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到晚上，兄弟姐妹就围坐在油灯前听父亲讲《圣经》中的故事，识字的孩子还得轮流朗读《圣经》。耳濡目染，他们常用《圣经》中的语言、故事、意义表达自己的感情，并作为评价事物的标准。生活在这样一种家庭环境里，林语堂自然小时就受了洗礼入了教会。于是，他不仅看大人们祷告做礼拜，饭前睡前，自己也要不住地祷告。每次祷告，他都很虔诚，且有几分惶恐的意味，因为他相信祷告时，主必定在天上注视着他并认真倾听。
然而，林语堂从小就有自己的头脑与想法。比如饭前祷告时必说“感谢上帝的赐予”，可是，林语堂身在农村，明明知道手上捧着的一碗米饭不是上帝给的，而是农夫们勤扒苦做劳动得来，这让和乐困惑不解。再比如，父亲布道时总说上帝无处不在，只要善良虔诚，祈求就会灵验。于是，囊中羞涩的语堂就非常虔诚地祈求上帝赐给他一个银角子，好买一个芝麻饼，或是几粒糖果满足口腹之欲。而每次祷告祈求的结果，自然是让他失望不已。正是这种独立思索，使得他在此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远离了基督教。
在自给自足的传统农耕社会，一处闭塞乡村，简直就是一个独立遗存的世界。从坂仔到厦门，在交通发达的今天，乘坐客车只需三个小时，而在当时坐船，得整整三天。因此，尽管西方文明开始渗入中国，坂仔离通商口岸厦门并不太远，可林语堂当时所置身的社会，与外界基本没有什么交流。他们一家对外部世界的了解，主要得益于一张小报。这是一份上海基督教会主编的《教会消息》，油墨印刷，每周一期，每期一张，订费一年一元。正是从这份报纸中，林语堂从小开始了解西方，并且学到了许多有关西方的文化科学知识。
纸上得来毕竟肤浅隔膜，犹如观看刺绣背面。一次难得的机会，让儿时的林语堂亲眼见识了西方的科技文明，在他幼小的心灵留下了永难磨灭的印象。
坂仔礼拜堂建筑不知怎么出现了倾斜，远在西溪教区主事的英国传教士范文礼博士前来视察，决定从美国购买钢筋加固。施工时，林语堂挤在人群中好奇地观看。他看见范文礼带着他的太太亲自坐阵指挥，命人将运来的钢筋用一只螺旋钉固定在中间，并把它们连接在支持屋顶的木条上。随着螺旋钉的慢慢扭紧，钢筋开始一点一点地将木条牵拉在一块，不知不觉间，大家清楚地看见教堂的屋顶给提高了几英寸。用钢筋将屋顶拔高，将礼拜堂扶正，不仅是和乐，就是当地的群众，也大开眼界，叹为观止。
此外，范礼文博士和他太太在林语堂家住宿后留下的一枚纽扣，几个盛牛油的罐头，都让他感到新奇与惊喜。
终其一生，林语堂都保持着这种难得的新奇与惊喜，这也是他人生的丰盈之源与创作的经验之谈：“真正之文学不外是一种对宇宙及人生之惊奇感觉。”
范文礼博士带来的西方书籍，基督教，还有常读常新的《教会消息》，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一个山地孩子而言，能接触到这么多西方宗教、哲学、文化、社会等方面的知识与学问，简直就是一种奢侈。正是这样的环境，才使得林语堂对西方产生了一种强烈的亲和，并乐此不疲地浸淫其中。
与此同时，父亲林至诚也没有忽略孩子们的国学修养。每逢寒暑假期间，早晨八时，父亲必摇铃召集孩子们上课，教他们学习《诗经》、《论语》等古典诗文，一边哦哦吟诵，一边娓娓释义。最有趣的还是父亲那不知是“突发奇想”，还是“蓄意谋划”的行止，他将朱熹的一幅对联挂在坂仔教堂的墙壁上。朱熹曾在漳州任过知府，留下了不少墨宝，林至诚好不容易弄到一幅，不禁如获至宝。这在教规森严的基督教会看来，当属“违禁违规”之举。幸而坂仔僻远，这种“中西合璧”才不至于受到申饬整肃。
十岁那年，父亲决意送林语堂离开坂仔，到厦门鼓浪屿去念书。这些年，他已充分感受到自己这第五个儿子与生俱来的聪颖与天赋，深深厚爱并对他寄予殷切希望。他认为坂仔的学校不够好，他希望和乐将来到上海的圣约翰大学去读书。而在当时，即使厦门，也没有几人听说过这么一所学校。
到厦门念书，自然也是免费的教会学校。林至诚的牧师“薪水”，顶多只够补贴家用，至于额外的费用与开销，就让他有点勉为其难了。
临行前，父亲深情地望着儿子说：“和乐，你要读书成名。”年仅十岁的和乐没有父亲那么多的沉重与复杂，他点了点头，一副十分轻松的样子。过了一会，父亲又说：“世界上最好的学校是德国柏林大学和英国牛津大学。”语堂又点了点头，说：“我记住了。”
父亲当时最大的愿望，恐怕就是让儿子进柏林大学与牛津大学念书。读书第一，至于成什么才，出什么名，成多大的才，出多大的名，脑里肯定只是一个相当模糊的概念。父亲没有想到的是，儿子和乐，也就是我们所熟知的林语堂，后来远远超出了他的期望，成为红遍中西的文化巨子。
2004年9月12日早晨，我乘着一辆摩托车，来到了林语堂生命的最初起点——坂仔。
我在闽西永定县看过土楼，从龙岩市搭车，又偶尔转乘一辆小型货车，于前一天晚上八点多抵达平和县城。小货车车主乃平和县摄影家协会主席，他热心地告诉我，林语堂故居位于坂仔镇中心小学。在县城住了一宿，第二天一大早，我便租了一辆摩托。摩托手知道坂仔路线，听说过林语堂，但不知其故居的具体地点。那就先到坂仔，然后去找吧。
从县城到坂仔镇约15公里，骑摩托不过半小时。一路行来，满眼都是绿色的香蕉林。漳州历来盛产香蕉，个大味好，儿时的和乐，体内肯定储存过许多这种水果的丰厚滋养。一片又一片的香蕉林尽头，极目望去，是一座座高耸的青山。
来到坂仔中心小学，正值星期天，校园空荡，只有两个小孩在玩耍。犹疑着上前询问，他们伸出小手，肯定地往旁边一指。出校门，进入一道园门，便是一块硕大的空地，几棵高大的南洋杉将空地遮成一片充满温馨的绿荫。一位老者正在左旁的菜地上侍弄，望着走过来的我，还有摩托车主，打量了几眼，仿佛早已知道来意，指着右边一栋房子说：“那就是。”我还是问了一声道：“那儿是林语堂故居吗？”他点点头，就忙自己的去了。是的，一位外地人专程来此，只有一个目的与可能，那就是与右边那栋房子，与房中曾经居住过的一位小主人有关。
这是一个自成院落的房舍，三间紫瓦房，两横一竖，竖着的与两间平行的呈90度直线相交。其中一栋的山墙上，开有一扇暗红色木门，木门紧闭，门上的白墙上，写着“林语堂先生诞生室”，字迹较暗，若非走近，实难认出。
听到说话声，一位姓林的老师从另一间近邻的平房中走出，主动向我介绍有关情况。那幢平房也显得十分破旧，问林老师，才知是中心小学教师宿舍。刚才进入校园，新修的坂仔中心小学校舍相当不错，没想到老师的住宿条件如此之差。
林老师告诉我，如今的坂仔镇中心小学，便是铭新小学前身；当年那座礼拜堂早已不存，但在不远处，又修了一座新的；林语堂居室，曾开放过一段时间，但游客少，经费紧张，只得关门落锁。
这种境遇我能理解，一般读者，翻翻语堂先生的著作即可，若非格外崇拜痴迷，谁会跑来坂仔参观他的故居呢？我曾多次问过厦门、龙岩、漳州等地的作家、文学青年，并无一人前来坂仔参观过林语堂故居。就连坂仔附近的文学圈内也是如此，何况路途遥迢的圈外之人？即令我，若非为了写写有关语堂先生的文章，也不会专程“到此一游”。
没有观众便没有门票收入，没有门票收入就无法运转难以为继。其实，即使观众如云，像文化名人这样的景点，门票也只是象征性的。文化名人是无法名码标价的，他们的价值是潜在的，其影响也是无形的。作为当地政府部门，应该具有一定的气度与远见，拨出一定的经费用于类似的文化景点。
无人管理，门上落锁，无法进入房内。那么，就像当年的林语堂给关在门外，扔石子替他进去一样，姑且让目光从窗棂射入，带我观赏观赏里面的情景吧。
好在院落中的那口水井仍在，无法锁入房内。井旁立了一块石碑，上面写着“饮水思源，林语堂先生故居饮水井，坂仔镇政府立，1994年10月”等字样。担心小孩或异物掉落其中，井口盖了一块护板。揭开护板露出井口，我倾身下望，井底有水，井壁密密麻麻地砌着一块块卵石。这口水井，是林语堂儿时生活的确凿见证，在健身劳作的同时，给他带来过无限的乐趣。我掏出相机，对准井口，给了它一个“特写镜头”。
谢过林老师，便去看新修的礼拜堂。当年的礼拜堂，是林语堂了解、认识西方物质文明、精神文明一个难得的切入点，他那好奇的目光，常常透过教堂后的一个小窗朝里面张望。
新修的礼拜堂与镇卫生院毗邻，显得十分高大，三楼的顶层采用典型的西方哥特式建筑形式，尖顶立一个粉红色的十字架。礼拜堂铁门紧闭，也落了一把大大的铁锁。正遗憾着又不能进入其中，住在一旁的坂仔堂会主任庄文水、长老苏和平得知我的来意后，不禁热情相邀。庄文水先生带我进入礼拜堂参观，并介绍有关情况。坂仔礼拜堂由海外华人苏子卿、苏协民等人捐资兴建，于1994年落成。楼下设有吟诗班、幼儿班、纪念室及孤子房，二楼为居室，上到三楼，眼前不觉一亮，坂仔四围的自然风景，无遮无拦地映入眼帘。越过田畴，便是高山。那环绕坂仔的一座座绵绵不绝的青青高山，曾激发过儿时林语堂多少激情与梦想，对他的个人性情、艺术观念及人生发展，又起过多么举足轻重的作用呵！
林语堂曾从不同角度观赏过故乡的山岭。
站在盆地看山的情景，他在《八十自叙》中写道：
坂仔地之南，极目遥望，但见远山绵亘，无论晴雨，皆掩映于云雾之间。北望，嘉溪山矗立如锯齿状，危崖高悬，塞天蔽日。冬日，风自极狭窄的狗牙谷呼哨而过，置身此地，人几乎可与天帝相接。
面对高山，除了产生梦想与幻想，便是油然而生的敬畏，对生命的敬畏与对上帝的敬畏。
他也曾站在山顶眺望乡村。幼小的他，不知与谁，抑或独自一人，也不知是怎样爬到那高耸的峰巅的，总之是站在山顶往下一望，心底就有了一种无可言喻的震憾，那曾在他眼中显得高大的农人与庞大的耕牛，还有仿佛无边无际的村庄，全都变得十分渺小：人像蚂蚁，田园像棋盘，房屋像棋子……
有了站在山顶俯视的经验，“于是，你当然觉得摩天大楼都可笑，都细小得微不足道。”同时，也不会在那些看似高高在上的权势与主宰一切的金钱面前诚惶诚恐、俯首贴耳：“财富、政治、名利，都可笑之至。我是农家儿子，以此自诩。在山里长大，使我心思和偏好都简朴，令我建树一种立身处世的超然观念，而不流为政治的、文艺的、学院的和其他种种式式的骗子……”
仰视高山，它“逼得你谦逊恭敬”；而俯视中又能打破一切人间神话，保持独立自主、自由尊严的人生。正是这不同的视角，使得林语堂在面对中西两种不同的文明时，不会产生偏执一端的局限，不会去钻什么牛角尖。
关于大山的深刻影响，林语堂在《四十自叙》中曾以一种感恩的心情笔走龙蛇：
如果我有一些健全的观念和简朴的思想，那完全是得之于闽南坂仔秀美山陵，因为我相信我仍然是一个简朴的农家子弟的眼睛来观看人生……如果我会爱真、爱美，那就是因为我爱那些青山的缘故了。如果我能够向着社会上一般士绅阶级之孤立无助、依赖成性、和不诚不实而微笑，也是因为那些青山。如果我能够窃笑踞居高位之愚妄和学院讨论之笨拙，都是因为那些青山。如果我自觉我自己能与我的祖先同信农村生活之美满和简朴，又如果我读中国诗歌而得有本能的感应，又如果我憎恶各种形式的骗子，而相信简朴的生活与高尚的思想，总是因为那些青山的缘故……
站在楼顶眺望空溕青翠的远山，我沉浸于林语堂的“青山观”中，感染与认同油然而生。
让庄文水先生为我以青山为背景拍了几张照片，正要下楼，他突然想起了什么似地说道：“唉，差点忘了，还一样东西没让你看呢。”
原来是钟，一口不远万里从英国运来的铜钟。凝望中，我觉得这口钟是一根无形的纽带，将新旧两座礼拜堂紧密地连在一起。有了这口钟，我仿佛看见了语堂先生的成长，是的，他就是在这清脆的钟声中诞生、成长的。四围的高山围住坂仔，形成了一个天然巨大的“音箱”，钟声经过“音箱”的过滤与共鸣，在盆地上空萦绕回荡。无论语堂先生走出多远，哪怕异国他乡，这钟声也会在他心中缠绵盘旋，不绝如缕……
我极想拉动铃绳，听听铜钟发出的清脆之声，可我不便向庄先生开口。因为今天是礼拜天，下午三点教徒们就会在钟声中礼拜祷告，我不想在这样一个特殊的日子给好客的主人“添乱”。
辞行前，庄先生又找出一些教会资料，让随行的摩托车主拿到街上为我复印。其中有一份林语堂父亲林至诚撰写的《平和教会史略》，显得尤其珍贵。
在坂仔的最后一项内容，便是看河，那条将林语堂带向外面广阔世界的小溪。
这是一条发源于西北青山间的小河，名曰花山溪，后汇入西溪（九龙江），流经漳州，流向大海。
小溪流经坂仔时拐了一个大弯。不知这道河湾是专为坂仔而设，还是居民选中了这处风水宝地。实际情况当属后者，但我心中更希望是前一种情形。
林语堂当年前往厦门念书，先在屋后乘小舟上船，进入西溪后再换五篷船，然后顺流驶向厦门鼓浪屿。呆在船上的三天三夜，于林语堂来说，又是一番新的感受，并且是一扇认识社会的小小窗口。对此，他以一种充满诗情画意的笔调写道：
两岸看不绝山景、禾田，与乎村落农家。我们的船是泊在岸边竹林之下，船逼近竹树，竹叶飘飘打在船篷上。我躺在船上，盖着一条毯子，竹叶摇曳，只离我头上五六尺。那船家经过一天的劳苦，在那凉夜之中坐在船尾放心休息，口衔烟管，吞吐自如。其时沉沉夜色，远景晦冥，隐若可辨，宛是一幅绝美绝妙的图画。对岸船上高悬纸灯，水上灯光，掩映可见，而喧闹人声亦一一可闻。时则有人吹起箫来，箫声随水上的微波乘风送至，如怨如诉，悲凉欲绝，但奇怪得很，却令人神宁意恬。我的船家，正津津有味地讲慈禧太后幼年的故事，此情此景，乐何如之，美何如之！
除了大山，水流对林语堂生命的影响，也占据着至关重要的位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