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66年，时年31岁的亚当斯又当选为布伦特里的镇管理委员会成员。作为此项工作的职责之一，不久之后亚当斯起草了《布伦特里指示》。这份文件里面包括镇上不动产终身保所有权人给他们代表的指示，这些代表将前往马萨诸塞的立法机构“地方议会”。这份文件10月份被《波士顿日报》刊登后，立刻又引起轰动。在很短的时间里，布伦特里周围40多个城镇采纳了亚当斯起草的这份文件。亚当斯在《布伦特里指示》中表示：“我们一直把（英国)宪法的主要和基本原则理解为，任何自由人都不应屈从于任何未经其本人同意的税种。”由于英国当局在制定印花税法的时候没有殖民地代表在场，所以亚当斯说必须实现无代表，不上税的原则。《指示》宣布，审判必须在陪审团的监督下进行，必须就此成立独立的司法系统。
“1765年是我生命中最不寻常的一年”，亚当斯在当年12月的日记中写道。“英国议会为了捣毁美洲所有权利和自由的大阴谋——我指的是印花税法，在整个大陆激起的这种精神，会被所有的后代视为我们的光荣。”
这真是令人感到难以置信，这位刚刚30岁的年青人居然在当时就预见到了这一年发生的事情的重要性。正是由于这贯穿一年的“印花税法”风波，使得约翰·亚当斯真正经历了政治斗争的锻炼，开始了其反抗英国当局的伟大事业。
（第二节）当选议会代表
波士顿最繁忙的律师
由于北美殖民地人民的反对，英国议会不得不在1766年春天废除了印花税法。接下来的两年里，紧张局势有所缓和，人们也渐渐忘却这起事件。到了1768年，英国议会又出台了新的法律，对进口到殖民地的商品征税，并且坚持说这些是外在的而非内在的征税，因为这要牵涉到外来的贸易。1768年，马萨诸塞州议会联络弗吉尼亚议会，共同发出巡回信件，呼吁殖民地各州团结起来。于是英国政府又颁布了一次唐森德条例，解散了马萨诸塞议会。除此之外，英国内阁还准备逮捕殖民地领导反抗的领导分子，以亨利八世时的叛国罪判刑。殖民地人民愤怒了。波士顿的商人率先起来，领导了全国性的抵制英货运动。殖民地人民组织起来，用武力抵抗英国税吏的搜查和压迫。
这次空前广泛的反英运动，不仅抵制英货，而且要求废止唐森德条例。在斗争中，华盛顿把1769年的弗吉尼亚决议引进下院，决议由乔治·梅森起草，华盛顿和托马斯·杰弗逊都在决议上签了名。杰弗逊那年26岁。抵制英货的结果，是英国向殖民地输出的贸易总额剧减，这些对纸张、茶叶、油漆和玻璃征税的法案又一次遭到了美洲人民的抵制。英国政府。英国当局对两年前人民的反应心有余悸，只好又取消唐森德条例，局势重新回到平静之中。
亚当斯的工作在这时也有了很大规模的发展，他几乎成了全波士顿最为繁忙的律师。杰里迈亚·格里德利在一年前去世，奥蒂斯的精神状态也出现问题。由于奥蒂斯引起了某些人的忌恨，1769年，一个英国军官在奥蒂斯头部猛击一拳，使他得了精神病。年仅三十多岁的亚当斯不得不应付越来越多的律师业务。很多年以后，亚当斯的家人回忆起这段时间，还感叹亚当斯当时几天都不得休息一下。
虽然不是每次都能打赢官司，但亚当斯为各种人辩护，包括贫穷的欠债人、盗马贼和走私犯等等。他看到生活的方方面面，学习客观地看待事物，像乔纳森·休厄尔写得那样，被认为是“自从开始领圣餐以来最诚实的律师”。
1768年，亚当斯在波士顿的业务越来越繁忙，他在波士顿开了一间办公室，还雇了两个年轻人——乔纳森·奥斯丁和威廉·都夺，跟着自己学习法律。作为回报，他们每人要付给他10英镑。亚当斯在日记中表示，“为了他们的教育和他们在世上的进步，自己会尽一切所能帮助他们”，他忠实地信守了自己的这一誓言，给了这对年轻人真正的辅导和扶持。3年后，当威廉·都夺最终成为律师时，亚当斯专门找时间写信给都夺的父亲，夸奖这个年轻人具有清晰的头脑和诚实的品质，并希望这位父亲能帮助自己儿子成立自己的事务所。
律师收入本就不低，加之生意昌盛，亚当斯的经济状况得到很大改善。按照亚当斯家的传统，他开始购置土地，一次只买5英亩到10英亩的盐沼地或林地，但基本每年都稳定购进土地。最终，当弟弟彼得结婚并搬到妻子家之后，亚当斯买下了那座老房子、谷仓和53英亩土地，包括流经其中那条被叫做“清流”的小溪。对于亚当斯来讲，这可是一件大事，他终于在自己33岁的时候实现了童年时就有的梦想。
另一方面，收入宽裕的亚当斯加紧他的收藏书籍的过程。他有越来越多的书，已经达到令他妻子感到不安的程度，在外人眼中，这甚至被公认为太过奢侈。尽管如此，亚当斯也毫不约束自己对书籍的喜爱。有一点可以证明他这时对购买书籍的狂热喜爱：他向一个伦敦书商下了一份长期定单，只要是出版了的、只要主题是法律和政府治理的所有名著和小册子都要。当然，虽然收入可观，他还是在日记中表露了对这种巡回出庭生活的担心。由于不能每天都按时回家，注重家庭生活的亚当斯在城里租了一套房子，让全家人搬去同住。但他并不喜欢这个决定，害怕这不利于家人们的健康。
1769年，亚当斯接手了一桩案子，当事人的双方分别是美洲的普通水手与英国军官。美洲的4名水手被指控杀死了一名英国海军军官，而亚当斯则充当被告们的辩护律师。当时这名海军军官率领一队征兵队强行上船，要抓他们当兵。最后，这些水手以正当防卫的名义被无罪开释，但公众却强烈反对强行征兵这种可憎行径。亚当斯的行为可谓勇敢，毕竟享有特权的宗主国军队具有很大的权势。阿比盖尔非常为自己的丈夫担心，那时她又怀孕了，害怕和紧张的情绪使得她的身体总是不得安宁。
这桩案子结束后，弗吉尼亚殖民地检察官乔纳森·休厄尔应州长弗朗西斯·伯纳德要求，决定聘请亚当斯出任海事法庭辩护律师。然而，亚当斯丝毫未受诱惑，尽管这通向财富的大门已经对他敞开，更别提皇家任命对人们虚荣心的满足。亚当斯毫不犹豫推掉了这个职位，尽管对于任何有抱负的律师来说，这无疑是个美差。人们都明白，出任这个职位本身就大有钱可赚，用亚当斯的话说就是：“通向省里最富裕行当的途径。”拒绝的原因很大一部分是出于政治上的感受和考虑：在政治上，他和休厄尔分属于完全相反的立场，休厄尔公开承认自己是个亲英分子，而亚当斯自己则坚定地站在殖民地人民的一方。
“龙虾兵”事件
1770年，亚当斯代理了一桩令他名声大振的案件。当时，英国政府当时有很多驻扎在美国的军队，由于关系紧张，军队与地方经常出现一些摩擦。这些维持秩序，身穿红外套的英国士兵不受当地人的欢迎，城里居民与士兵之间频繁发生暴力冲突，人们憎恨地称英国兵为“龙虾兵”。终于，小摩擦酿成了大事件，殖民者们辱骂英国士兵，酿成了“流血的龙虾兵事件”，有一个年轻人被英军用毛瑟枪所射杀。事情发生后，在这个年轻人的葬礼后不久，军队与民众爆发了更大的冲突。
1770年3月5日，是一个非常寒冷的日子。夜晚来临时，波士顿街道被一英尺深的积雪覆盖。殖民地议会海关大楼前只有一个英国士兵在站岗，他遭到一小群男人的嘲笑。时间刚过晚上9点，城里教堂突然响起钟声，这是有火灾发生的警报。几乎同时。人们都拥到街上来，其中还有不少人刚刚从码头赶来，手里挥舞着棍棒。当这几百人突然聚集到海关大楼前面时，又有8名英国士兵被派来增援。他们的毛瑟枪全都装满子弹，插上刺刀，他们的指挥官也已经拔剑出鞘。拥挤的人群开始喊着、骂着向这些遭人蔑视的红外套投掷雪球、冰块、牡蛎壳和石头。混战中，英国士兵喊出“杀死他们”时，枪真的响了。最后，有3个人当场死亡，8个人受伤。死者中有一个叫克里斯托弗·阿塔克斯的年轻人，是个黑白混血儿，他也加入了那伙白人当中，向英国士兵挑衅，他是第一个为美国的自由而战的非洲裔美国人。亚当斯的堂兄、极其活跃的政治人物塞缪尔·亚当斯立即把这起事件称为一次“血腥的屠杀”。他很快向人们分发了保罗·里维尔出版的一份印刷品。里维尔在其中生动地把当天的场景描述成对无辜者的杀戮，是英国的暴政，还有后来被人们记住的“波士顿惨案”。
那个据称是下令开火的军官，托马斯·普雷斯顿上尉，已经被逮捕并移交到上级法庭接受审讯，因为他被控告造成了“波士顿惨案”。34岁的亚当斯被要求担任这些英国土兵和他们队长的辩护律师。他被告知，没人愿意接手这件案子，为英国士兵辩护。就像他毫不犹豫地拒绝乔纳森·休厄尔给他的皇家任命一样，亚当斯毫不犹豫地接下了这起案子。他坚信，在一个自由的国家里，任何人都不能被剥夺请辩护律师和参加公平审判的权利。出于道德准则，他还相信这个案子非常重要。作为此案的律师，他的职责非常明确。显而易见，接手这件案子可能会危及他来之不易的声誉，用他的话来说就是给自己“招来喧哗和不利于自己的怀疑以及偏见”，即使他此后就该案的辩护听起来有些自以为是，他也是完全诚实的。
尽管当事人心怀坦荡，但旁观者却充满疑虑，尤其在这样敏感的时刻。英国的军官们委托亚当斯为托马斯上尉辩护，但波士顿人民疑惑他是否真正地站在爱国者的立场上？人们甚至传说亚当斯收了大量的贿赂才愿意接手这起官司。但事实上，律师费和平时一样，良心的平复才是他能从这起官司获得的最大收获。公众的指责让亚当斯在一瞬间感到极端痛苦。“使我镇定下来、专心思考的惟一办法”，他在日记中写道：“是在桌前坐下，把我的日记在面前摊开，然后拿起笔：这些东西使我的注意力从其他问题上移开。如果说要捍卫人类的权利和不争的真理，那我将致力于从死刑的痛苦中拯救那些不幸的专制和无知的牺牲者，在我看来，命运是公平的，他们的祷告和多年的流放已经足够抵消他们对人类的蔑视。”
亚当斯决心已下，他要捍卫法律的尊严，而不是盲目地照顾民众的爱国热情。他的助手是年轻的小乔赛亚·昆西，法院指定的对方律师是乔赛亚的哥哥塞缪尔，他的助手是罗伯特·特里特·佩恩。审判开始时，亚当斯上来就说：“我是囚犯们的律师”，接着他大声对所有人宣布士兵们是清白的。他说这场悲剧并不是士兵们引起的，而是暴乱的民众引发的。他强调，以维护和平为借口在城市驻兵的不可避免的后果就是产生暴民。
好像还嫌不够，更富有戏剧性的是，亚当斯竟然将案件诉诸种族偏见，他提醒陪审团说，这群乌合之众是由“混乱的黑人、爱尔兰人与野蛮的乡下人”所组成。而且士兵们要面对非洲人阿塔克斯，他是一个“看起来会使每个人恐惧的人”。“保护无辜者远比惩罚有罪者更重要，事实就是事实”，他对陪审团说，“无论我们的愿望、倾向或者感情如何，它们都无法改变事实和证据。”亚当斯强有力的辩护无懈可击，陪审团暂时离庭，商议了两个半小时。最后，8名士兵中有6人被无罪开释，另外有两人被判过失杀人罪，他们的拇指因此被打上了烙印；而激起众怒的普雷斯顿上尉也被宣告无罪释放。
这次判决激起了人们的愤怒，亚当斯甚至遭到《波士顿日报》的申诉。在他后来的日记中，亚当斯声称自己的业务比原来减少了一半。但时间证明，亚当斯在这次诉讼中的表现增强了他的公众形象，从长远来说，为他赢得了更多的尊敬。许多年后亚当斯回忆起此事，认为这是自己接过的最令人疲劳和伤脑筋的官司，他带着几分骄傲的口气总结说，这次辩护是“我一生最英勇、慷慨、有气魄的行为之一，是我献给祖国最好的服务之一”。
当选议会代表
尽管为英国军队辩护招致种种批评，亚当斯在1770年还是被波士顿镇选民大会选举为驻马萨诸塞地方议会的代表。这是他第一次真正介入政治，尽管之前他早就有了很大的政治名声。新的职务带来新的责任，这使他从事法律事务所各项业务的时间更少，也会使收入进一步减少。亚当斯把这些担忧告诉了阿比盖尔，她听到丈夫的担忧开始流泪，但阿比盖尔表示无论将来会发生什么，她都愿意分担丈夫的负担。
但是，太多的法律纠纷和政治活动，使得亚当斯的身体迅速崩溃。他的日记中记录到：“特别是几乎每天在公共场合连续几小时发言的义务耗尽了我的健康，使我胸部疼痛，肺部也患上疾病，这严重威胁到我的性命”。祸不单行，当亚当斯的身体因为繁重的事务受到影响的时候，他们的女儿夭折了。苏珊娜·亚当斯是约翰·亚当斯和阿比盖尔·史密斯的第三个孩子，她生于1768年12月28日，是亚当斯家族中唯—一个年幼夭折的孩子。对于殖民地的新生儿来说，即使是在富有家庭，生存环境也极为恶劣。苏珊娜一周岁后，和家人住在波士顿布拉特尔广场。（在华盛顿特区的总统住宅被命名为白宫很久以前，亚当斯家族在波士顿的房子就叫做白宫）因为华盛顿没有亲生孩子，苏珊娜便成为第一个去世的美国总统的孩子。据记载阿比盖尔·亚当斯为这个女儿的早逝长期悲痛不已。很长时间里，他们一直生活在这件事的阴影中。亚当斯为此深感不安，许多年里他对此绝口不提。
1770年5月29日，约翰·亚当斯和阿比盖尔·史密斯的第四个孩子，第二个儿子查尔斯·亚当斯出生在波士顿市。查尔斯从小也在私立学校学习，后来进入哈佛大学。1779年9月，查尔斯和哥哥约翰·昆西一起来到伦敦。当时他们的父亲正代表美国在那里谈判。不到两年，查尔斯思乡成疾，为了他的健康，父亲决定送他回国，1781年8月从伦敦启程。由于中途船在西班牙靠岸修理，家人与11岁的查尔斯失去联系，以为他在海上失踪。四个月后，查尔斯回到家里，但从此一直像个迷途羔羊。
查尔斯和他弟弟托马斯一起进入哈佛大学学习法律，并获得律师资格。但查尔斯从来没有当过律师。毕业后，他回到波士顿，和母亲一家人住在一起。他爱上了表妹萨拉，并不顾家人反对他年纪太小，于1795年8月与萨拉结了婚。没人知道查尔斯是怎么变穷的，到1797年，他已经无力负担妻子和两个孩子的生活，沉沦于酒精之中。1800年10月他母亲来纽约看望他和萨拉，没想到期待中的幸福家庭变成“躺在病床上的查尔斯已无家可言，只是靠朋友供他一个栖身之地”，妻子早已离开了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