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5岁的陈云，在中国共产党党内升迁如此之快，除了他的工作能力之外，还有一个重要的大背景：当时共产国际强调重视提升工人出身的干部，而陈云出身印刷工人，便得到了器重。
出身工人使陈云“沾光”
在中共六届三中全会会议记录上，有一行令人费解的字：会议在“避暑的庐山”上召开。
其实，那是故意摆迷魂阵！因为万一这份会议记录落到了国民党手中，这一行字足以使国民党的特务们捉摸半天仍如堕十里雾中……
1930年9月24日，上海麦达赫司脱路（今泰兴路）一幢豪华的花园洋房里，神不知，鬼不晓，46名中国共产党高级领导人聚集在那儿，开了4天会。
这次会议，是中共六届三中全会。所谓在“避暑的庐山”召开，其实是在上海举行。
主持会议的是戴近视眼镜的“白面书生”式的人物，在会议上他用“之夫”为名。
其实，他便是瞿秋白。他那时和杨之华结婚，“之夫”就是“杨之华的丈夫”的意思。他于1930年7月末，刚和“少山”一起从莫斯科归来。
“少山”在会上传达了《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关于中国问题的决议》。
这“少山”，便是周恩来用的化名。
中共从一成立，便承认自己是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接受共产国际的领导。因此，对于那时的中共来说，一直把共产国际视为自己的上级。也正因为这样，周恩来在会上所传达的《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关于中国问题的决议》，也就被视为来自莫斯科的上级对中共的指示。
这次会议执行共产国际定下的基调，那就是“批判柏山‘左’倾机会主义”。“柏山”，也就是李立三。
25岁的陈云以“廖程云”这名字出席会议。对于陈云来说，这是平生第一回出席中共中央会议。
自从那次匆匆逃离故乡青浦之后，陈云来到上海，先后担任了中共江苏省委委员兼农委书记、中共上海闸北区委书记、中共上海法南区委书记，从事地下工作。
在中共六届三中全会上，补选了中共中央候补委员8人。现存于中共中央档案馆的“（六届）三中全会补递中委名单”中，在标明“候补”的名单中，有“廖程云”三字。那“候补”的名单如下：
王凤飞，李子芬，周秀珠，邓中夏，袁炳辉（新），廖程云（新），林仲丹（新），王克全（新），朱德（新），黄平（新），恽代英（新），陈潭秋（新），徐兰芝，唐宏经，史文彬，罗章龙，黄灼。
凡是在名字旁注明“（新）”的，表示是新当选的。
朱德和陈云一样，也是新当选中共中央候补中央委员的。但是，朱德那时和毛泽东一起在江西井冈山，并没有出席会议。
就这样，陈云开始进入中共中央最高领导层之中。
陈云，论文化程度，只有小学毕业；论党内资历，入党不过5年；论理论水平，远不及那批留学苏联、满口马克思主义的“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
25岁的陈云，在中国共产党党内升迁如此之快，除了他的工作能力之外，还有一个重要的大背景：当时共产国际强调重视提升工人出身的干部，而陈云出身印刷工人，便得到了器重。
在中国共产党建立时，共产国际希望由在中国有社会威望的高级知识分子出任中国共产党领袖。这是考虑到高级知识分子懂外语，读过马克思主义原着，有理论水平，能够领导中国共产党沿着马克思主义道路前进。所以，中国共产党一成立，便以北京大学教授陈独秀这样的“大知识分子”为领袖。
在发现陈独秀犯了严重右倾机会主义错误之后，共产国际又选择了“大知识分子”瞿秋白。
很快，又发生了瞿秋白“左”倾机会主义错误。
两个“大知识分子”，一个右，一个“左”，在共产国际看来，这是知识分子的“动摇性”的表现。
于是，共产国际强调，必须大力提拔工人成分的中国共产党人。斯大林明确地说：“应当更多地选拔工人到中共中央来。”
这样，1928年6月，当中共“六大”在莫斯科郊外的兹维尼果德镇银光别墅召开时，向忠发便当选为中共中央总书记，成为继陈独秀、瞿秋白之后的第三任中国共产党领袖。
向忠发是湖北汉川人，生于1880年，14岁便入汉阳兵工厂做学徒，后来在轮船上当水手，1922年加入中共。向忠发是道道地地的老工人，所以被共产国际选中，出任中共中央总书记。
在中共“六大”选出的中央委员36人之中，工人出身的占了21人，其中有织布工人出身的项英，等等。
正是由于共产国际重视提拔中共工人党员，陈云也就在这时被看中。陈云出身印刷工人，又成功地领导了上海商务印书馆的罢工，所以在中共六届三中全会上，他被选为中共中央候补委员。
对于陈云来说，中共六届三中全会是跃升的起点。
在六届四中全会面临尖锐斗争
陈云刚一进入中国共产党高层，便卷入了极为尖锐的斗争之中……
在中共六届三中全会召开后4个月，1931年1月7日，在上海武定路修德坊8号，秘密举行了中共六届四中全会。作为中共中央候补委员，陈云出席了这次会议。
这是一次非常短暂的会议，只开了一天，却又是一次错综复杂、斗争极为尖锐的会议。会议的“主角”是罗章龙。
在早年，罗章龙跟毛泽东有着颇深的友情：早在1915年5月，22岁的毛泽东在长沙司马里第一中学贴出“二十八画生征友启事”（“毛泽东”三字繁体字共28画），第一个前往应征的，名曰“纵宇一郎”。这“纵宇一郎”便是罗章龙。
罗章龙，湖南浏阳人，生于1896年10月20日，小毛泽东3岁，1920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不过，后来他和毛泽东分道扬镳了。
1971年夏，毛泽东在巡视大江南北时，谈及：“我们这个党已经有五十年的历史了，大的路线斗争有十次。”
毛泽东历数这10次路线斗争，数到了罗章龙。
毛泽东说：“开头是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接着是瞿秋白犯路线错误。”“1928年党的第六次代表大会以后，李立三神气起来了。从1930年6月到9月，他搞了三个多月的立三路线。”“1930年到1931年，罗章龙右派，另立中央，搞分裂，也没有成功。”
这样，毛泽东把罗章龙列为党内斗争的第四个“机会主义头子”。
罗章龙很风趣地告诉笔者，他对毛泽东的话作了别出心裁的“注释”：“陈独秀有个‘独’字，成了第一个‘机会主义头子’；瞿秋白的‘瞿’字，有双目，也就成了第二个‘机会主义头子’；李立三有个‘三’字，成了第三个‘机会主义头子’；至于我，姓‘罗’，头上顶着个‘四’字，成了第四个‘机会主义头子’……”
说笑归说笑。当罗章龙说及他那次党内斗争时，变得严肃起来。平日，他很少涉及这一敏感话题——中共六届四中全会。
在中共六届三中全会上，李立三下台。虽然当时中共名义上的领袖是向忠发，但是向忠发不论组织能力，还是理论水平，都够不上成为中共领袖。只是共产国际和斯大林片面强调工人成分，才使向忠发成了中共中央总书记。
李立三的下台，引发了中共的领导权的一场新的争夺战——王明要夺权，罗章龙也想成为中共领袖。两派之间的激烈斗争，便在中共六届四中全会上展开了。
26岁当选中共中央委员
中共六届四中全会名义上由中共中央总书记向忠发主持，而实际上则是由共产国际代表米夫说了算。
会议颇为奇特，既然是中央全会，理应是中央委员出席，然而出席这次会议的37名代表之中，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为22人（其中中央委员14人，候补委员8人），其余15人为列席代表。这些列席代表中，便包括王明、博古等。尽管王明、博古等连中央委员都不是，却成了米夫筹谋安排的中共中央领导人！
自从中共六届三中全会之后，王明在米夫一手扶植下，显山露水了。
王明竭力反对当时主持中共中央工作的周恩来，他散发了《两条路线》（也就是后来经过增订的《为中共更加布尔什维克而斗争》）小册子，把攻击的矛头直指周恩来和瞿秋白，认为他们是“右倾机会主义”，实行“调和路线”。王明提出召开紧急会议，改组中共中央领导机构。
罗章龙当时也很活跃，虽说他与王明存在尖锐矛盾，但是在要求改组中共中央领导机构这一点上，两人却是一致的。罗章龙认为瞿秋白、周恩来、李立三“均是不堪教育的”，而向忠发、项英、关向应、邓中夏、贺昌、罗登贤等“亦须离开领导机关，施以严重的处罚”。
米夫在上海分别会见了王明和罗章龙，提出立即召开中共六届四中全会，会议的中心议题是“反右倾”。但是米夫支持的是王明，而不是罗章龙。于是，在会上，罗章龙和米夫、王明之间，发生了激烈争斗。
中共六届四中全会，全称是“中国共产党第六届中央委员会扩大的第四次全体会议”。这“扩大”，把不是中央委员的王明、博古都“扩大”进来了，而且他们居然跟中央委员们一样拥有表决权！
六届四中全会批判了瞿秋白，批判了李立三，改选了中央委员会。现存于中共中央档案馆的中共六届四中全会档案中，那份中央委员名单一望而知是周恩来亲笔所记。
在六届四中全会的中央委员及候补委员中，不见“廖程云”，却在“补选的中央委员”的名单中，见到了“黄苏”。这“黄苏”，其实就是陈云的化名。这样，陈云由中共中央候补委员升为中共中央委员。这时，陈云不过26岁。
关于“黄苏”进入中共中央，米夫曾在会上作了这样的说明：
中央委员会退出罗迈（笔者注：即李维汉）、贺昌两同志，而补选了韩麟会、沈先定、徐畏三、王尽仁、黄苏、陈韶玉、沈泽民、夏曦、曾炳春9同志，其中5人是工人同志。中央政治局的成分，16人中10人是工人出身。
显然，“黄苏”所以被选入中共中央委员会，其中重要的原因是因为他的工人出身。
中共中央委员名单中的“陈韶玉”，即王明。
会议改选了中共中央政治局，选出9人为政治局委员，即向忠发、周恩来、项英、张国焘、徐锡根、卢福坦、任弼时、陈郁、王明。这样，王明一跃进入了政治局。一个月后，在米夫的支持下，王明又升任政治局常委，从而控制了中共中央，成为实际上的中共领袖。
在中共六届四中全会上，罗章龙成了米夫、王明反对派的领袖。他得到了不少人的支持，特别是工会系统出身的党员的支持。但是，罗章龙斗不过王明——因为王明得到米夫的支持，而米夫作为共产国际的代表，富有权威性。因此，在中共六届四中全会上，以王明胜利而告终。
会议刚结束，罗章龙和他的支持者们便强烈要求召开紧急会议，以否定四中全会。
罗章龙站出来领导反王明、反米夫，但同时又犯了一个大错误，那便是筹谋成立第二中央。在当时，中国共产党正面临着巨大的困难，罗章龙的行动，显然又给中国共产党带来更大的不幸。
1931年1月2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通过了《关于开除罗章龙中央委员及党籍的决议案》。从此，罗章龙从他政治生涯的巅峰跌了下来。
危难之际受命负责中共特科
当时的中国风雨如晦，就在陈云升任中共中央委员不久，发生了一桩出人意料的事，差一点使他落入国民党特务之手！
那是在六届四中全会结束后5个来月——1931年6月22日上午9时，当一个高个男子在上海市中心静安寺英商所办的探勒汽车行打算叫出租车时，一群预伏在那里的便衣警察突然朝他扑来，不容分说，把他推入一辆轿车，押往善钟路（今常熟路）巡捕房。
审讯马上开始。这个高个男子用一口湖北话，声称自己姓余名达强。但是，审讯者抓起他的右手，指着那断了一截的食指说道：“别演戏啦！你就是中共总书记向忠发！”
向忠发的被捕，是由于顾顺章在两个来月前——1931年4月25日——在武汉被捕、叛变。
顾顺章，工人出身，在中共六届四中全会上被提升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顾顺章是中共特科三科科长。三科，即行动科，所以顾顺章深知中共中央的机密和中共中央负责人的行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