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本人从事新闻工作二十五年的经验，一个特写工作者的工作经验证明特写是不容许虚构的。我从个人实际工作中举一个不大的、但是不愉快的例子。在进行币制改革的时候，我曾以记者的身份到莫斯科“狄纳摩”工厂去采访，那儿正在开群众大会，我非常喜欢会上发言的钳工组长，“狄纳摩”的老工人。他还记得斯大林同志是怎样访问他们工厂的。我和这个组长认识了，而且也看到了他怎样在车间里解释改革币制的意义，他在更衣间里也谈论着这个问题。后来他回家，换好衣服，晚上回到工厂又开始向工人们解释币制改革的意义，这就是说，他在自己的积极行动上已成为一位鼓动家了，于是我就把他当作特写中心的中心人物。
过了四天，他到编辑部来找我，我问道：“那篇文章怎么样？”他说：“还好，工厂里都很欢迎。”我看到他那愁眉苦脸的样子就问道：“你以为怎样呢？”他说：
“可是我个人不很满意，您写我回家，刮了脸，换上衣服，梳好头发，可是我怎能梳头发呢？”他脱下帽子——在工厂里他总是带着帽子的——原来他是秃顶的，一根头发也没有，只有一些婴儿似的柔发。他说：
“现在工厂里大家都在取笑我，那群小学徒们从老远就喊：‘库兹明，讲讲看，你怎样梳头发呀！’”看起来，这是一件小事，总共只不过疏忽了一句话，但是却叫一个好人吃了苦头，使特写大为减色。我讲述这件事，是为了说明特写是怎样也不能容许虚构的。
我国着名的报告文学作家理由，也曾经结合自己的创作实际，讲过一个相近的例子。
一九七八年秋天，我采写天安门事件的报告文学：
《在“四五”的激流中》。采访工作牵扯到浩繁的背景，但发稿的时间紧迫，当我跑下报社的楼梯的时候，手头还没有落实一个采访线索，其仓促的程度可想而知。数日之后，稿子赶写出来了。见报后的第二天，我接到一个电话，是从某工厂的政工部门打来的。要求登一个更正声明。
我在报告文学中写到这个厂的一位青年工人，写了他的姓名、工作单位，在简短的形象描写和经历的叙述之后转入他在天安门前行动的描写。由于采访的疏忽，出了个小小的纰漏，恰恰出在那几行简短的叙述当中。
电话说：“我们这个同志是一九七三年参加工作的，你把他写成一九七五年参加工作的。”
我问：“还有别的出入没有？”
对方说：“没有了，其它都符合事实。”
我握着电话沉吟片刻。心想，这篇报告文学着重于“四五”运动的描写，既然在大的方面没有出入，为了一个与主要内容无关的微末细节，似乎不值得发表更正声明。便说：“这个情况你们厂里知道就可以了，对他没什么妨碍，不用再更正了吧！”
对方说：“不，不，他还是希望更正一下。这个同志说，他将来还有可能调走，减掉两年的工龄，关系到他的调资定级问题！”
像这样的事我遇到的不止一次。虽然力求做到真实但没能做到，尚且要碰钉子。如果有意地去虚构，还要把这种做法上升为理论来指导报告文学的创作实践，将造成多大的混乱呵！那样搞，一个作家连同他的作品都将声誉扫地。生活会告诉他将处处碰壁，此路不通。
这两位作家用自己创作中的切身体会和生动的事例，有力地说明了报告文学真实性的重要。这也是回答那些主张在报告文学创作中作家可以“略有虚构”的人的有力的例证。
对于在报告文学中进行虚构，人们基本是持否定意见的。但是，关于“想象”和“加工”的问题，似乎就比较地复杂了。因此，有必要对此作出一定的说明。
想象应当说是文学创作中的一个基本手段之一。高尔基说：“艺术是靠想象而存在的”。想象和虚构是相通的，但又是有所区别的。而作家在不同体裁的文学创作中也应根据对象的不同分别地使用想象的权利。在小说创作中，想象就是在社会生活可能的基础上进行大胆的虚构，不善于虚构的人，只能说明他想象的贫乏。而在报告文学的创作中，作家首先必须承认并遵守真实的原则，然后才可以谈到想象的问题。在这里，想象不是像在小说创作中那样可以天马行空式的虚构，而主要是帮助作家在他已经部分掌握了的生活真实材料的基础上复原事实的过程和全貌。所以，这里的想象是在曾经存在的事实的范围内的一种想象。它是对曾经有过的事实的追溯描写。例如，理由在《痴情》中对作品主人公袁运生和张兰英当年虎丘相会的一段描写，就是带有想象的成分的。人家二人初恋相会时，理由并没有在一旁偷看和偷听，但他们确实是有过这样的约会，所以，作家就可以根据主人公提供的情况，经过“揆情度理”想象，来复原当时他们相会的情景。理由是这样描写的：
当他俩走下公共汽车，站在虎丘山脚下，姑娘不安的心情平静了，轻松了。
和苏州城里狭小的园林相比，虎丘是宽阔、幽静的去处。白居易题虎丘的诗，开头两句便是“香刹看非远，祗园入始深”。沿着石路向园中走去，松柏如云，剑池澄碧，茂林修竹掩映着山上的楼台亭榭：花神庙，三笑亭——愈走愈深，愈走愈静，像是走进了甜蜜的梦境。
这是兰英头一次和男同志单独地呆在一起，姑娘的心中荡漾着神秘的波纹。她觉得有很多话要对画家说，又不知从何说起。
这里是山林的怀抱，四周寂静无人。画家盯着姑娘，那目光是坦率的、憨直的；兰英幸福地闭上眼睛，准备接受一次永生难忘的爱情洗礼。金色的阳光穿过树林的枝、r，在姑娘的脸上洒下婆娑的斑影，她的两颊像玫瑰一样醉红，双唇像微微绽开的花瓣，比平时更加艳丽动人。多么纯洁的姑娘呵，敞开心灵之窗，没有一丝灰尘和杂质。虽然这时她与画家第二次相会，她信任对方，信任生活，就像信任自己一样。
在这里，想象不是凭空的捏造，不是无根据的胡编乱造。而是对于曾经发生过的事实的再度表现和描写。这样的想象是不违背报告文学的真实性原则的。另外，为了更加真实生动的表现出事件人物的活动环境，作家免不了是要进行一些环境或景物描写的。在景物的描写中，观察和想象是非常重要的途径和手段。例如，柯岩在《船长》里对汉堡、伦敦港的描写；理由在《扬眉剑出鞘》里对马德里景色的描写，就是通过想象完成的。穆青等人的《县委书记的好榜样——焦裕禄》中表现焦裕禄和群众一起封沙治水的情景，也是需要通过想象才能再现出来的。所以，在掌握了报告文学的真实性原则之后，是不应该惧怕“想象”的。但是，在报告文学的创作中，“想象”必须严格的限制在已有事实的基础和范围之内。
我们再研究一下“加工”。究竟怎样才算“加工”呢？
我以为，作家对于所收集来的素材进行必要的整理和取舍或是调配，使之更加有条理，有艺术的表现力，这样的工作，就可以称之为“加工”。不能纯粹地把“加工”理解为“改变”或是“修正”。尽管“加工”有“改变”的含义。加工也是文学创作的一种重要手段。但是，作家在运用它的时候，也是要弄清对象的。在报告文学创作中运用加工，也和运用想象一样，是要在不违背事实的真实的情况下来运用加工这种手段的。凡事都有个原则，没有原则，就什么也说不清了。报告文学的真实性就是一条明确的原则，只要你创作报告文学，你就要受这条原则的约束。穆青总结自己多年的创作经验，所谈的看法，我以为有助于我们理解报告文学创作中加工的含义。他说：
新闻、通讯、报告文学应该绝对真实，包括细节的真实。在写法上允许适当穿插安排、提炼，但事实本身不能超越，不能虚构。在报刊上，如果用的是真名，就要写真事。真人假事效果非常坏，影响党报党刊的威信，还不如干脆假人假事，写成小说。我理解，他这里所说的“穿插安排，提炼”，就是“加工”。我们还是用理由的《扬眉剑出鞘》作为例证，来认识一下这个问题。作品直接面对的是栾菊杰的击剑比赛场面。
可是，作家却在描写栾菊杰受伤之后休息时，笔锋一转，回顾介绍了她的身世和成长经历。因为作家组织的比较自然，读者并不感到突然。其实，这其间，就有着作家对题材事件的整理加工的工夫的。如果，认死理，那么这种穿插就无法实现了。而果真这样，那么报告文学也无法写了。夏衍说：
“为了细致地刻画人物，对某些细节进行艺术加工，也是必要的，但这种‘加工’也决不能违反真实，张冠李戴。为了突出某种‘主题’，作者自由地发挥主观创造性，随意地驰骋自己丰富的想象力，加到真实的人物和事件上面，我认为对报告文学是不应有的。”这也是认为可以有“加工”而反对有“虚构”的重要意见。
想象和加工在报告文学创作中有多种表现。一种是通过想象还原报告对象的生活经历和表现；一种是作家在面对主人公的命运转换或是重大的人生坎坷时自然地产生出的一些感悟和联想。前者是为了对真实生活事件和人物的艺术再现，后者是作家对题材主题的认识和生发开掘。前一种想象，我们可以用徐迟的《哥德巴赫猜想》中的一段描写为例。陈景润在艰难的环境和条件下，坚持科学研究，所付出的劳动和精力是非常巨大的。对于陈景润这种科学精神和科学行为，徐迟除具体的描述之外，还展开了精彩的想象描述，他是这样描述的：
他跋涉在数学的崎岖山路，吃力地迈动步伐。在抽象思维的高原，他向陡峭的山岩升登，降下又升登！善意的误会飞入了他的眼帘。无知的嘲讽钻进了他的耳道。他不屑一顾；他未予理睬，他没有时间来分辩；他宁可含垢忍辱。餐霜饮雪，走上一步就是一步！——不知多少次发生可怕的滑坠！几乎粉身碎骨。他无法统计他失败了多少次。他毫不气馁。他总结失败的教训，把失败接起来，焊上去，作登山用的尼龙绳子和金属梯子。吃一堑，长一智。失败一次，前进一步。失败是成功之母；成功由失败堆垒而成。他越过了雪线，到达雪峰和现代冰川，更感缺氧的严重了。多少次坚冰封川，多少次雪崩掩埋！他就像那些征服珠穆朗玛峰的英雄登山运动员，爬呵，爬呵，爬呵！而恶毒的诽谤，恶意的污蔑像变天的乌云和九级狂风，然而热情的支持为他拨开云雾；爱护的阳光又温暖了他。他向着目标，不屈不挠；继续前进，继续攀登。战胜了第一台阶的难以登上的峻峭；出现在难上加难的第二台阶绝壁之前。他只知攀登，在千仞深渊之上；他只管攀登，在无限风光之间。一张又一张的运算稿纸，像满天的雪似的飞舞，铺满了大地。数字、符号、引理、公式、逻辑、推理，积在楼板上，有三尺深。忽然化为膝下群山，雪莲万千。
他终于登上了顶峰的必由之路，登上了（1+2）的台阶。
这样诗一般的语言和诗一般的意境，把陈景润那些艰难的，枯燥的，严密的数学演算情景，作了非常形象化的描述，对于人们了解他的科研环境和科研过程是极有帮助的。
很明显，作家在这里是充分地展开了想象的。但这种想象主要是用了比喻的方法和诗化的语言，它在根本上是不违背事实的真实性的。
作家在对事件和人物作真实的描写时，经常会被主人公的事迹所感动，这时，往往会产生许多的感叹和联想。这种感叹和联想的内容，既可以是对主人公的赞美，也可以是一种对社会生活的认识和总结等。这种感叹和联想，是由客观对象诱引的，但它表达的却是主观的内容。它既包括在事实之内，但又表现在事实之外。例如，魏钢焰在《红桃是怎么开的》里，在叙述了赵梦桃的身世和先进事迹，写了她连续不断地得到“红旗”的时候，就有如下的文字：
荣誉啊，革命的荣誉！你是那么坚贞，光彩！就像那长征草地上的篝火，游击队员手中的红灯，它提醒战士，照亮路程，燃烧理想，鼓舞斗志！你又是啊，那么严肃冷峻，毫不徇情！谁要是偷窃你的羽毛，当作帽子上的装饰，谁要是对着你的红灯，只照自己过去的脚印，它就会被你那电火般的目光，直射得冷汗淋漓，无地自容！
这样的联想和议论，既是有具体针对性的，又是泛指的。它带有分明的哲理性。它对于人们认识理解赵梦桃很有帮助。它对于人们辩证地认识事物也是有启发作用的。因为作家这种联想的存在，作品的典型性和深刻性大大地增加了。
总之，真实性是报告文学实现独立，表现出个性的最重要的地方，在这一点上，不能有丝毫的模糊和动摇。动摇了这个原则，就动摇了报告文学的根基，就是有意或无意地取消报告文学。真实性固然是对作家的一种约束，但这种约束是为了一种新的创造，我们不能为了取得自由而放弃了创造的努力。只要人们仔细地想一想，就不难发现，有许多事情就是在限制中才得以存在的。例如，踢足球，就有场地和球门的限制，有了这种限制，才能现出运动员的才能和技艺来。例如，做衣服时，不同的人体，就是不同的限制，只有高明的裁缝，才能真正做到量体裁衣，缝制出美观合体的衣服来。例如，绘画和雕刻，也都是在限制中创造的艺术，离开了这样那样的限制，倒显不出艺术家的高明来了。格律是对于诗的限制，可是，从古到今，出现了多少优秀的诗人。
报告文学的最大限制，就是严格的真实性要求。面对这种限制时，人们不应该设法去取消这种限制，而是要想办法在这限制中表现出自己的才能来。有人把报告文学创作形象地比喻为是“在鼓上跳舞”。这个比喻我以为比较适当。但是，鼓面虽小，但是，创造的天地却是广阔的。哥德说：“法则能给我们自由，在限制中见出高手。”生活有时比艺术更加富有戏剧性，报告文学作家只要认真地面对社会生活中的有意义的事件和人物，充分调动自己的文学创造精神，就能在真实的天地间演出感天动地的人间活剧来。
报告文学的现实性
报告文学是从新闻脱胎出来的一种文学样式。因此，它的身上是抹不去新闻的胎记的。上面说到的真实性就是新闻的真实性，现在要说的现实性也是同新闻有着密切联系的。
在一个很长的时间内，人们把我说的这种现实性称之为“新闻性”的。（笔者也如此称谓过。现在，仍然有许多人这样称谓它）我为什么要改“新闻性”，的称谓为“现实性”呢！我认为，报告文学既然已经是一个独立的文学样式了，它即使具有新闻性，也是和报刊、电台的新闻性有不少区别的。而且，随着报告文学创作的大发展，仅仅是新闻性已经不能反映报告文学的现实主义精神表现了。正是出于如此的感觉和看法，我才把“新闻性”改称为“现实性”的。我以为，把“现实性”作为报告文学的一个重要的理论要求，更加有利于我们认识理解报告文学的成就，也更加有利于报告文学的成长和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