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是1960年考入北京师范学院的。不管是从中学，还是上大学，他都是靠国家的助学金完成学业的。那时的助学金每个月8元钱，一个月的生活费仅花6元钱，还余2元钱的零花钱。每当回忆起这8元钱的助学金，李金海便觉得温暖无比，因为这上边沾有共和国的体温。
而现在的助学金标准形同虚设，每个月最高标准才14元。14元仅相当一盒香烟的价钱，仅能买十根冰棍，和五六十年代的8元钱相比，只能说是聊胜于无了。但是它却寒了多少贫穷孩子的心……
李金海还想起一个学生叫司凤霞。他的父亲是当年的插队知青。因为回城太晚的缘故，家庭生活状况很差。然而司凤霞是个要强的孩子，从上小学一年级开始，年年都考全班第一，可是上到初中毕业，就要考高中的时候，她的爸爸却不让她继续上学了。
因为家里没有钱。
司凤霞哭着说：我要上高中！我要上大学！
父亲流着泪对女儿说：孩子，别上了，你爸没能耐呀……父女俩抱头痛哭。
其父找到李金海说，我们这一代上山下乡，什么苦都受了，就是受不了再让孩子跟着受连累，李校长，求求您圆了孩子的上学梦吧！为了孩子我给您下跪啦……
李金海眼前晃动着贫困学生家长的身影。他们大都是正直和善良的。他们给了孩子好的品德，给了孩子直面人生的勇气，给了他们适应艰苦生活的能力和顽强拼搏的意志，这是一个优秀人才必须具备的基本素质。由于种种原因，学校——即使再优中选优的学校也很难完成这种素质教育，从某种意义上讲，这是家长们对国家的贡献。可是，这些家长们在现实中却是物质的匮乏者，是生活的失败者，他们没有能力供养自己的孩子完成高等教育。这样一来，这些智商颇高、性格坚忍的学生就会被屏障隔在我们的教育体系之外……
李金海觉得不能再坐视不管了，应该紧急行动起来，去救助那些孤立无援的穷苦学生——品学兼优的穷苦学生。于是，一场宏志行动拉开了序幕……
李金海在校办公会议上提出了自己的想法：在学校经费里，每年挤出10万元，办一个高中特困生班。这个特困生班的标准是，家庭人均收入200元以下，中考成绩优秀的学生方具备报考资格。
一石激起千层浪。
办特困生班的建议引来全校大多数老师的由衷称赞。人们又一次把敬佩的目光洒向李金海——这是一个善良的人，一个有崇高理想的人，一个有事业心和责任感的人，然而又是一个异想天开的人。
在当下金钱说了算的潮流里，这种乌托邦式的理想主义者成功几人？本来教学经费就少得可怜，现在又要增加一个特困班，衣食住行学习费用全要无偿供给，僧多粥少，若影响全校的正常运转怎么办？你把全市的优秀苦孩子集中到一起，是不是变相收集高分学生？特困生家庭在北京毕竟是极少数，你这样大呼小叫，什么意思，是不是让人说你想给首都抹黑？
担心的人往往都是最了解李金海的人。他是说一不二的人，一旦决定，则义无反顾，然而这是件容易的事吗？
朋友们都劝，在现今的社会条件和办学条件下，你的想法超前了，或许再等三年五年，到那时没准能行呢？
可是李金海却无论如何也等不及了。
他开始奔走在区教育局、市教育局和市委市政府和有关单位，奔走在学校和社会之间，把自己的想法告诉每一个人。
李金海自述：
学生的成长是有阶段的。就像庄稼的生长一样，发芽、拔节、抽穗、成熟，都有农时和节气管着，过了农时，就会影响庄稼的产量。学生的世界观形成，主要在初、高中阶段，这个阶段的教育是刻不容缓的。比如狼孩，他正在学直立行走的时刻，被狼叼走了两年，他和狼们生活在一起，于是他就具备了狼性，每天爬着行。即使后来他回到了人类世界，因为他过了这个阶段，他仍不能直立行走。
我是赞成希望工程的，但在城市里开展救助特困生的行动，比希望工程的效率更直接，更简洁。来学习的都是中考后挑选的品学兼优的学生，他考上了重点中学，却因经济困难而被挡在了校门之外，如果在这个时候施以援手，他们就会知恩图报，谁帮助他他就会跟谁走。党和国家关心他，他就会跟党和国家一条心。这是投入最少，收效甚大的一步棋。在通常情况下，三年之后就可以见分晓，他的思想已基本形成，世界观也基本固定了。
在资本主义国家里，也有贫困学校，贫民子弟得到救助也会完成学业。但若是他们想上重点学校则根本不可能。而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我们的社会制度优越性决定了应该比它们做得好……
李金海四处游说，感动了许多人。区委、市委、市政府的领导知道广渠门中学要办特困生班，都觉得这是一件大事。一位市委领导还给这个班起了个响亮的名字：宏志班，意味着立宏大志向。由于市领导的全力支持，宏志班终于问世了。
宏志班开学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