶：“这三车破砖烂瓦给这么多的钱”回到村后，这些社员把３０元钱如数交到生产队，队里给每人记了５分工，半个劳动日，此时的５分工可值一角三分钱，大家都感到十分满意。
赵康民把社员送来的文物作了初步整理，觉得有必要再亲自作些考察发掘，于是便在５月初又到打井处召来一帮社员发掘了２０多天，直到社员准备夏收时才停止。这次发掘，在井的周围掘开了南北长１５米、东西宽８米的大坑，发现了更多的陶俑。此后，赵康民每天躲在文物修复室，对这些没头和缺胳臂少腿的陶俑及一大批残片作了清洗，细心地进行拼对、粘接、修补，没过多久，就修复出两件比较完好的武士俑。
如果说水管员房树民的一番努力，使这支地下大军看到了一丝面世的亮光，那么，这点亮光仍然只是黑夜里的萤火，一闪即逝了。
临潼县文化馆把此事跟一位县委副书记说过之后，没有将这个重大的考古发现继续上报，只是让文管干部赵康民在馆内的一角神不知鬼不觉地对陶俑进行修复。这种令人费解的心态和处置方法，使这支地下大军再一次陷入绝望。
当然，文化馆领导及赵康民也有自己的苦衷。那还是在１９６４年，正是全国上下大搞“四清”运动的时候，年轻气盛的赵康民竟因为把渭河北岸出土的南北朝时代的几个石雕像用车拉到县文化馆收藏，结果被当作搞“封资修”的典型，在全县通报。
历史上常有许多东西属于未来。眼下，“批林批孔”正热火朝天。鉴于历史的教训，在报与不报的两难之间，他们选择了后者。不过，后来有知情者透露，文化馆上上下下也有不愿别人插手的考虑和默契。
正当赵康民躲在僻静的文物修复室，潜心修复陶俑时，这年５月底，由于一位不速之客的偶然“闯入”，使这支地下大军又绝处逢生，大踏步走向当今人类的怀抱。这位不速之客就是新华社记者蔺安稳。
“内参”惊动了江青
蔺安稳是临潼县北田乡西渭阳村人，１９６０年高中毕业后考入西北政法学院新闻系，１９６４年毕业后分配到北京新华总社工作。他这次回临潼，是作为公休假，探望仍在临潼县文化馆工作的妻子以及家人。就在这次探亲中，他从妻子口中得知文化馆收藏了农民打井挖出的陶俑。有一天，他径自走到文物陈列室后面一个暗淡的房间去看个究竟，只见几个高大魁梧的陶俑身着铠甲，手臂作执兵器状，威风凛凛，气势逼人。他在身心受到强烈震撼的同时，当即断言：“这是２０００年前秦代的士兵形象，为国家稀世珍宝。”
自小喝渭河水长大的蔺安稳，太熟悉自己的故乡了。周幽王戏诸侯的烽火台、杨玉环洗凝脂的贵妃池、项羽火烧阿房宫、刘邦智斗鸿门宴……无数流传民间的故事伴他度过了天真活泼的少儿时代。当他还是一名中学生时，便按照父辈讲述的故事，四处寻觅遗迹，秦始皇陵那高大的土冢由此成为他嬉戏的乐园。他曾无数次从陵冢的封土上滚下，又无数次攀上去，这里留下了他童年的足迹和青春的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