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此看来，欧美经济的走势并非“干我底事”，而是与我们息息相关。关于这点，汤因比在《历史研究》的开头，就尖锐地指出：“欧洲没有一个民族国家，能够独立地说明自身的历史问题。因此，应该把历史现象放到更大的范围内，加以比较和考察。”这一分析问题的方法同样适用于考察一国的经济问题。也正是因此，在本书的开始几章，我将更多的精力放在对国际经济形势的评估和判断上。这对国内的读者，或许有些不太习惯。
其实，这种情况早在100多年前的法国就曾出现过。1872年，马克思在其主要面对法国读者的《资本论》第一卷“法文版序言”里，曾写道：“法国人总是急于追求结论，渴望知道一般原则同他们直接关心的问题的联系。因此，我很担心，他们会因为一开始就不能继续读下去而气馁。这是一种不利，对此我没有别的办法，只有事先向追求真理的读者指出这一点，并提醒他们。”
就像马克思一样，为了更好地说明问题，我也别无他法，只能在此事先向各位说明这一点。我的目的就是通过这些讨论，了解欧美国家的经济现状，掌握未来的经济走势以及由此而对中国造成的历史性变动。
当然，将所有的问题一概地推给外部因素，显然不足以解释我们所面临的情况。譬如，虽称之为美债危机、欧债危机，可为什么中国的股价下跌得比美国和欧洲的大部分国家都要严重呢？股市是经济的晴雨表，股市所反映出来的问题表明，中国的经济问题不只是外部因素所造成的，它与中国自身也有着莫大的关联。能否正确认识这一点，是把握问题的关键。
诚如查尔斯“罗伯特“达尔文（CharlesRobertDarwin）在《物种起源》中所阐明的，“变异必须在生物的本性，也就是内因，和条件外因共同的作用下才能进行，且是缺一不可的”。他认为“关于变异，生物本身的内因往往比条件外因更为重要，原因就在于，它直接决定着生物变异的方向和性质”。这一现象不仅发生在生物界，在现实的经济领域也是如此。
朱光耀和弗里德曼一致认为，我们的问题在于中国没有内部经济，要依靠欧洲和美国购买产品来维持生存。持有相近观点的还有2008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保罗“克鲁格曼（PaulR.Krugman）。在纽约时报的一期专栏里，他这样写道：“谁为（中国）过剩的产品和服务买单？部分由国际市场消化。原因是，随着消费份额所占经济比重的持续下降，中国长期以来不得不更多地依靠贸易顺差维系工业的正常发展。”
那么，对拥有近14亿人口的中国而言，是什么导致了我们高度依赖出口而没有与之对应的内部经济呢？这些因素对中国经济乃至社会的未来，又会产生怎样的影响呢？
我们知道，中国依靠廉价的劳动力及丰富的自然资源形成所谓的“比较优势”。这种发展战略固然促成了过去30年特别是最近10年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但同时也为今天的中国积累了大量问题，其中最为突出的就是我们高度依赖出口，而没有产生与之对应的内部经济。
中华民族有“未雨绸缪”的传统，在没有与之相匹配的养老、医疗、教育等社会保障的前提下，人们更趋向于为不确定的未来做储备，这就解释了为什么我国居民工资很低但储蓄率却高企。而这也决定了住房、教育、医疗支出及保障性储蓄主导着国人消费、投资的结构及行为，国人的日常消费支出被压缩。这种情况导致我们生产发展的内在张力被无形地耗损，产能不得不寄希望于国外的需求，恶性循环就此形成——在工资很低且缺乏社会保障的情况下，国内居民没钱消费也不敢消费，政府与企业不得不将更多的注意力放到国外；高度依赖出口，产业结构必然会进一步畸形化，居民收入就无法实现快速增长——中国的发展不得不集中在投资和出口领域。
由此便产生了弗里德曼和克鲁格曼所指称的危机。但我们也需认识到，这种因素形成了我国所特有的二元结构，它导致了在中国既有日本式的富有，也存在着非洲式的落后。但正是这种矛盾性、二元性和极端性，决定了中国在应对未来的危机时，手中可动用的牌远比当年的日本和今日的美国要多得多，因为我们还存在大量的改革空间，城市和乡村的差异巨大，东西部发展极端失衡，国有民营的二元结构亦趋恶化；在中国广阔的中西部地区，在广阔的农村地区，目前存在的问题不是开发过度，恰恰相反，而是严重不足……
那么，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原因在于出口导向型发展战略让经济的增长来得太容易了，这使人们丧失了创造性地改善国内制度生态的动力，也就无法为内部经济的增长提供一套根本性的制度架构以及健全的管制生态。
长期的结果是，这种经济结构严重阻碍了中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随着中国经济的增长，其占世界经济的比重越来越大，这种结构对全球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亦是一种莫大的挑战。
事实上，我们的财经官员对这一问题是有深刻认识的。中国人民银行货币政策司司长张晓慧在其2011年的一篇工作论文里指出，导致中国经济问题出现的根源“与出口导向型发展战略，以及围绕此战略长期形成的财政体制、收入分配体制、贸易体制、价格体制、汇率体制等因素有关”。简言之，我们目前所采取的包括汇率、货币、收入分配等在内的一切相关政策都是为出口导向型战略服务的。
既然知道问题的所在，为什么不肯改革呢？法国人让“皮萨尼﹣费里（JeanPisani-Ferry）的观点或许能给大家一定的启示：“中国的经济再平衡，以及投资和出口导向型增长方式的转变，比预期要缓慢很多。此前的预期主要来自经济判断，但是，这一经济判断拗不过墨守成规的现实政治和根深蒂固的利益集团。”
对于那些既得利益集团而言，当前的这种格局是最好的，他们可以痛痛快快、舒舒服服、有吃有喝，过着美好生活。对于如此惬意的生活，他们自然不愿回到过去，同样也不愿再前进一步。回到过去，意味着得重新过那种朝不保夕、有上顿没下顿的困苦日子；而继续前进，意味着幸福生活就此一去不复返了。
我们最需警惕的，不是拉美式的“中等收入陷阱（MiddleIncomeTrap）”，也不是改革的倒退。对现在而言，我们真正需要警惕的是被孙立平教授称之为“转型陷阱（TransitionTrap）”的陷阱。这种陷阱指的是，在改革和转型过程中形成既得利益格局，而这种格局阻碍了进一步改革的可能。这些既得利益者就像“金发姑娘”，他们所需的就是维持现状，就是将某些具有过渡性特征的体制因素定型化、制度化、合法化，以此来保障其利益最大化。
也正是这种体制因素决定了，今天的中国面临着发达国家所面临的问题，如严重的房地产泡沫，但同时更面临着如非洲穷国般等待发展的问题。这种国情的差异使中国与当年日本和今日美国面对的问题性质大为不同。对此，我们需进行辩证地认识，这些固然是问题，但何尝又不是机遇呢？！
就经济的增长，广州大学教授陈潭博士最近将其细化和扩展为这样一个模型：G=I[MPT]。在该模型中，G为经济增长，I代表制度，M为市场，P为人口，T为技术。陈教授认为，发育完善的市场要素是经济增长的核心，人口要素是重点，技术要素是关键，而稳定和良好的制度结构则是经济增长的基础。正如该模型所表明的，可以提升中国经济增长的有利要素有很多，譬如通过政治经济体制改革，以此来提升I；通过技术和管理创新，以此来提高T；通过提高居民的可支配收入刺激消费，以此促进国内市场M。如果应对得当，任何一个要素处理得好都可以让我们的经济再次出现质的飞跃。
但是，如果我们的改革任由既得利益集团把持，那么中国的问题也将较之今日欧美的麻烦要大出不知多少倍。整个国家也将不再是现在的城乡间的巨大差异，和东西部间失衡的矛盾，而是整个国家将沿着目前这条即存的二元结构的裂痕而被撕裂，国家也将彻底陷入混乱之中。那么，彼时的中国，其关键词将不再是崛起，而是崩溃（collapse）。
本书的意图正是在于帮助人们了解这些情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