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语堂在厦门读书七年，在上海求学四年，每年寒暑假，几乎都要回一趟故乡。“但我从不悔恨那多天的路程，因为那一年或半年一次在西溪民船中的航程至今日仍是我精神上最丰富的所有物。”在长达11年的时间里，林语堂都在九龙江（西溪）及其支流来回往返，在大海漂泊远行。直到1917年，父亲林至诚完成了教会授予的布道使命，离开坂仔回到老家漳州天宝五里沙，林语堂便也再没有回过这块养育并决定了他未来人生走向的故土。那一年，林语堂21岁，已在北京清华学堂任教。
我静静地站在小溪岸边，但见河水清澈，水流舒缓。两岸及河滩的树木野草，与河水的碧绿相互辉映，构筑了一个美丽的绿色世界，仿佛叙说着一个充满了绿色的神奇童话。整整一个世纪前，年仅十岁的林语堂第一次踏进浮在水面的小舟时，也就踏进了一个童话般神奇而美丽的世界。那时的水，肯定比现在更加碧绿更加丰盈，流淌得也更加顺畅激越。水承载、输送着林语堂，他在水的流淌与西溪两岸如画的风景中，在大海的浩淼与苍茫中，感悟着水性与人生。后来，他能够超越基督教的视野，领悟并服膺道家，写作《老子的智慧》一书，肯定从船底至柔至刚的水流中受到了莫大的启发。老子的道家哲学，与水有密不可分的内在相通之处：“上善若水。水善利万物而不争，处众人之所恶，故几于道”；“天下柔弱莫过于水，而攻坚强者莫之能胜，以其无以易之”……
从小溪而江河，而大海，正是无所不在的水引领着林语堂走向了一个广阔的世界，超越了山地及传统农耕文化的局限，将黄色文明与蓝色文明融为一体。
小溪早已不通舟楫，而当年的岸边，应该有一个浓阴覆盖的小小渡口。当地人告诉我，原来这里建有一座木桥，2001年12月，古旧的木桥被一座现代水泥桥所取代。关于木桥，林语堂在《信仰之旅》中也留下了一段文字，其中有语道：“桥是木做的，上面草率地用圆木条铺平，但没有铺上厚横板。”当地人告诉我的那座木桥，肯定不是林语堂当年描写的那座简陋之极的木桥了。而出现在我眼中的，又是另一种新材料建成的桥——钢筋水泥桥。
来到桥边，正转动照相机的变焦镜头，突然间闻得一股恶臭。仔细一看，不远处的岸边，成了一处生活垃圾倾倒处，不时有苍蝇飞舞。我只好避开垃圾，避开那些不堪入眼的人为破坏，将自然美好的景致纳入镜头。
当时的坂仔，是一个闭塞的村庄，如今已发展为一个小镇。商业化、全球化风暴也将这一偏僻的小镇纳入当下的人类文明共同体中，人口猛增，建筑如雨后春笋，经济成为衡量官员政绩的主要指标……
西方文明的渗透既给坂仔带来了生活的富足，也相应地留下了某些无序的弊端。可以想见的是，正在发展中的坂仔，并非语堂先生心中构想的那种中西合璧的理想境界，还有待于改造与完善。
厦门读书七年，从鼓浪屿教会小学到厦门寻源中学，从少年到青年，正是林语堂热情求知，逐渐认识西方文化的一段宝贵时光。
学校开设的主要课程有中文、英文、地理、算术、地质学等，基本以西方的教学模式为标准。林语堂以他聪颖的天赋，无需多加努力，就可获得第二名。从小学到中学，他始终保持着这一固定不变的名次。林语堂最为用功的，就是利用当时少有的图书馆设备，读课外的其他书籍，“独自与天下文豪结神交”。
除读书外，林语堂也开始接触当时纷繁驳杂的社会。鼓浪屿乃“万国租界”，许多国家在岛上设有领事馆，西方文化无不体现在这些远道而来的外国人的生活方式之中。他第一次见识西方舞会，看到外国男女互相偎抱时，感到“可骇可怕之极”，认为是“狎亵无耻，行若生番”；第一次见到具有无穷威力的美国军舰时，赞叹羡慕之余，不禁生出一些恐惧；还有活动电影，外国俱乐部的铜管乐队等新鲜物事，都在林语堂那年轻的心灵里留下了无法抹去的深刻印象。
鼓浪屿对林语堂的生命来说，实在是太重要太重要了。这里，不仅是他迈向外部世界的第一步，是他感受西方文明的“前沿阵地”；而且留下了花儿般艳丽，又如花儿般凋谢却刻骨铭心永难忘怀的爱情，直到晚年身体衰弱行走不便，林语堂听人提及昔日恋人陈锦端的名字时，竟脱口就说要去看望她；还是在这里，新的爱情长出嫩芽，他与富商之女廖翠凤共结百年秦晋之好，成就一段终身不渝的美满婚姻。
17岁那年，林语堂离开厦门鼓浪屿前往上海圣约翰大学求学。父亲的希望终于变成了现实，可是，为了让儿子成行，得筹备最起码的一百块银元。林至诚东奔四跑，四处举债未果。后来突然想到一位昔日学生陈子达。林至诚在陈子达最为潦倒之时，送过他一顶十分珍贵的帽子。发了财的陈子达面对林至诚的求助，顾念旧恩，专程赶到坂仔送来一个蓝布包。打开一看，一百个亮闪闪的“袁大头”（铸有袁世凯头像的银元），顿时将父子俩的忧愁，变成充满了酒窝的笑脸。
在上海圣约翰大学，林语堂“把英文差不多学通了”，将图书馆拥有的5000多本图书都看了，还嫌图书馆太小“不过瘾”，他还以英文写作短篇小说获得学校金牌奖……除功课外，西方的一些体育项目如网球、足球、划船、赛跑等，也是他的所爱。特别是赛跑，他曾创下五分钟跑一英里的大学纪录。
如果说坂仔是林语堂接触西方文化的最初启蒙，厦门、上海是认识、学习、接受西方文化的转型期，那么上海圣约翰大学毕业后任教北京清华大学的三年，则是他掌握、充实、钻研国学基础知识，重新认识中国传统文化的“补课”期。在这三年时间里，他置身于与中国历史融为一体的北京城，博览了《人间词话》、《四库集录》、《说文玉篇》、《广韵》、《骈字类编》等国学书籍，而对《红楼梦》研读用力尤多。
站在中国看西方，学习接受西方文化，毕竟属“雾里看花”。要想对西方有着真正认识，只有漂洋过海，置身其中，学习、工作并生活，才有可能谈得上真正了解。1919年，这样的机会终于来了，林语堂申请到每月40元的半官费留学费用，偕妻子廖翠凤乘“哥伦比亚号”轮船由上海赴美国哈佛大学比较文学所深造。
当父亲林至诚得知和乐要出洋到赫赫有名的哈佛大学念书时，简直高兴得合不拢嘴。现实与理想，农家子弟与留洋博士之间，不啻于两重天地。临行前，林语堂带着新婚妻子特地回了一趟老家与父亲话别。林至诚将他们送至船上，这回却默默地什么也没说，那深情的目光，只是在儿子、儿媳间不停地移来换去。没想到此次分手，竟成为父子间的最后永诀。当林语堂由美转法，又由法转德继续攻读硕士、博士学位时，突然得到父亲去世的消息。父亲长辞，等于带走了林语堂心中的一个世界。死者长矣，但“你要读书成名”的殷切嘱咐却犹在耳际，永远激励着他不断前行，迈向新的世界与新的起点。
1923年，林语堂携音韵学博士学位回国到北京大学任教，后出任北京女子师范大学教务长，直到1926年遭北洋军阀通缉南下，林语堂在北京又生活了四年。
如果没有前后七年的北京生活，他就写不出叙述北京数千年历史演变，展示北京文化各个层面的《辉煌的北京》一书；如果不在北京浓厚的传统文化氛围中潜心研究国学，也就无法向外国人介绍中国；只有中西兼备，西方文化与传统国学相互“杂交”，才能结出眩目的神奇之果。
1926年到1936年的十年间，林语堂先后辗转厦门、武汉，后定居上海，创办并主编《人世间》、《宇宙风》等刊物，创作了一大批颇有影响的作品，因提倡幽默文学、性灵创作而声誉卓著，同时也因此而备受非议。
在此，我不得不又一次提及林语堂与鲁迅的矛盾与疏离。1934年，鲁迅曾给林语堂写信，劝他不要提倡什么“幽默”、“小品文”、“性灵”之类的玩意儿，恳切地建议他翻译一些英国文学名著。而林语堂则回信说，这样的事情，得等他老了再做。鲁迅一向重视翻译工作，并将其提高到“为起义的奴隶运送军火”的地步，他的意思，是想让林语堂向中国人介绍西方文化。而林语堂呢，心中所想则是向西方人介绍中国文化，两人的想法几几乎截然相反。向中国人介绍西方，与向西方人介绍中国，这两种方式无所谓对与错，只是各人的认识与行为方式不同而已。然而，鲁迅因年长14岁，便认为林语堂的“等他老了再说”是讥讽他老了，因此，有过冲突并开始缓和的关系，再次出现裂缝。直到1936年鲁迅逝世，两人都没有来往。
林语堂除了对鲁迅无怨无悔的友情，对他的境遇，不可能没有清醒的认识，他曾在一篇文章中一针见血地写道：“共产党早在他们的英雄堂里为他安排了神位。大体上，我认为他要做偶像，平添了许多麻烦、刺激，也实在摆脱不开。”
其实，有些事情，我们倒不妨假设一下，如果当时林语堂听从鲁迅建议，专心致力于译介西方文学作品，情形会怎样呢？
不外乎两种结果：一、暂时保持与鲁迅之间恢复了的友情，也仅是“暂时”而已；二、翻译出一批质量上乘的欧美文学介绍给中国读者，同时，也就失去了用英文创作的36部属于自己的优秀作品，更不可能被美国列为20世纪智慧人物之一，林语堂也就不复是广大读者眼中的“把渊深的中国文化通俗化了介绍给世界”的林语堂，并且，我们今天能不能知道这么一个名字，会不会阅读并研究他的作品，都得打上一个大大的问号。
换一个角度来看，翻译介绍西方名著是“为起义的奴隶运送军火”，而向西方介绍中国，让他们客观正确地认识东方这一古老文明国度的传统文化，又何尝不是一种追求独立自由，树立民族尊严的举措呢？
因此，当美国著名女作家赛珍珠向林语堂抛来“绣球”，正式邀请他去美国写作的时候，林语堂不仅欣然接受，还卖掉了位于上海愚园路的花园洋房，作了长期留美的打算。
从1936年8月远赴重洋，到1965年2月结束旅美生活，林语堂在海外差不多生活了30年时间。30年中，虽然几度归国，但都只作短暂停留。在欧风美雨的浸润中，林语堂不仅过着西方式的生活，而思想认识，更是深得西方文明之精髓。因此，当他站在西方观照、回望有着切肤之感的遥远故乡与无法割舍的传统文化时，便能达到他人难以企及的客观与深刻，正如儿时在坂仔看山一样，取仰视与俯视相结合的角度，既能出入其中，又能超乎其上。
以西方文化的视点切入中华文明，认真审视，比较反思，林语堂在一条前人未能很好开拓的漫长之路上探索前行。他研究老庄道教、孔孟儒学、中国化了的佛教以及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斯多德的哲学，把握中西文化的发展流变，探究人生的意义与真谛，最后却选择、回归了传统。他比其他任何一个中国人都更有资格、理由取得“绿卡”加入欧美国籍，然而，他最终却毅然决然地飞向故土，回到香港，后定居台湾阳明山。
也许，林语堂的英语说得比普通话还要流畅，英文写得比汉字还要顺手，但他感到亲切与认同的，还是故乡的话语，特别是闽南方言。台湾原住民中，约80%为闽南移民，因此，林语堂定居台湾后，处处可闻闽南乡音。为此，他将闻听闽南语视为“来台后二十四快事”中的两条：“初回祖国，赁居山上，听见隔壁妇人以不干不净的闽南语骂小孩，北方人不懂，我却懂，不亦快哉！”“到电影院坐下，听见隔座女郎说起乡音，如回故乡，不亦快哉！”
读着以上两则“不亦快哉”，透过文字表面，我感觉着语堂先生的内心底里，实实在在有着一种深深的难以言说的遗憾，甚或是凄凉，那就是无法回到故乡。是的，台湾再好，闽南语再亲切，哪有故乡来得“正宗地道”？叶落归根，1966年林语堂定居台湾时，已是71岁的老人了。而当时，大陆正轰轰烈烈地开展着“文化大革命”运动，林语堂正作为鲁迅“主流话语”的对立面而受到猛烈攻击与批判，他就是想回，也回不了呵！他想听故乡的闽南话，想见故乡那充满了灵性的水，特别是那给了他人生信仰与支撑的绵绵大山。一次，老人曾在女儿林太乙的陪同下游玩香港，女儿赞叹香港有山有水，风景像瑞士一样美丽。林语堂当即正色道，这里的山，哪有坂仔的好？女儿问，坂仔的山是什么样子？林语堂一字一顿地说道，青山，有树木的山，高山！他说出的这三种山，其实也是一种表象，坂仔那重重叠叠的青山绿水，已积淀、内化为林语堂生命的象征、思想的高度、梦中的思念与精神的依托。
自从有了这次与父亲的对话，女儿林太乙心中，自然涌出了一睹坂仔高山的强烈愿望。然而，正如林语堂晚年没能回到故乡一样，林太乙的这一心愿也没能实现。
2002年3月，长期担任美国《读者文摘》中文版总编辑的林太乙与妹妹林相如应邀为新建的漳州市林语堂纪念馆举行塑像揭幕仪式，她们从美国华盛顿经台北、香港辗转飞抵厦门高崎国际机场，然后又从厦门赶往漳州。说好了要去平和县坂仔镇，谁料妹妹林相如突患急性盲肠炎，不得不住进厦门中山医院开刀救治，原定计划因此而取消。眼看就要目睹、感受那给了父亲以生命之源的坂仔青山，却因不可预知的意外变故而失之交臂，曾写过《林语堂传》、《林家次女》等著作的林太乙在她晚年的寻根之旅中，只好留下这一连读者也不得不为之扼腕的遗憾，并且是永难弥补的遗憾——2003年7月5日，77岁的林太乙因患胰腺癌在美国不幸去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