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一个脑袋有问题的人，这个世界上认识我的人大都这么说。我对这种说法充满了仇恨，它让我在这个叫做“赤板”的城市里艰难重重。我曾经一度热衷于偷听别人对我的议论。对我的议论是多种多样的，总结起来大致有三种。一种说法说我一生下来就是个傻蛋，说我父亲是个酒鬼，父亲身体内部的酒精杀灭了我本该良好的智商。对于父亲，我根本一点印象也没有，不但不知道他是不是酒鬼，就连他长什么样子，也是一片空白。第二种说法说我五岁那年得了一种怪病，病好以后我就变傻了，他们说我五岁以前是个机灵的孩子。我怀疑这种说法可能是真的，因为我的记忆完全是从五岁以后开始的，对于五岁以前的一切，我没有丝毫记忆。我曾经不止一次地问过顾玉莲，顾玉莲没有告诉我，她应该知道的，她一手把我抚养大，可不知道她为什么总是回避着我的问题，就像回避我关于父母亲去向的问题一样。最后一种说法让我更加迷惑，他们说我不是顾玉莲的亲孙子，我是捡来的，捡来时就是个痴呆儿，难得顾玉莲一片爱心将我养大，成了人样。
我从来不承认我是个脑袋有问题的人，我觉得那些说我脑袋有问题的人才真正有病。是他们，让我这二十年的日子活在孤独和寂寞之中。从小学一直到高中毕业，我基本上没有要好的同学。也就是说，在二十岁这年雨季开始前，我几乎没有朋友。孤独让我少言寡语，孤独让我的目光中充满仇恨。这不是我的问题，而是那些说我脑袋有问题的人造成的。我找不出第一个散布这种恶毒言论的人，是他毁了我，让我面对人群时常有种自卑感和刻骨的仇恨感。
我寻找着进入那个房间的办法。我需要一把钥匙，打开那扇门的锁，钥匙一定在顾玉莲那里。但我不知道钥匙具体放置的地方，如果我知道，我就不用这么费尽心思了。在我揣摩着那把钥匙的时候，祖母顾玉莲在为我深深地担忧着。她的眼睛里有一种让我迷惘的东西，我不清楚那是什么。
她在吃完晚饭后出神地看着我，说：“等我死了，你怎么办？”
我用一种古怪的语气对她说：“你不会死的。”
顾玉莲苦笑道：“你真是个傻孩子。人总是要死的。”
顾玉莲开始用牙签剔牙。她快七十了，牙齿还特别好，这让她看上去显得年轻。顾玉莲的牙很白，不像我满口黄牙。顾玉莲的担心并不是多余的，我现在二十了，没上大学，也没参加工作，要是顾玉莲死了，谁来养活我？但我认为顾玉莲不会死，她会像个老妖精一样活着，庇护着我。可有时我还会产生一个想法，她身体上还有没有温度？或者她已经是个死人。
顾玉莲平时人缘不错，所以当她找到街道办事处的郭阿姨时，郭阿姨满口答应为我找一份工作。其实，郭阿姨只是分管计划生育的街道干部。当她在我家像个男人一样拍着胸脯豪爽地答应给我找工作时，我盯着她肥胖的脸想，她是不是在吹牛。事实上，郭阿姨确实为我的工作费了不少力气。当她把我领到一家食品公司见工后，我才相信了她的能力。于是我就在那家制造很多好吃东西的食品厂当了一名勤杂工。
然而，我在那家食品厂没干几天，就被解雇了。
被解雇那天回家后，顾玉莲对我叹了口气，她说郭阿姨已经来过了，我的事情已经通过郭阿姨的嘴巴传到了顾玉莲的耳朵里。我没说什么，上楼进了自己的卧房，我等待着顾玉莲的离开，她终于出了门。她一出门，我就下了楼，进入了她的卧房。顾玉莲的房间里有种阴湿的潮气。我在那种让我极不舒服的潮气中翻箱倒柜寻找那把钥匙。我在找那把钥匙的过程中觉得身上发冷，我似乎听到一个陌生的声音在叫着我。我不知找了多久，徒劳无功让我十分憋气，我真想放一把火把这房子烧了，那样或许我就可以在灰烬中找到那把让我着迷的钥匙。我坐在潮湿的地板上，一股凉气从我的屁股直透我的颅顶。我抬起头，目光落在了顾玉莲的梳妆台上，那上面放着一个小盒子，小盒子有些古老，上面贴着花，上着金粉。尽管那个小盒子看上去有些可怖，像是从坟墓里挖出来的东西，但是我的眼睛还是一亮：我怎么就没有注意到这个小盒子呢？
我从顾玉莲梳妆台上的那个小盒子里找出了一把钥匙，那是一把黄铜钥匙，磨得光滑的黄铜钥匙，我不知道钥匙上面有过谁的指纹，还留着谁的魂魄。我不能完全确定这把钥匙就是开那扇门的钥匙，我藏起了它，伺机打开那扇门。
郭阿姨是个热心肠的人，她并没有因为我的过错被食品厂扫地出门后就放弃对我的帮助，她还是不遗余力地四处为我找合适的工作，可是，在她还没有为我找到第二份工作的时候，她就住进了医院。不到一个月，她就死了。她得的是肝癌，查出来已经是晚期并且扩散了。她住院后，顾玉莲带我去探视过她，她躺在病床上，肥胖的脸蜡黄，我不相信她会很快死去。郭阿姨笑着望着我，还拉住我的手。她的手冰凉。我像是被一块冰冰冻着。我抽出了手。她微笑地对我说：“要有信心，你一定会找到工作的。”我没说什么，我只是想离开她，很快地离开她，她床头有一束白色的花，我知道人们都称这种花为百合。那一朵朵百合花是一张张苍白的脸，透着冰凉。我闻不到花香，我整个身体沉浸在药水的气味中。我不知道顾玉莲会在哪天躺在这里，我不知道和我有过关系的人是不是都会躺在这里等待死亡。
离开医院后，顾玉莲说我是白眼狼，没良心，郭阿姨为我的工作操尽了心，我却在她的病床前没有说一句感激的话。我听不清顾玉莲在唠叨什么，大街上人来人住，车水马龙，我满脑袋都是百合花苍白的脸。有人说，郭阿姨的死和我有关，我是个不祥的人。谁沾染了我，谁就会倒霉。我想，如果我是个不祥的人，那么顾玉莲为什么还活得那么旺盛，快七十的人了还没病没灾？
在郭阿姨死后没几天，雨季，我二十岁的雨季，来到了赤板市。
我终于决定进入那对我关闭了多年的房间，是在这个雨季来临的前一天。在我进入那个房间的前一天晚上，发生了一件让我觉得很可怕的事情。那天晚上，我突然醒了。我坐了起来，觉得有什么东西进入了我的身体，于是就迷迷糊糊地下了床，鬼使神差地走下了楼，我相信我下楼一点声音都没有。我走到了门口，悄无声息地打开了门，走了出去。那时街上一个人都没有。我不明白自己为什么要出来，我也不知道进入我体内的东西是什么。我在街边的一棵梧桐树下站住了。我可以感觉到深夜的凉意，我想回到家里去，但是我的双腿不听我大脑的指挥。我那样站了一会儿，就感觉到梧桐树摇动起来。这个夜晚没有风，树怎么就摇动了呢？就是几个人的力量也不可能摇动这棵有年头的梧桐树。我正在吃惊，树突然静止下来了。我突然听到了清脆的笑声，我抬起了头，发现笑声是从树上发出的。可树上没有人，我判断笑声是出自一个女孩子之口。我的身上顿时冒起了鸡皮疙瘩。我左顾右盼了一会儿，四周一个人也没有。不一会儿，树上的笑声又出现了，我又往树上看去，还是没有人。我十分紧张，我的双腿在发抖。我颤抖着声音说：“是谁？”没有人回答我。在这个深夜，女孩的笑声显得阴森恐怖。我突然想起了这条街上关于那个自杀女人的传说，我以前从来没有碰到过，可他们说的是哭声呀……正在我不知所措的时候，有一个人走到了我面前，她说：“孩子，你三更半夜的跑出来干什么呢？”我看清了，她是我的祖母顾玉莲，我惊魂不定地跟着她回家了。进了家门，我还仿佛听到梧桐树上女孩子的笑声。
我在顾玉莲出门后就偷偷取出了那把铜钥匙。
我一直不能确定这把钥匙是否能打开房间的门。我忐忑不安地把铜钥匙插进了弹簧锁的锁孔，此时，我希望在深夜中的那种声音能够出现。我转动钥匙，听到“咔嚓”一声，锁开了。我怔了一会儿，没有马上推开这扇门，我十分的紧张，身上流着汗水。我得缓一口气，这一切让我觉得窒息。
我用颤抖的手推开了那扇门。
房间里很暗，纵使在这白天里，我也不能看清房间里的东西。我的确不知道房灯的开关在哪里，我甚至怀疑这房间里有没有灯。我闻到了浓郁的灰尘的味道，浓郁的灰尘的味道中飘浮着死亡的气息。我找来了一把手电，借着手电的亮光，找到了房间电灯的开关。我把灯打开了，一道白光撕开了黑暗，房间里刹那间光明起来，白光把房间照得耀眼。我像在梦境里一样开始浏览这个房间。就像我在梦中见到的一样，房间里的陈设十分简单，一张大床，床上铺着白绸布的床罩；一张书桌，桌面上有一个小镜框，我看清了照片上是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的合影。房间里还有一块白布蒙着的东西。我揭开了那块白布，是一架钢琴。我把上面落满了灰尘的白布盖了回去。一抬头，我看到墙上有一个挂钟，挂钟的指针停留在十二点整上，像是有一只无形的手把挂钟的指针拨到十二点整上一样，只是我看不到那只无形的手。我想起了梦中的那股幽香，我来到了床头，看到了那个双人枕头。我的手颤抖了，一咬牙，我伸手掀开了双人枕头，我看到了一朵鲜艳的玫瑰花，不一会儿，那朵玫瑰花就慢慢地枯萎了，标本一样安静地躺在枕头下面。玫瑰花枯萎的过程中我感觉到那陌生的声音在叫着我，我不知道在这个房间的某个阴暗角落里究竟是不是真的还有人。突然，一阵鸟鸣声让我的手震动了一下，枕头再一次把玫瑰花盖住了。那种清脆的鸟鸣声是从窗外传来的。我来不及去理会床底下的那个箱子，就拉开了厚厚的灯芯绒窗帘，是这窗帘把光明挡在了房间的外面。
我看到了一张钞票，一张百元大钞正贴在窗玻璃的外面。
那张钞票上沾着血迹，淋漓的血迹，在阳光下闪着一种红色的诡异。那张血钞票上突然掠过一张流满鲜血的脸，一闪而过。窗外有风，可是那张血钞票紧紧地贴着窗玻璃，纹丝不动。越过血钞票看出去，可以看到作家肖爱红的楼房的窗口。我必须推开窗，才能取到那张沾着血迹的钞票。血钞票怎么会如此奇怪地贴在窗玻璃上？我的梦中没有这个情景。我推开窗，一碰到那张钞票，它就如同有生命一般贴在了我的掌心。
就在这时，我听到了脚步声，上楼的脚步声。脚步声一下子把我的心揪了起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