篇主要论述的是平时训练部队应该把握的问题，强调了良好的军事素质来源于平时严格的军事训练。步调一致、协调统一是发挥部队整体作战能力，取得战斗胜利的关键，而要达到这一目的，就必须在平时注重部队和官兵的作风养成，抓好平时的教育训练，这是提高部队军事素质的基本途径之一。只有熟悉统一的号令，才能使部队在实战中根据号令的变化采取相应的行动，进退自如。
“凡欲兴师，必先教战”，具有深刻的思想价值。其中的军事战技能训练的方法，具有很强的操作性和实用性，现今在部队仍然在使用。即训练方法的分步组织：先基础、后应用，先单一要素、后组合要素，先个人分练、后集体合练，相关单元组合成为训练的雏形。
【原文】
凡欲兴师，必先教战。三军之士，素习离、合、聚、散之法，备谙①坐、作、进、退之令，使之遇敌，视旌麾②以应变、听金鼓③而进退。如此，则无不胜。法曰：“以不教民战，是谓弃之④。”
【意译】
在作战中，如果兵力对比我众敌寡时，不可与敌交战于险狭之地，一定要选择平坦宽阔的地区做战场，以便于部队遇到敌人时，视主将的旌麾而改变行动，听到鼓声就前进，听到锣音就停止。这样与敌作战就能获得胜利。《论语》指出：“指挥大部队作战，能进就进，不能进就停止。”【原例】
战国时，魏将吴起曰：“夫人常死其所不能，败其所不便。故用兵之法，教戒为先。一人学战，教成十人；十人学战，教成百人；百人学战，教成千人；千人学战，教成万人；万人学战，教成三军。
以近待远，以逸待劳，以饱待饥。圆而方之，坐而起之，行而止之，左而右之，前而后之，分而合之，结而解之。每变教习，乃授其兵，是为将事。”
（自《吴子·治兵第三》）
【译文】
战国时期，魏国将领吴起说：“将士常常战死于没有打仗的本领，失败于缺乏灵活的战术。所以用兵的法则，以教育训练为先决条件。一人学会打仗，可以教会十人；十人学会打仗，可以教会百人；百人学会打仗，可以教会千人；千人学会打仗，可以教会万人；万人学会打仗，可以教会全军。战法训练要教会部队运用以近待远，以逸待劳，以饱待饥；阵法与战术训练要教会部队懂得怎样由圆阵变方阵，由跪姿变立姿，由前进变停止，由向左转向右，由向前转向后，由分散变收拢，由集结变疏开。各种战法、阵法和战术变化都进行认真训练之后，才可以给部队配发兵器。
这就是为将帅者的职责。”
战例点评之一
桂陵、马陵之战
时间：公元前353年；公元前342年
地点：桂陵（今河南长垣北，一说为今山东菏泽东北一带）
马陵（今河南范县西南，一说今山东郯城一带）
将帅：齐国：田忌、孙膑魏国：庞涓
兵力：桂陵之战：魏军8万，齐军8万
马陵之战：魏军10万，齐军5万
结果：桂陵之战是一次著名的截击战；马陵之战则是一次著名的伏击战，是战国前、中期，齐、魏两个大国之间的两场著名战争，最终以魏国两战皆败而告终。这两场战争对于结束魏国在中原地区的霸权，以及战国整个战略格局的变化，具有决定性的意义。其战略指导思想和战术手段都对后世军事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一、作战背景
公元前453年，韩、赵、魏三家分晋。三晋各自积极向外扩张，同时又联合对付周围的国家，取得了许多胜利。魏率先在诸侯国中进行政治军事改革，与韩、赵两国合力兼并邻国土地，使许多弱小诸侯称臣，国势日渐强盛。然而赵、韩并没有从中获得多少实利，只是徒令魏独自强大起来，这反而对与之相邻的韩、赵自身构成威胁，因此三晋联盟随之逐渐瓦解，魏、赵、韩各自图谋发展。
公元前445年魏文侯即位后，任用李悝（kuī）、吴起、西门豹、段干木等人，进行全方位的改革。在政治上，基本废除了世袭的禄位制度，推行因功受禄的政策，建立起比较清明、健全的官僚体制；在经济上，改变不适应生产力发展的井田旧制，“尽地力之教”，抽“什一之税”，创制“平籴（dí）法”，兴修水利，鼓励开荒，促进了社会秩序稳定和农业生产发展；在军事上，加强军队建设，推行“武卒”选拔制度，重视军事训练，提高部队整体战斗力。通过一系列改革，魏国迅速成为战国初期最为强盛的国家。
魏惠王继位以后，继承文侯、武侯的霸业，继续积极向外扩张。
魏的兴起和称霸，直接损害了楚、齐、秦等其他大国的利益，引起这些国家的普遍恐惧和嫉恨。魏国为便于统治其广袤的东部地区，加强控制东方诸侯，避开受西方强秦威胁，于公元前361年迁都大梁（今河南开封），从而与向中原扩张领土的齐国形成尖锐冲突。
齐自西周以来一直是东方地区的大国。公元前356年，齐威王即位后，任用邹忌为相，改革吏治，强化中央集权，进行国防建设，国势日渐壮大。面临魏向东扩张的严重威胁，它就积极利用赵、韩诸国与魏之间的矛盾冲突，展开了对魏的激烈斗争。齐一度试图削弱魏在中原的势力，曾出兵攻占魏地观（今河南清丰南），并迫使泗上诸侯由朝魏而朝齐。然而在魏惠王时，魏尚有相当实力，齐必须拉拢韩、赵才能达到削弱魏的战略目的。为摆脱魏霸权的控制，进而达到兼并土地、扩张势力的目的，赵成侯于公元前356年，在平陆（今山东汶上）和齐威王、宋桓侯相会结好，同时又和燕文公在阿（今河北南阳北25公里）相会，赵的行为引起魏惠王的极大不满。适逢公元前354年，赵在齐支持下，向依附于魏的卫发动战争，出兵攻取卫国漆（今河南长垣北）、富邱等地，并派遣驻扎了部队，迫使卫屈服向赵称臣。于是，魏惠王便借口保护卫，派将军庞涓率兵8万进攻赵都邯郸（今属河北），并征调宋军队助战。赵成侯急忙派麛（mí）皮求救于楚，楚宣王采纳了将军景舍的建议，表面承诺出兵，实际欲待赵、魏两败俱伤后，而见机取利。麛皮识破楚的意图，建议赵王与魏讲和，然而赵王犹豫不决，不想就此向魏屈服。同年，魏虽然被秦乘机大败于元里（今陕西澄城南），然而魏不为所动，仍然命令主将庞涓加紧攻赵。赵与齐有同盟关系，鉴于邯郸局势危急，赵遂于公元前353年遣使臣向齐请求救援。在这样的背景之下，魏、齐首先爆发了桂陵之战。
二、作战经过
齐威王闻报赵告急，遂立即召集文武大臣进行商议。丞相邹忌反对出兵救赵。齐将段干朋（一说段干纶）则认为不救赵既会失去对赵的信用，也必然降低了齐在诸侯国面前的信誉，还会给齐自身带来不利的影响，因而主张出兵救赵。但他同时又指出，以当前的战略形势来分析，如果立即出兵前往邯郸，赵既不会遭到损失，魏军也不会消耗实力，对于齐的长远战略利益来说是弊大于利。因此，他主张实施使魏与赵相互削弱，而后击魏的战略方针。
具体地说，是先派少量兵力南攻魏国襄陵（今河南睢县），以牵制和疲惫魏军。待魏军攻破邯郸，魏、赵双方均师劳兵疲之际，再对魏发动正面的攻击。段干朋这一谋略显然有“一石三鸟”的用意，既示齐已出兵，又可待魏疲赵破之时，齐则两收其利：第一，南攻襄陵，牵制魏军，使其陷入两面作战的窘境；第二，向赵表示了援助的姿态，信守盟约，维持在平陆相会时所建立的两国友好关系，帮助赵坚定其抗魏的决心；第三，让魏、赵继续互相攻伐，最后导致赵遭受重创、魏实力削弱的结果，从而为齐战胜魏和日后控制赵及进军中原创造有利条件。
段干朋的这番谋划，完全符合齐根本利益，因此被齐威王欣然采纳。齐威王决定派部分兵力与宋、卫部队合攻魏襄陵，牵制魏军。主力则暂时按兵不动，静观事态发展，准备伺机出动，以求一举成功。同年，赵成侯决定以田忌为将、孙膑为军师率兵援赵。
当时魏的扩张，也引起楚的敌视。因此，楚宣王便乘魏出兵攻赵，后方空虚之机，派遣将军景舍率领部队向魏南部的睢、地区进攻。而西边的秦也不甘示弱，发兵攻打魏安邑等要地。这样，魏实际上已处于四面作战的困难境地。但魏实力十分雄厚，主将庞涓又决心坚决破赵，不为其他战场的局势所动摇，因而一直排除干扰，全力维持着邯郸方面的主攻局面。
魏以主力攻赵，两军相持一年有余。当邯郸形势危在旦夕，赵、魏均已非常疲惫之时，齐威王认为出兵与魏军决战的时机已经成熟，于是就正式任命田忌为主将、孙膑为军师，统率齐主力8万救赵。
田忌的作战计划是直奔邯郸，同魏军主力交战，以解救赵围。孙膑则不赞成这种硬碰硬的战法，他料敌审形，认为魏强齐弱，赴赵地直接与魏军交战，则是以弱敌强，必然导致失败；可乘魏军精锐在赵作战，魏都大梁防务空虚之机，采取“批亢捣虚”、“疾走大梁”、攻其必救的战法，迫使魏军回救大梁、赵困境自解的策略。他解释说：要解开乱成一团的丝线，不能用手硬拉硬扯；要排解别人的聚众殴斗，自己不能直接参加进去厮打。指挥部队解围的道理也是如此，不能以硬碰硬，而应该撇开强点，攻击弱点，避实击虚，冲其要害，使敌人感到形势不利，出现后顾之忧，自然也就解围了。孙膑进而分析道：现在魏、赵相攻已经一年多，魏军的精锐部队几乎全在在赵，留在自己国内的是一些老弱残兵。根据这一实际情况，他建议田忌应该迅速向魏都城大梁进军，切断魏军交通要道，攻击它防备空虚的地方。他认为这样一来，魏军必然被迫回师自救，齐军可以一举而解救赵国之围，同时又能使魏军疲惫于长途行军，便于最终击败它。
田忌虚心采纳了孙膑的作战建议，统率齐军主力迅速向魏国都大梁挺进。为争取战略主动，孙膑决计示敌以齐军将帅无能，冒着粮道被市丘魏军截断的危险，故意以不懂军事的齐城、高唐（今山东高唐东）二邑大夫率军一部先攻人多兵众的军事重镇平陵（今山东定陶东北），结果兵败战死，造成齐军固弱、指挥不力、不堪一击的假象，并掩盖齐军进军大梁的真实意图。平陵之战后，孙膑迅速以轻车锐卒西进，直扑魏都大梁，将主力分散隐蔽其后，以示齐军兵力薄弱。大梁是魏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中心，此时处于危急之中，魏军不得不以少数兵力控制历尽艰难刚刚攻克的邯郸。庞涓自恃魏武卒精锐，竟弃其主力于后，率轻锐部队兼程赶回魏国，企图全歼齐军于大梁。孙膑闻报魏军已回撤，即令齐军折向北，部署齐军将魏军还师的必经之路——桂陵，作为预定的作战区域，截击魏军于归国途中。魏军由于长期进攻赵军，兵力消耗很大，加上长途跋涉的急行军，士卒疲惫不堪，遭到占有先机之利、休整良好、士气旺盛、以逸待劳的齐军的突然袭击，一经接触，顿时彻底陷入了被动挨打的困境，终于遭受到一次严重失败。其已经占领的邯郸等赵地，至此也就得而复失了。
魏在桂陵之战中被齐击败，严重失利。公元352年，魏被秦夺去河西重镇少梁（今陕西韩城西南）、旧都安邑（今属山西运城）。楚也攻取了魏的睢水等地。然而魏实力尚未从根本上被削弱。同年，魏军打败齐、宋、卫三国联军，迫使齐求和。对秦进行了反击，迫使秦与其修好。与此同时，赵也和魏媾和了。
公元前344年，魏国主盟，召集邹、鲁、宋、卫等国赴逢泽（今河南开封南）会盟，自称为王。齐、楚、韩等国对此不满，拒不赴会。到了公元前342年，魏又穷兵黩武，命庞涓率军攻打比它弱小的韩。韩自然不是魏国的对手，危急中遣使奉书向齐求救。齐威王一如当年那样，召集大臣商议此事。邹忌依然持反对态度，不主张出兵，而田忌则主张发兵救韩。齐威王征求孙膑的意见，孙膑谈了自己的看法：既不同意不救，也不赞成早救，而是主张“深结韩之亲，而晚承魏之弊”。即首先向韩国表示必定出兵相救，促使韩竭力抗魏。当韩处于危亡之际，再发兵救援，从而“尊名”、“重利”一举两得，既可令韩完全听命于齐，又有更大的把握战胜强大的魏军。齐威王于桂陵之战后图谋继续利用三晋矛盾，给魏以致命打击，遂采纳孙膑的建议，暗中许诺于韩，齐将出兵攻魏。
韩得到齐答应救援的允诺，人心振奋，竭尽全力抵抗魏军进攻，但结果是五战皆败，只好再次向齐告急。齐威王抓住魏、韩都已疲惫的时机，任命田忌为主将、田婴为副将、孙膑为军师，起兵5万，率领齐军直趋大梁。
孙膑在齐军中的角色，一如桂陵之战时那样：充任军师，居中调度，仍以攻其必救的“围魏救赵”战法，直奔魏都大梁，庞涓闻报齐进军国都，遂立即撤除韩围，主力回返。魏眼见胜利在望之际，又是齐从中作梗，其恼怒愤懑之极。于是决定暂时放过韩国，转将兵锋直接指向齐军，急欲击灭齐军于大梁。其意图不言而喻：好好打击一下齐国，省得它日后再同自己捣乱。然而齐军在过阿（今山东阳谷东北）、鄄（今山东鄄城北）入魏境不久，得知韩围已解，即准备还师齐。
魏惠王待攻韩的魏军撤回后，即命太子申为上将军，庞涓为将，率雄师10万之众追击齐军。在过外黄（今河南兰考东南）时，太子申本欲听从徐子的建议退军，但庞涓自恃精锐，邀功心切，欲全歼齐军，并深入齐本土。于是，气势汹汹扑向齐军，企图同齐军一决胜负。
魏军尾随而来，一场鏖战已不可避免了。孙膑针对魏兵强悍善战，素来蔑视齐军的实际情况，判断魏军一定会骄傲轻敌、急于求战、轻兵冒进。根据这一情况，孙膑认为战胜强大的魏军完全是有把握的。其方法不是别的，就是要巧妙利用敌人的轻敌心理，示形误敌，诱其深入，而后予以出其不意的致命打击。他的想法，受到主将田忌的完全赞同，于是在认真研究了战场地形条件之后，定下“减灶诱敌、设伏聚歼”的作战方针。
战争的进程完全按照齐军的预定设想展开。齐军与魏军刚一接触，就立即佯败后撤。为了诱使魏军进行全力追击，齐军按孙膑预先的部署，创造性地施展了“减灶”的计谋，第一天挖了10万人煮饭用的锅灶，第二天减少为5万灶，第三天又减少为3万灶，造成在魏军追击下，齐军士卒大批逃亡的假象。
庞涓率领魏军接连3天一路追来，见齐军退却避战而锅灶的数量又天天在减少，便不禁得意忘形起来，武断地认定齐军斗志涣散，经过长途跋涉，兵力已损失、逃亡大半，必然不堪一击。于是，竟不用主力，丢下步兵和辎重，只带着一部分轻装精锐骑兵，昼夜兼程追赶齐军。
孙膑根据魏军的行动，判断魏军将于日落后进至马陵。马陵一带道路狭窄，树木茂盛，地势险要，是打伏击战的有利地形。于是，孙膑遂在马陵设伏，将铁蒺藜布于前，当作沟堑，以战车、大盾构成野战的前沿壁垒，在战车上布置弓弩手和执戟甲士。并选择齐军中1万名善射的弓箭手埋伏道路两侧，规定到夜里以见到火光为号，一齐放箭，并让人把路旁一棵大树的皮剥掉，在上面书写“庞涓死于此树之下”的字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