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莽是一代大儒，他非常推崇孔老夫子那些不切实际的想法。他觉得富人很有钱，穷人却没钱，男人沦为奴隶，女人成为婢女，这一切都是因为大家没有按照‘周礼’的生活方式来生活而造成的。
所以，他要大力改革。
王莽以周礼为理论基础进行改革，以西汉政府留下的强大的帝国和儒家的统治地位作为他改革的强大后盾。可是，他刚一开始改革，这些后盾就全部的离他而去了，站到了他的对立面上。这是很有意思的事情。
他立马横刀，大刀阔斧，立志全面恢复尧舜时代的旧观，并把其发扬光大。
王莽的改革措施我们不一一列举，反正他恢复了一千两百年前的很多早就不合时宜的制度，妄图以自己手中无上的权利颠倒乾坤，逆转时空。
他是个钻牛角尖的人。
或许所有儒家学派的——腐儒们，都有这个钻牛角尖的毛病。王莽是儒家学派的巨子，所以，钻的就比较厉害一点。
他把大部分时间没有留在改革政治体制和经济体制上面，却放在了一些细枝末节上，比如说，恢复儒家学派特有的繁文缛节，不厌其烦的改官名，改地名，凡是“现代”的一律取消，一律恢复“古代”原名。
大家如果读过《左传》，就知道儒家有多少令人头疼的规矩，比如说天子应该在什么时间出去狩猎，什么时候祭祀太庙，百官应该如何的安守本分，坐立起行等等，他对这些东西，似乎比真正的改革更加的有兴趣，总之，王莽的改革仿佛就是要大家坐上时光机直接回到尧舜时代为止。
孔子在春秋里固执的称呼‘楚王’为‘楚子’，虽然楚国立国数百年一直称王，但孔子认为于理不合，拒绝承认，因为周礼的世界里只有一个王，就是周王。
王莽也傻啦吧唧的跟着起哄，拒绝称呼西汉时期‘西南夷’和‘匈奴’人为王，改封他们侯爵，这些蛮人誓不接受，王莽就认死理，一定要他们接受。
在别人看来，这不过是鸡毛蒜皮的小事儿而已，但在食古不化的儒家巨子心中，没有什么比僭越称谓这件事更大逆不道的了。双方各执一词，竟然引发了后来中原与匈奴的大战。
虽然王莽用儒家的哲学和逻辑学来替自己的改革解释和辩护，可是就算是那些儒家学者都受不了他的改革了，纷纷的投靠了起义军。可见其有多么的失败。信奉儒家学派的人认为，王莽只触及了部分真理，而歪曲了真正的涵义，其实那只不过是因为王莽的改革触及到了他们的切身利益而已。
如果王莽的‘纯儒家改革’真的成功了，也不知道中国会变成一个什么样子，幸好他失败了，这至少证明，一个纯儒家的皇帝不是一个好皇帝。
4 时代的寄生虫
汉武帝之后，儒家系统迅速的膨胀起来，渐渐的形成了他们特有的阶级——士大夫阶级。士大夫就是指儒家学派的知识分子，这些人读儒家经典，以当官为唯一的职业。
这些人很像是欧洲中古世纪的教士，过着不劳而获的生活。他们代替了夏、商、周时代的血亲贵族，成为了政府真正的当权人。当然血亲贵族仍然存在，但在士大夫的强大团体之下，只能退居二线了。
在没有科举的岁月里，读书人要成为“士大夫”就必须得到“推荐”，可是怎么样才能被“推荐”呢？
首先，如果你倾向于道家或者法家，你这辈子也别想获得推荐，因为负责推荐的士大夫阶层全都是儒家的。
其次，如果你是士大夫的子弟或者门生，那么你被推荐的几率就会大幅度的提升，所以，推荐制度不如科举来的先进。这也是汉朝‘门第’以及后来的‘门阀’制度形成的一个原因。
最后，你除了有丰富的儒家知识之外，还要在道德行为上面有突出的表现，比如说孝道、廉洁、不好女色、不贪财、效忠等等方面，有“过硬”的表现。
谈到“过硬”，有些人就未免做的过了头，甚至虚伪的令人作呕。就拿孝道这件事情来说吧，它的具体体现就是前面说过的服三年之丧。
在这个年代里，文人士大夫们为了出风头，赚名声，出尽奇招，孔子和孟子本来主张服丧三年，但当大家都服三年之丧时，三年之丧便没有什么稀奇了，于是有人突发奇想的加倍，服六年之丧，并且开始搞竞赛，六年不行就来九年，十二年，大有后半生都要为老子娘服丧的趋势。
有的人一生下来老子娘就翘了辫子，已经服了丧了，等长大成人之后便失去了这个出风头赚名声的机会，但是他又实在很“孝顺”，怎么办呢？于是，硬要再服第二次三年之丧，如果可能的话，真心希望爹娘还阳复生再死一次，让他好好的尽一下“孝道”。
不仅如此，同时展开竞赛还有嚎哭与绝食，这两项“孝道”也非常的厉害，有人差点真的就跟着已死的父母去了。
政府欣赏同时一直在鼓励大家这样去搞竞赛，大家非常熟悉的孔融同学，曾经做过东汉北海郡的郡守，人称为“孔北海”。他是个地地道道的儒家士大夫，有一次他在外面看到一个人家死了父亲，哪家的儿子哭的不是很悲伤，竟然被他抓起来，处以死刑。大家说说，以后谁还敢不“悲伤”啊。
社会风气由此而形成。
士大夫不久就自觉必须维护自己百般经营才得到的既得利益，于是，推荐和聘任的范围，逐渐的缩小。渐渐的居然成了“家族化”。
最初选择对象时，还注重声誉，一个与各方面都没有关系的平民，只要有被称赞的道德行为，就有被推荐被聘任的可能性。后来情形发生变化，必须是士大夫家庭成员（子弟），这个可能性才存在，一种‘坚强的门第观念’因之而产生。
当时的社会风气是这样的，木匠的儿子继续当木匠，农夫的儿子继续做农夫，士大夫的儿子继续做士大夫。
像东汉后期的袁绍，与他背后的袁氏家族，四代中除了五个宰相，被人们成为四世三公。受到社会各界普遍的羡慕、赞同、崇敬。
袁绍和袁术兄弟两个也非常的以此为荣，袁术甚至因此觉得自己有机会有资格做皇帝，自我膨胀到了肆无忌惮的地步。结果搞得很悲惨。
袁术的膨胀并不全因为他的性格，用现代的话来说——那是大家捧出来的。有人捧臭脚，没法子。
关羽不是经常说嘛，这个这个是世代公卿可以和我齐名，那个谁谁不过是个老兵，怎么能跟我平起平坐。
刘备之所以在三国时代左右逢源到处白吃白喝，靠的不过也是“刘皇叔”这个金字招牌。
可见当时的社会上，除了血亲贵族之外，“门第”已经形成，我们可以把他们叫做“第二贵族”。
门第把儒家的士大夫高高地捧上了天，和普通的老百姓彻底的隔离开了，这和孔子一直主张的礼教是分不开的。
因为平民向来没有礼教。换句话说，有了礼教的也就不是平民了。
以上那些令人作呕的“孝道”和故作姿态的的种种虚伪“廉洁”，也并不是没有人提出反思。尤其是在三国时期和魏晋时期，还是有一部分有识之士表示过耻于与其为伍的。
越是割据动荡的时代，往往越能孕育宁静、超然的心灵，让思想有所突破。面对功名的失落，面对灰色的现实，失去皇权的保护色，也失去了礼教的束缚和禁锢。思想家们往往会摆脱以往的藩篱，他们在逃遁俗世喧嚣中探寻真理。
乱世之中，儒家原有的影响力大为减弱，礼教的约束被打破，以“竹林七贤”为代表的士人无视礼法，放荡纵情，蔑视繁文缛节，公开推崇老庄，反对儒家政治，更把四书五经踩在脚下。他们高歌、醉酒、甚至吸毒（五石散），半点不像读书人。打个比方，这部分人马就像是射雕英雄传里面的东邪黄药师一样。也许金庸先生写黄药师，就是以竹林七贤为原型蓝本的。
但，这只是极少数的几个思想家的行为而已，而且这几个可怜人还被摒弃在了朝政之外。
实际上，魏晋时期，士大夫的门第制度更加的成熟，渐渐的开始向门阀过度。
魏文帝时期，吏部尚书陈群的“九品中正制”新鲜出炉，这一政策为士大夫家的败家子与酒囊饭袋找工作做出了突出的贡献。我们有理由相信，陈群也许根本就是在为了自己的儿子当官铺路。
九品中正制就是把士大夫的出身门第高下，定出九个品级：上上、上中、上下、中上、中中、中下、下上、下中、下下。
吏部根据你的出身和学问来推荐用人。请注意，出身是排在学问前面的。也就是说，就算你满腹经纶，如果你的祖上有人做过乞丐或者妓女，那么对不起，我们拒绝录用，你面试不通过，请便，拜拜。
反之，如果你是个废物、蠢材，我一查档案，你们家某某人曾经做过宰相，用关羽的口头禅说‘世代公卿’，那好，因为你祖上积德，就算你上厕所不会洗手，吃饭不会拿筷子，那也无所谓，我们还是用你。就冲你祖宗，我们就用你！谁不服也没用，俺们单位就这样！
5 好战者培养寄生虫
晋朝之后，大批的蛮族涌入了中原。
这些来自苦寒之地的好战之徒，就像是闯入了面包房的非洲难民，认为中原什么东西都很好吃，什么东西都可以瓜分，于是动起手来，把一个庞大的帝国瓜分为了十几二十份。
汉人建立的晋朝灭亡了，很多思想都灭亡了，但是有一样东西没有灭亡，不但没有灭亡，反而更加的强大起来——门阀。
众多的蛮族一个个战败，北方最后统一在鲜卑人的铁蹄下；南方则经历了宋齐梁陈，皇帝像走马灯一般的更换，民族一个一个的消亡。比起门阀和士大夫来，他们的生命力，简直太脆弱了。
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士大夫和蛮族成为了搭档，对蛮族的统治照单全收，蛮族投桃报李，对中国的礼教照单全收，而且大家互相赞扬推崇吹捧，大有愈演愈烈之势。
这可真是世界之大，无奇不有。
原来不只中原人迂腐，盲目崇拜者比比皆是，就像是八十年代的内地人们的观念——只要是香港的歌星必然都是天王级的。蛮族接受了中原人先进的文化，顺便连糟糠也一起接受了。
被后代尊为大政治家的北魏孝文帝拓跋元宏，本来出身蛮七蛮八茹毛饮血的蛮族，却意外的崇拜起了中原的门阀制度，继而用政治手段和政府的力量，在北方进行硬性恢复。
他非常欣赏儒家学派的繁文缛节，因为按照那样的一套规矩来做皇帝比较过瘾，连宠幸妃嫔都做得冠冕堂皇，完事之后，那女人还必须跪在地上谢恩。这都是儒家整出来的勾当。元宏是蛮族出身，蛮族人直率、朴实，不懂这些，后来懂了，觉得很有好处，也就迷恋上了。
后晋南朝的门阀更加离谱，这些人根本就是寄生虫，他们不但轻视百姓，而且还数典忘祖的轻视君王和国家。
君王被杀国家灭亡改朝换代，任何政权兴旺盛衰，士大夫都漠不关心，因为无论是任何政权，他们都是门阀，都可以继续做官。南朝如此频繁的兴国与灭国与这腐朽的制度有直接的关系。
实际上到了这个时候，士大夫已经成了一种世袭的没有封爵的贵族，他们的子弟唯一的职业就是做官。而且这种做官等级森严，比如一个人要做宰相，那么你的出身不好，即使皇帝有意让你来做宰相，这也是不可能实现的，高等门阀会站出来强烈反对。
还有，为了避免平民渗透到门阀中去，世家大族还规定不能于平民通婚，也就是高级门第宁可自己的女儿嫁给门当户对的白痴，也不会嫁给眉清目秀的平民。否则就会被认为是“礼教凋零，世家堕落”——这是多么罪大恶极呀。
隋朝很短暂，但隋文帝杨坚却为天下的读书人做了一件大好事，那就是废除了九品中正制，改革为考试制度。这样一来，本来封闭的政权向普天下的百姓打开了一条缝隙，鲤鱼终于有机会跃龙门了。
到了唐代，这种制度继续被发扬光大，并且逐渐成为了一项基本的国策，它被称为——“科举”。
这样一来，门阀制度就被打破了，但士大夫阶层依然存在。
唐太宗李世民，经常看着一队队科举考试的胜出者，感慨的说：“天下英雄之士，都成了我的网中鱼了。”
他说的没错，自从有了科举制度之后，天下百姓有了攀高枝的机会，都埋头研究四书五经了，再也没有精力谋反闹革命了。这一举措，大大减少了社会的不安定因素。
6 四大门派的角逐
儒、墨、法、道本来是四个学派，和武侠世界里的四大门派有些相似，各自拥有大批的门徒，和自家的绝学，大家谁也不服谁，各自为政分庭抗礼，都想得到屠龙刀（权柄），都想称霸武林。
四大门派各自拥有本门独一无二的秘籍，儒家有“四书五经”，墨家有《墨子》，法家有《法经》《韩非子》《商君书》，道家有《道德经》《庄子》，都是蕴含大智慧的经典。
其各家的弟子也都在各自的领域里成为了可以飞檐走壁、上天入地的“一流高手”，儒家自孔子之后，有曾子、孟子、荀子、左丘明、颜回、董仲舒等人；法家自李悝之后，有西门豹、吴起、商鞅、管仲、申不害、李斯、韩非子等等超级绝顶高手！
道家和墨家与前两派比起来，相对来说显得门庭冷落人才凋零，几乎没有什么特别大牌的明星。不过，这并不影响两大门派对当时社会的影响力，尤其是道家思想，曾经统御中国社会长达百年之久。
在四大门派产生的年代，同时还出品了一些更小的门派，例如刑名、兵家、阴阳、纵横、杂家、农家、小说家等等。后人把这些门派综合起来，称之为“百家争鸣”。说是“百家”有些夸张了，据历史记载能够叫出名字的其实只有十几二十种而已，但这已经是非常了不起的成就了。我们可以把剩下的几种称为小门小派，而把儒、墨、法、道称为“四大门派”。
春秋时期，社会结构发生变化，各种思想应运而生，四大门派便轮流掌权，控制着中国的思想界和政治界，他们的斗争一度的达到血腥化和白热化，甚至一当一方面当权，另外的三方就会被指责为异端邪说，被烧毁或者禁止观看。
世袭贵族千余年来对图书和知识的垄断，随着他们走下坡路而失去了控制，平民阶级，包括奴隶，过去绝对不允许也绝对不可能获得图书的知识，而且即便获得也没有用，社会和政府全都是封闭的，平民永远不能脱离他们的阶级。春秋时期，由于各个国家的君主求贤若渴，发疯似地想要让自己的国家强大起来，人才的出身问题被统治阶级淡化了，平民有了扬眉出头的机会，他们重新获得知识技能，爬到贵族地位，担任政府官员，新的社会形态是——一个人的思想能力决定他的权利和财富，而不再完全决定与他的祖先的成分，这是过去连做梦也梦不到的事情。
中国所有的古哲学思想和文化创造，因此而在这个时代萌芽壮大，儒墨法道四大门派应运而生了。
首先掌握了权利魔杖的是法家，这是个一切向前看的门派，他们以坚决的态度，调动一切可以创造未来的力量和手段，把社会搞的鲜活而充满生机，他们与时俱进，甚至超越时代，领导时代，总是在变法中求生存，使国家一次一次的强大起来。
法家虽然从没有确定始祖人物，但李悝的《法经》却无疑是法家一词的来源。魏国的开国君主魏文侯是一位有作为的君主，他一上台，就任用了三位法家人物，即李悝、西门豹、吴起。
李悝当宰相的时期，制定法律调整赋税，使社会得到了长时间的安定，西门豹在邺城一代兴办灌溉工程，使魏国强上加强。吴起更是法家学派的杰出军事家，在他镇守西河的时期，秦国的北疆差点被他蚕食殆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