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首马贼歌谣记述了三江地区土匪的猖獗：
平东洋大蓝字，压五省遮天蔓。
黑八爷半座山，天南星闹得欢。
歌谣中提到六位匪首，平东洋、大蓝字、压五省、遮天蔓、黑八爷、天南星，他们一色胡子大柜，也可称为匪王。刀尖马背上行走的生命，各有独特的传奇故事……在我的另一本书的“后记”中，对东北土匪做了初步介绍“胡子”这个以其恐怖与罪恶，被喊打与被唾骂的称谓或阶层，时隔近一个世纪，留在从那个年代走过来的老人中及当代文学作品里和今人的印象是模糊的，遥远的，陌生的，阶级的评价多少掩盖了道德的评判，给胡子定性支离破碎、偏颇、不完整，贪婪、凶残、打家劫舍。目睹者口碑后人的多数是超乎常理的杀杀砍砍抢抢夺夺的血腥故事，出现在文学作品中的胡子，常常带有明显的阶级特征：民族变节沦为日本汉奸走狗；死心蹋地成为国民党的帮凶；弃暗投明跟共产党走。在关东这块蛮荒、肥腴、丰臂一样的土地上，在第一、二次世界大战血色天空的景衬下，把胡子的命运概括为这三种结局显然是客观、公正、实际的。但是有一点不应该忽视：胡子就是胡子。
胡子产生到形成强大势力的猖獗，始于明末清初关东富庶的黑土地开禁，中原人的闯进，列强的入侵。特别是日俄战争后，这里变成殖民地，由外寇扶植傀儡满洲国的私生，关东人被置于铁蹄践踏、官府压榨、恶人强食的水深火热之中，于是人们便揭竿而起，啸聚山林、落草为寇成为胡子，绺子中人员成分囊括了关东社会各阶层人物。至于胡子产生、发展、消亡作为一种文化现象也好，作为一种特定历史条件下的产物也罢，我写的这本纯粹胡子故事不回答这些问题，文学描写的胡子有它的缺陷，艺术的真实难免与实际事件有出入，但我力争把胡子写得像胡子。
土匪故事我写了几部，涉及的土匪头子众多，称他们大柜、大当家的、匪枭、匪王……这部书中匪王天南星他便是众匪首中的一员，写他们与我少年的一个经历有关：那年荒春的三月，残冬的景象仍在冻僵渐醒的柳枝上逗留，这个季节无疑预示或者加深了我对胡子的印象。三江地区西部沟沟壑壑的赵坨子，火药味显然在几十年前就已消散，阴森的匪巢已被沙砾埋没，陡峭的坨壁上垂吊的笤条子周围布满指粗的圆洞，可以断定是三八大盖枪洞穿的弹孔，或许是当年藏匿树丛里的一个胡子被密集的子弹打碎。找到两枚锈蚀发绿的弹壳后，我见到露出沙尘中的一个白光光的骷髅头，投向恐惧一瞥时，一道闪亮的东西吸引了我的目光，一颗长长铜子弹头嵌入骷髅的前额。迟疑了许久，我颤抖的手捧起并不洁净的沙尘把骷髅头埋掉……死去的人是谁？这件事一直萦绕我的脑际，答案始终没有找到，匪王天南星之死，肯定不是子弹射入头颅，写他不是为了回答疑问，而是讲述又一个匪王的传奇，他究竟与其土匪有什么不同呢？有一首土匪歌谣这样唱：
当响马，快乐多，骑大马，抓酒喝，进屋搂着女人吃饽饽（乳房）。
书中讲述匪王和一个女人的传奇故事。
作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