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儒家的起源
严格来说，中国人应该是不信神的，中国人的神其实就是自己。
然而中国人又是喜欢拜神的，有时候，一家可以供奉好几个神明，似乎多多益善，群策群力。道观和寺庙里这种繁盛就更加可观了。中国不但有好的神佛，还有专门干坏事的神佛，例如瘟神、扫把星等。
总而言之，中国人心中最根本的神还是他自己。因为无论相信哪个神，人都是要修炼的，绝不像西方世界一样，喝一口经过祝福的圣水就能飞升天界，在中国你要清修，要苦练，练完了内功，练外功，然后还要经过一关关的考验、面试，有时候还要受到雷击，最后才能飞升天界。由此可见唐僧同志多不容易，九九八十一难可不是小数目，尤其是面对一个个迷死人水灵灵的小女妖而不能下手的时候，那是相当考验人的意志力。
当然，中国人“多神”的这种习惯和统治者有关。自古以来，中国的历朝历代即便是那个皇帝自己笃信某个宗教，也从没有强迫人民也跟着相信的。
但是中国有一种不是宗教但比宗教更厉害的东西，也许正是因为有了这个东西，知道今天中国才没有形成一种类似基督教的宗教——儒。
儒，很庆幸这个字眼从出现到兴盛到衰落都只是一个学派而已，自始至终并没有披上宗教的外衣。
儒家有个十分怪异的信念，他们认为一切古代的都是好的。
在他们的观念中，古代的帝王，几乎统统都是圣人，所以他们说过的每一句话都堪称经典，堪称金科玉律，完全不可能有错误的地方。所以，所有的中国人必须向黄帝和尧舜禹汤学习，而向他们学习的基石就是“孝道”。
为此，儒家专门编写了一本《孝经》来阐述这些孝道，《孝经》对不同身份的人都提出了不同的孝道，它主张把“孝”贯串于人的一切行为之中，比如：“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是孝之始”；“立身行道，扬名于后世，以显父母”，“是孝之终”。
《孝经》还根据不同人的等级差别规定了行“孝”的不同内容：
“天子孝道”——能够亲爱自己父母的人，就不会厌恶别人的父母，能够尊敬自己父母的人，也不会怠慢别人的父母。以亲爱恭敬的心情尽心尽力地侍奉双亲，而将德行教化施之于黎民百姓，使天下百姓遵从效法，这就是天子的孝道。
“诸侯孝道”——身为诸侯，在众人之上而不骄傲，其位置再高也不会有倾覆的危险；生活节俭、慎行法度，财富再充裕丰盈也不会损溢。居高位而没有倾覆的危险，所以能够长久保持自己的尊贵地位；财富充裕而不奢靡挥霍，所以能够长久地守住自己的财富。能够保持富有和尊贵，然后才能保住家国的安全，与其黎民百姓和睦相处。这就是诸侯的孝道。
此外还有卿大夫孝道、士人孝道、庶人平民孝道，假如一一列举不但繁琐而且麻烦，所以只列举其二。
儒家中人坚信，只有严格遵守孝道，才能达到仁政的必要步骤，也是仁政的具体体现，国家有此既可治理。
举个例子，藤国国君逝世，他的儿子向孟子请教，接下来他应该为国家做点什么？
孟子一本正经的说：“你什么也不要做，做了就是不孝，你只需要为亡父服孝三年，就能把国家治理好。”
这话的意思是说，他必须为老爹穿三年孝服，在此三年期内，不准吃肉饮酒，不准听音乐，不准跟妻子同房，不准参加任何社交活动，不准处理任何公私事务，更加不准从事任何劳动，只准穿粗布衣服，盖粗布被，睡在草地上或木板上，专心专一的悲哀，——如果触犯了某一项，就是不孝，就是不仁义。最好是悲哀到骨瘦如柴口吐鲜血或昏迷不醒一命呜呼，跟着祖先去了，那才是真正的大孝子哩。
这种表面文章、形式主义的做法非常可笑，且不说三年会耽误多少国家大事，普通的老百姓三年不干活，也会耽误生产，社会会因此而退化。退一万步来说，你就算是服丧三十年，你的祖先能活过来吗？
守孝只是这些道德规范的开始而已，事实上儒家的法规极其繁复而琐碎，除了包含孝经之外，还有很多……仅只是仪式程序这一部分，就有葬礼、祭礼、婚礼、冠礼、等等，以及国君之礼、贵族之礼等等。还有关于乐舞、衣服、饮食甚至医药都有严格的区划与规定，等级制已经森严到了令人发指的地步。
行走在礼教之间就像行走在布满地雷的山谷间，一不小心就会踏响一只，被炸的血肉模糊鲜血淋漓。可以想象，如果一个人完全按照礼教的束缚去生活，定会变成一只牵线木偶或者膝行的僵尸，没有自己的意志，丧失自己的生活。
幸好，所有的礼教都是贵族的玩意儿，整个庞大的礼教系统中没有关于平民的，因为平民和奴隶是低贱的，他们不需要礼教，只有贵族才需要礼教的教化。
孔子认为，礼节仪式也是一种教育，这种教育能够使贵族、平民、奴隶都各自固守自己的名分，不相逾越。只要大家自觉地甘心于现状，安分守己，不去追求他名分之外所不应有的东西，就会天下太平。好比说，奴隶如果不妄求成为平民，只安心的做好他的奴隶；平民不妄求成为诸侯；诸侯不妄求成为国君，那社会就会永远的和平了。
孔子认为，礼教可以办到用血腥镇压手段所办不到的事，能够使社会恢复到尧舜禹汤那种“无忧无虑”的时代。
孔子不是周礼的始祖，却是儒家的始祖，他所有的门徒也都是儒家的弟子，他们在日后的岁月里，严守着‘有教无类’的准则，把儒家学说传遍了长江和黄河流域，把整个中国的读书人都变成了同志关系。出于职业的需要，他们对产生“礼教”的那个“古代”有一种近乎变态的崇拜感情，拼命地想让社会倒退到古代去。但极其讽刺的是，在孔子生后，他的祖国那个被称为文化巨城的鲁国，居然被蛮荒的楚王国所消灭，当时“仁义”没起到任何作用。
孔子的一些弟子对他寄予厚望，希望他能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建立一个他们理想中的国度，为此孔子开始周游列国。但很遗憾，各国的国君都忙于征战，对于这种颟顸，不求进步的政治主张似乎不怎么感兴趣，最终游说失败。
孔子虽然失败，但是他的弟子们并不承认失败，他们的政治嗅觉非常的敏锐，只要稍稍的有些风吹草动就会一个个的冒出头来，一遍遍的不厌其烦的阐述来自儒家的经世救国的理论。
也许是因为他们太罗嗦太讨厌了，所以后来统治者赋予他们一个恰如其分的名字——腐儒。意思就是迂腐的儒生。
2 焚书坑儒
秦国统一天下之后，儒家学派看到秦始皇好大喜功，以为翻身做主的机会终于来到了，于是非常大胆的做了一件自信会让秦始皇龙心大悦的事情。
他们建议秦始皇分封他的儿子们到各地去当国王，效法周代的统治（他们竟然没有想到周朝是如何灭亡的，秦始皇耗费了九牛二虎之力统一的国家，差点因为一句话又被活活分裂，真是太匪夷所思了）。
秦朝的儒家博士淳于越不管这些，他进言——“臣听说商代和周代都立国有一千年，那是因为他们分封了自己的子弟，今天陛下统一了四海，而你的儿子们却没有一寸土地，这样是不合适的。万事不效法古人而能长久者，臣闻所未闻。”
秦国呢，一向以“法”立国，不论是商鞅、张仪、范睢、韩非最重视的就是改革变法求新。丞相李斯更是当仁不让。
淳于越这番话，气得李斯三尸暴跳、七窍生烟，他忍不住大声驳斥：认为儒家学者愚陋颟顸，对新的大一统局面缺乏认识，他们所说的分封是几千年前的事情，不足以效法！儒家学者不向时代学习，只一心一意的崇拜古人，用虚伪的语言打击真实，实在罪大恶极！
最终，秦始皇采纳了李斯的意见，儒家学派这次结结实实的碰到了墙壁。
他们此次碰壁是必然的，因为他们遭遇了‘法家政治体系’，与一切向前看凡事都要求革新的‘法家’比起来，那些崇拜古代要求“退步”的儒家是多么的呆板可笑啊，甚至连韩非子都曾经用‘守株待兔’和‘井底之蛙’来讽刺他们。
正因为儒家和强大的秦王朝形成了这样的一种扭曲的关系，他们遭到迫害似乎是意料之中的事情了。
秦政府开始焚烧儒家典籍，逮捕儒生做苦工，禁止人们公开的谈论儒家经典，处死那些不肯放弃儒学的人。具体的法令是这样的：
一、焚毁诗书。
二、超过六十天仍然拒绝焚毁的，处以黥刑，罚做苦工。
三、两个人以上谈论儒学，一律处斩。
四、凡是胆敢‘是古非今’的人全家斩首。
这就是‘焚书’。
秦始皇并没有做绝，他仍然保持了朝廷内儒家学派的博士地位，以及国家图书馆对儒家经典的保存。真正大规模的焚书大约发生在十几年后，项羽的大军焚烧了咸阳城。
焚书之后就是坑儒。
整个事件是这样的——公元前212年，两位原本替秦始皇求取长生不老仙药的‘方士’侯生和卢生，在用尽了所有方法求取丹药失败之后，决定脚底抹油开溜。跑就跑吧，问题在于这两个小子把秦始皇赏赐的金银珠宝打包之后，居然开始造谣说：“嬴政这个人天生凶残，只信任手下的官吏，博士虽然有七十多个，不过都是吃闲饭的摆设而已。他最喜欢的就是杀人，几乎每天都杀。我们本来有大神通，但我们不愿意把长生不死的仙药给这样的暴君来吃。”
秦始皇听说以后，勃然大怒，对两个家伙攻击诽谤不能释怀，再加上他们求取长生不死药的过程中，浪费了无数的金钱，于是下令要给‘方士’们一点教训。
请注意，这些人其实是‘方士’而不是‘儒生’。
但是秦始皇下令把首都咸阳所有的高级知识分子全都逮捕归案（儒墨法道全都包括），调查他们有没有讽刺皇帝的言论。
调查结果，罪状确凿的有四百六十人，给他们的处罚全部是“坑杀”。
这四百六十人，应该大部分都是炼丹的方士，就算有几个儒生，占得比例也不会太高，而且这些儒生很可能不务正业，在研究儒书的时候兼职炼丹。所以，秦始皇‘坑儒’，实际上是坑‘方士’。但是从此儒家学派的人恨透了秦始皇，他们从此开始了长达两千年的口诛笔伐，利用他们掌握的思想世界，将秦始皇说成是杀人吃人的洪水猛兽。
秦王朝虽然严刑峻法，但最初在学术上还是包容的。他们所统治的帝国是由许多种族和学派共同组成，所以只要你规规矩矩不惹事儿，秦人都会让你走自己的路。而且儒家和基督教不同，基督教的教徒不愿意双腿跪拜他们的皇帝，因为他们只会在上帝面前双膝跪倒，可是儒生们不一样，他们尽可能得把‘君权神话’，认为主神和皇帝基本上是一个人，所以他们愿意给皇帝下跪。
儒家学派之所以一败涂地，错就错在他们碰到了秦始皇。
崇古、守孝虽然迂腐颟顸，让法家的政治家们看不起，但通常他们也只是嗤之以鼻不屑一顾，并不会去迫害。因为在法家的眼中，儒生只不过是一群找不着北的可怜虫而已。他们拼命地宣传腐朽过时的政治理念，却没有人愿意听，人们宁愿去市场上听一文钱一段的大鼓书，也没人给他们捧场。他们的错误在于不该去触碰法家集团的政治地盘（他们斗不过法家，因为皇帝也是法家的），如此一来，法家中人就认为这些人胆大妄为，后患无穷，罪大恶极恶贯满盈，必须毫不犹豫毫不手软的铲除掉。
不过我们有理由相信，秦始皇其实并没有不遗余力的去迫害这些儒生和儒书，否则的话，凭着秦国最初建国时期的国力，还有秦国一向奉行的严刑峻法，收拾几个手无缚鸡之力的儒生只是小菜一碟，不可能让他们有喘息的机会。
3 儒家的春天
奇迹发生了。
在经历了秦朝的风雨摧折之后不久，儒家得到了一米阳光，并且很快就光辉灿烂了起来。
公元前140年，一位中国历史上不得不说的皇帝——汉武帝登上了皇位。年仅十七岁的汉武帝举办了一次全国人才选拔大会，以“贤良”“方正”等名目为国家选拔管理人才。那时候没有科举，所以由皇帝亲自考试。
儒家学派的‘董仲舒’在选拔中一举夺魁，受到了汉武帝的尊重与赏识。
董仲舒在他的试卷中攻击其他学派都是妖言、邪说，只有孔子的四书五经才是真正的学术。
汉武帝的父亲（景帝）爷爷（文帝）都是道家，到了他这一辈，却成了至少半个“儒生”。他公开表态支持‘儒家’，下圣旨“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他拿出钱资助儒家办学，罢黜百家博士，儒家学派很快就布满了各级政府，成为一种排他性极强的非宗教而胜于宗教的系统。
如此这般，中国从春秋战国时期开始的诸子百家灿烂辉煌的局面终于被扑灭，儒学成了这个大帝国正式的也是唯一的思想源头。这时候，儒家的遗老遗少们可以大摇大摆的在各大城镇里宣传他们的复古精神，西汉王朝变成了儒学的天下。
没用多长时间，西汉朝廷就和以前的朝廷有了明显的区别：皇帝更加威风了。
皇帝上朝的时候，大臣们跪在地上，伏着身子，仰头上望，任何人都不许挺直脊梁，端端正正的平视，否则就是犯了‘失仪之罪’，要受到很严重的惩罚。
这是因为儒家的‘礼制’在发挥作用。
坐在龙椅上的皇帝分外的感受到了当皇帝的威严和快乐，臣子和百姓们的地位则显得更加的卑贱。礼教把皇帝变成了神，在人与人之间竖起来一道道坚实的藩篱，谁也无法逾越。体会到快乐的皇帝们，更加义无反顾的推崇儒教，他们觉得这样当皇帝才过瘾，这样当皇帝才算是当皇帝啊！
儒家系统乘着这阵春风迅速的茁壮成长起来，他们创办国立大学（太学），由熟读四书五经的博士担任教师，传授的当然也是儒家学派的四书五经。学生由国家供给费用，只要能拿到毕业证，就可以获得分配，至少也是国家公务员（地方官），这样一来，无形中增强了儒家学派的号召力和向心力，各门各派的学者纷纷‘背叛师门’加入儒家，儒家的组织越来越庞大了。
此时，儒家不仅只管国事，还管到其他的重要大事，例如婚姻、继承、祭祀、礼乐，都有等级森严的规定。就连皇帝娶媳妇他们也要来插上一脚，后来干脆在朝廷里成立了一个专门的机构——‘九卿’，掌管国家具体政务。汉以太常、光禄勋、卫尉、太仆、廷尉、大鸿胪、宗正、大司农、少府为九寺大卿。太常专门负责掌管礼仪。
如此一来，整个国家对于礼教的重视到了空前的地步。
几千年来，无论是朝代更迭，皇帝易位，儒家却从未失去过他显赫的地位。它成了统治者手中的工具，不，应该说是一件利器。
西汉王朝覆灭之后，儒家却意外的更加强大起来，这是因为一个人的出现，此人便是历史上第一位纯儒家的皇帝——王莽。
单看这个名字，很像个莽夫，其实并非如此，王莽是个心细如发、野心勃勃的汉子，更加是一位儒家的大学者。他夺取政权的目的，他和刘邦、李渊、朱元璋这些人有着本质上的不同，这些人做皇帝只是为了满足私欲，而王莽则有着他的政治抱负，他要获得更大的权利，使他能够把儒家学说在政治上一一实践，缔造一个理想的快乐世界。
也就是孔老夫子一再倡导的——尧、舜、禹、汤的快乐世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