报告文学的现实性精神，其核心，就是强调报告文学要同社会的现实生活发生密切的联系，要有参与现实社会生活矛盾和斗争的行为，要有通过对真实社会生活事件和人物的认识描写，发挥帮助读者认识和理解现实社会生活，促进和改变现实社会生活的作用。茅盾说：‘报告’的主要性质是将生活中发生的某一事件立即报告给读者大众。题材既是发生的某一事件，所以‘报告’有浓厚的新闻性；但它跟报章新闻不同，因为它必须充分的形象化。必须将‘事件’发生的环境和人物活生生地描写着，读者便就同亲身经历，而且从这具体的生活图画中明白了作者所要表达的思想。‘报告’
“作家的主要任务是将刻刻在变化、刻刻在发生的社会的政治的问题立即有正确尖锐的批评和反映。”茅盾这里讲的，就是报告文学的新闻性特点。茅盾先生的这个看法无疑是正确的。但是，从报告文学创作的现实所反映出的特点来看，他的这个看法似乎又有不足的地方。看重报告文学的新闻性是对的，但在解释报告文学的新闻性时，显然有用新闻的新闻性等同于报告文学的新闻性的作法。例如，他所强调的，“将生活中发生的某一事件立即报告给读者大众”，“‘报告’作家的任务是将刻刻在变化、刻刻在发生的社会的政治的问题立即有尖锐的批评和反映”，就是这样。报告文学应当具有“新闻性”，这个观点是不错的。可是，应当说明，报告文学的新闻性不等于新闻的新闻性。如果不作分析地把二者等同起来，那报告文学就很难从新闻中分离出来，也就会失去自己的独立品格。茅盾先生尽管也说过“‘报告’有浓厚的新闻性，但它同报章新闻不同的话。”可是在他解释这句话的时候，却只是强调了形象化的描写，并没有过多地说明报告文学在体现新闻性时和新闻的自身表现有些什么不同。因此，他的观点是对的。但是，过于笼统。不易使人把二者的不同表现区分开来。我之所以不把报告文学的新闻性因素称为新闻性而称为现实性，就是要表明报告文学在其新闻因素上与新闻的差别。报告文学的现实性可以包容茅盾先生所看重的新闻性内容，但新闻性却不能完全容纳和说明报告文学的现实性特点。
为了说明报告文学的现实性，就有必要先认识一下有关新闻的概念。所谓新闻，就是及时地、广泛地、生动地报道国内外新近发生的影响人们生活的事实。新闻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新闻是包括消息、通讯、特写、调查报告以至于新闻图片、新闻评论等，狭义的新闻，是单指消息而言。
报告文学所指的新闻性，是指狭义的新闻。新闻的主要特点是：真、新、快、短、实。所谓真，就是要坚持真实性的原则。所谓新，就是要有新情况，新人物，新消息（新闻界称之为“活鱼”的内容）。所谓快，就是要迅速及时。所谓短，就是要简明扼要，短小精悍。所谓实，就是要注重事实，用事实说话。关于新闻，认识和观点也是不一致的。法国的贝尔纳·瓦耶纳说：“新闻：是指旨在收集、传播、挑选、介绍和出版与人物与社会生活有关的事件的活动、机构及其后果的总体。”这个观点的概括性是很大的，可似乎太宽泛了点。至于另外一些形象性说法：“能引起读者兴趣的就是新闻”、“凡是反常的、有刺激性的、奇特的，人们好奇的就是新闻”，“人咬狗就是新闻，狗咬人不是新闻”，“能让女人喊一声：啊呀，我的天呀的东西就是新闻”，“一个女演员加上一个银行经理，再加上十万美元是大新闻”等等说法，我们只需了解就行了，大可不必认真的。
了解了新闻的概念和它的主要特点之后，人们就会发现，新闻和报告文学所承受的新闻内容是不能简单等同的。
在进行报告文学创作时，作家必须要搞清楚，报告文学所要承担的新闻任务是些什么内容，它应当怎样来体现这些内容。只有把这些问题搞清楚了，报告文学才能更好地发挥自己的新闻效应。多年来，逐步在报告文学创作中出现了一种追奇求新，猎怪捕异的现象，以为只有这些东西才能引起读者的兴趣，才有新闻性。这样的看法，既是对新闻的错误认识，也是对报告文学的新闻因素的片面性理解。它对于报告文学创作十分有害。还有不少人，简单地把报告文学当成新闻宣传，热衷于“广告文学”的写作，使报告文学的严肃性、庄严性受到了严重的伤害。这些现象的存在，原因就在于没有把新闻性同报告文学的新闻因素区分清楚。现在，明确地强调报告文学的现实性，就是要使报告文学从一些人简单地把它与新闻对接的状态中分离出来，显示出自己的个性。报告文学的现实性，应当有如下几个方面的内容。
关注与表现现实社会生活中的重大矛盾和重大事件
报告文学是一种对现实社会生活依赖性很强的文学样式。它的生存和发展，始终是和不同历史时期的社会生活现实紧密地结合在一起的。现实社会生活，是报告文学生长的土壤，也是报告文学驰骋的战场。所以，关注与表现现实社会生活中的重大矛盾和重大事件，是报告文学现实性的首要特点。
报告文学还在萌生的时候，就非常重视社会生活中的重大矛盾和重大事件。例如，基希作品的主要题材和内容，就是坚决地反对阶级剥削和民族侵略。正是许多记者和作家在着力报告第一次世界大战所带来的许多社会人生问题的过程中，创造了报告文学这种新的文学样式。
多年以来，我国的报告文学在热情地关注和表现现实生活方面，是有巨大成绩的。在过去的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现实生活中的重大矛盾是反侵略和求解放的斗争。所以，就有不少作家以报告文学为武器，报告人民英勇的抗日救国斗争和伟大的革命斗争生活；人民共和国建立之后，建设国家变成了主要的任务，也就有许多的报告文学，满腔热情地表现了社会主义建设的步伐；改革开放以来，我们的报告文学作家，更是激情充沛，积极地投身到伟大的民族思想解放运动和社会变革的潮流当中，为民族的复兴，为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鼓与呼。多年来，报告文学就是伴随着社会生活的脚步不断壮大发展起来的。
报告文学及时地参与现实社会生活，是和新闻那样紧跟现实社会生活的脚步一同动作的情况有所区别的。报告文学的现实性，不能被理解成“现时性”。把报告文学创作看成是对现实社会生活的“现炒现卖”，是十分错误的。以为报告文学只有像新闻消息那样报告现实社会生活，就是具有了新闻性的看法是错误和不切实际的。新闻是社会生活的晴雨表，是社会生活的观察哨，它是时时刻刻密切关注和表现着社会生活的动向和变化的。因为新闻自身的特点，它可以立刻出动，可以用短平快的方式对每一个社会生活中的新情况有立刻的反映。尤其是在今天这个科技发达，传媒手段多样的时代，有许多动态消息，从发生到传递到受众的耳中、眼前，几乎是没有任何间隔的。像电视、广播的实况转播就是这样。而报告文学是根本不可能做到这样，也不必向这样的方向去努力的。报告文学有传递信息的功能和义务，但是它传递的方式和手段与新闻是大不一样的。报告文学对社会生活现实的参与是一种内在理性的参与，而不纯粹是新闻消息那样是直接和外在的参与。例如：陈景润在研究“哥德巴赫猜想”时有了突破，取得了非常令人惊喜的成绩。作为新闻，它只要把这个事实及时地报道出来就行了。而作为报告文学就不能这样。报告文学作家必须透过这个事实，看到和发现围绕这个事实发生的许多重要的事情，要认识这个事实在现实社会生活中的意义和作用。徐迟正是发现了陈景润在“文化大革命”那个非常的时期，在那样多的政治、生活压力下，几经艰难才取得这样辉煌的成果的情形之后，感觉到了这事实不同一般的意义，产生了报告这个人物和他的事迹的激情的。因此，徐迟的《哥德巴赫猜想》，就完全和新闻消息不同，它既包含了新闻消息的内容，但比新闻消息更加丰富和深刻。徐迟在他的作品中假借陈景润科学研究过程中的曲折、遭遇、坎坷和成就，在不能对“文化大革命”说不的时候作了有限的批判，对于泼在陈景润身上的脏水（如：
他埋头搞研究被说成是“只专不红，走白专道路”，是追求个人名利等），给予有力的批驳。更加重要的是，作者通过对陈景润和他事迹的褒奖，纠正了人们对科学、科学研究和知识分子的偏颇或错误认识，把被错误思潮搞乱，搞颠倒了的事情再颠倒过来，使它回到正确的道路上来了。这就是对社会政治思想活动的介入，就是不脱离现实的表现。徐迟的创作行为，在其时间性上虽然是晚于新闻，但它因为参与了现实社会生活的伟大变革斗争而具有很强的现实性。不同的表现手段，有不同的接触社会生活的方式，在表现社会生活的过程中是不好强求一致的。报告文学对社会生活的参与，虽然没有新闻那样及时，那样广大的覆盖面。可是，它因为自己是一种特殊的文学而有自己的特点，有自己的参与方式。而且，用这种方式所取得的效果是新闻消息所无法替代的。在报告或报道社会生活的过程中，报告文学和新闻报导是并行不悖的，不能希望它们互相替代或行动一致。它们只能是各取所长，互为效果。《哥德巴赫猜想》出现得比新闻消息晚了许久，但它并不使人感到它的滞后。当然，也有比较及时的报告，像王·石、房树民的《为了六十一个阶级弟兄》，就是在事件发生之后二十五天时见报的。1960年2月3日，山西省平陆县的六十一位农民弟兄，在筑路工地不幸食物中毒，因为当地缺少急救药品，生命危在旦夕。为了挽救这些人的生命，平陆县的领导把电话打到北京，寻求支援。北京的特药商店、卫生部、空军、民航等有关单位，在得知这个消息之后，立即行动。在和平陆的反复电话联系之后，终于由空军直升飞机把所需药品空投到了出事地点，挽救了这六十一个阶级弟兄的生命。这是一件充分体现了人道主义协作精神和一方有难八方支援的团队行动的事件，很能表现我们社会生活的特点。在得知这个消息之后，两位作家立即深入到有关单位去作详细的采访，结果，在很短的时间里就写出了这篇优秀的报告文学作品。这样的速度，在报告文学创作中是比较少的。然而，就是这样快速，也是无法和新闻消息的速度相比的。所以，在强调报告文学现实性的时候，是要切忌和新闻消息争时间，抢速度的。
在参与和反映社会现实生活方面，报告文学不可能具有新闻那种广泛性。有许多事实，很可能是极好的新闻题材，但它不一定适合报告文学，或者说它无法成为一篇报告文学的题材。例如，一次偶然的交通事故，一个单纯的刑事案件，某地发现了一头长有五条腿的牛之类的消息，作为新闻是不能回避的，可作为报告文学作家，就不一定对它有兴趣。报告文学参与社会生活，不是像新闻那样直接地表象地参与，它应当是一种内在的理性的参与。它不是生活中发生了什么就必须报告什么，而是要看什么事件，什么人更具有报告的价值和意义。所以，报告文学作家在面对社会生活时不是像新闻记者那样是一种被动的表现行为，他的活动，完全是主动的有着很强选择性的行动。如果，拿要求新闻记者接触生活那样的标准来要求报告文学作家，那实在是一种无理的苛求。而且也是在人为地把报告文学等同于新闻。新闻的目的是最新最快最多地为人们提供信息，报告文学是对社会生活事件和人物的分析和追问，它除了提供一定的信息之外，更多的是表示一种对社会生活的认识判断。新闻记者是在一个庞大的新闻网络中行动的，报告文学作家则是一种个体的行动。尽管这种个体的行动要受社会现实生活的制约，可它毕竟要自由灵活的多了。报告文学对社会现实生活的参与，是在关注社会生活的主要矛盾和斗争，关注那些足以影响和改变社会生活面貌的事件人物，是在不断地提出和回答人们普遍关心的社会热点问题的过程中来参与生活的。报告文学不是作为一种工具被运用到生活中去，而是作为一种真实艺术地表现社会生活的形式存在于生活之中。所谓报告文学不脱离现实生活，就是说它的内容不能游离于社会的矛盾中心和面临的重大问题，并不是说报告文学必须参与到任何一个社会生活事件中去。现实性和简单的新闻性要求的区别就在这里。
现实性应当是一个开放的概念
在我看来，提倡报告文学作家及时地参与现实生活中的重大事件、重大矛盾是十分必要的。但是，如果机械片面地理解这个看法，认为报告文学作家只有参与一切现实生活，才是不脱离现实；只有表现新发生的事件才是参与了现实生活，那就是一种误解了。报告文学的现实性是一个开放的概念。一切有助于人们认识解决现实矛盾，有利于人们的观念更新，走向文明进步的报告，都可能具备现实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