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1日，《北京大学日刊》1919年10月23日刊登了北京大学学生邓康（邓中夏）借登的、由毛泽东于本日拟就的《问题研究会章程》，章程第二条是他所提出的“本会研究之问题”，共71个，其中第四个是“孔子问题”。在第五条中，还提出“无须实地调查，及一时不能实地调查者，则从书册、杂志、新闻纸三项着手研究”，此项列举了孔子问题。
9月6、7日，湖南《大公报》连载毛泽东文章《湖南受中国之累以历史及现状证明之》。内称：“自有中国，就有湖南。湖南在古为蛮地，在周为楚国，在汉为长沙国，唐为节度使地，宋为荆湖南道，至元建为行省，明清仍之，迄今不变。莽莽四千年，人类总是进化的，而湖南进化的地方在哪里？春秋时，荆楚崛兴，几欲和中原大国挈长较短。其时则上无中央政府，诸国并立，各国遂其发展。虽迷于竞争侵略，用事者野心英雄的君臣而无与于小百姓，然声光赫耀，得发展一部分之特性，较之奴隶于专制黑暗的总组织者，胜得多多。不过所谓荆楚，其中心不在湖南而在湖北。潇湘片土，对于江汉，犹是卑职之于上司。所以湖南在当时之中国，仍算不得什么。长沙国，以小弱见全，可怜的国，非自立自治的国。节度使地，荆湖南道，一言蔽之，被治的奴隶耳。五代曾为马殷割据，陋懦殊不足道。至于行省，乃皇帝行巡宫府，举湖南而为一王之奴隶。元明历清，长夜漫漫，所得的只是至痛极惨。由此以观，四千年历史中，湖南人未尝伸过腰，吐过气。湖南的历史，只是黑暗的历史。湖南的文明，只是灰色的文明。这是四千年来湖南受中国之累，不能遂其自然发展的结果。”
[附注]“长沙国，以小弱见全”，西汉初，封番君吴芮为长沙王，后诛异姓诸王，唯长沙国小，且居荒僻之地，而未废。
9月27日，毛泽东在湖南《大公报》发表文章《释疑》。他指出：“现在有一些人心里怀了一种不应该疑的‘疑’，说，‘湖南自治问题太大，中间条理太繁，像我这样老不懂政治法律的人，实在怕开得口。但我心中总觉得这件事情很重要，不过我没有学政治和法律，我总有一点怕开得口！’这还是认政治是一个特殊阶级的事，还是认政治是脑子头装了政治学法律学身上穿了长褂子一类人的专门职业，这大错而特错了。春秋时候，子产治郑，郑人游于乡校以议执政，这些郑人，都是学过政治法律的吗？”
[附注]子产。即公孙侨（？—前522），春秋郑国正卿。公元前543年执政，改革田制，发布法律条文，保障公私合法利益。
1922年
5月1日，毛泽东在湖南《大公报》发表《更宜注意的问题》，提出必须注意劳工。他说：“这些问题有一日自然会引起大家的注意‘殷鉴不远’，俄罗斯的资本阶级、贵族阶级就是个榜样，他们现在是已经悔之不及了！”
[附注]“殷鉴不远”，见《诗经·大雅·荡》：“殷鉴不远，在夏后之世。”
1925年
毛泽东写词《沁园春·长沙》：“独立寒秋，湘江北去，橘子洲头。看万山红遍，层林尽染；漫江碧透，百舸争流。鹰击长空，鱼翔浅底，万类霜天竞自由。怅寥廓，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
携来百侣曾游。忆往者峥嵘岁月稠。恰同学少年，风华正茂，书生意气，挥斥方遒。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粪土当年万户侯。曾记否，到中流击水，浪遏飞舟？”
[附注]“挥斥方道”，见《庄子·田子方》：“挥斥八极。”
1926年
5月15日，第六届农民运动讲习所正式开课。
毛泽东在讲授《农村教育》这一课程时，分析了农村教育的阶级属性。据学生冯文江听课笔记记录，毛泽东说：“地主的文化完全是农民造成的，因为造成地主文化的东西，不是别的，乃是从农民身上掠取的血汗。”毛泽东又说：“什么是封建？就是古来三代以上以下的时代，为君的封某一臣至某处，这地方的人民，土地粮税，都归他管着。所谓牧民政策，古有采邑之制。他若死了，他的大子就承袭着，于是孙而子、子而孙的相传下去。时间久了。恐人民起来造反，遂施以教育。但是人民有了知识，就更容易造反了。于是设法施以忠孝的教育，使人民知所尊从如事父如君是也。君赐臣死，臣不敢不死，一臣不事二君，烈女不嫁二夫等等，家庭制钳制人民自由数千年之久，使个性发展，丝毫无有，殊可惜也。又有尊卑思想：如天尊地卑，父尊子卑，君尊臣卑等等。”毛泽东在讲课又分析说：“孔子之道与农民间文化关系：孔子生在封建社会中，所以他的思想，因环境的压迫，也成了封建思想了。他的道所以能久行不衰，并见重于各代帝王者，因为他所讲的都是尊君卑臣，有利君王的道理，于是各代帝王重视不歇。”
10年后，即1937年10月19日，毛泽东在延安陕北公学鲁迅逝世周年纪念大会上发表讲话。他说：“孔夫子是封建社会的圣人，鲁迅则是现代中国的圣人。”
1927年
3月，毛泽东写了《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在报告中说：“菩萨是农民立起来的，到了一定时期农民会用他们自己的双手丢开这些菩萨，无须旁人过早地代庖丢菩萨。共产党对于这些东西的宣传政策应当是：‘引而不发，跃如也。’菩萨要农民自己去丢，烈女祠、节孝坊要农民自己去摧毁，别人代庖是不对的。”
[附注]“引而不发，跃如也”，见《孟子·尽心上》。
1926年大革命时期，党内有些同志既想发动群众，又怕群众发动起来之后找自己麻烦，心情处于矛盾之中，对此情况，毛泽东讲了个“叶公好龙”的故事。说是时公非常喜欢龙，并在室内各处都雕两出龙的图案，真龙听说叶公如此痴心，就下凡而来，叶公却吓得魂不附体，一命归西。接着他风趣地说：“嘴里天天说‘唤起民众’，民众起来了又害怕得要死，这和叶公好龙有什么两样！”
[附注]“叶公好龙”，见汉朝刘向《新序·杂事》：“叶公子高好龙，钩以写龙。凿以写龙，屋室雕文以龙。于是天龙闻而下之，窥头于牖，施尾于堂。叶公见之，弃而还走，失其魂魄，五色无主。是叶公非好龙也，好夫似龙而非龙者也。”叶公，战国时期楚国贵族子高。
毛泽东写《西江月·秋收起义》：“军叫工农革命，旗号镰刀斧头。匡庐一带不停留，要向潇湘直进。地主重重压迫，农民个个同仇。秋收时节暮云愁，霹雳一声暴动。”
[附注]“同仇”，见《诗经·秦风·无衣》：“修我戈矛，与子同仇。”
1928年
3月底，毛泽东在中村得到了湘南起义失利的消息后，便立即率领部队继续向湘南方向前进，以接应和掩护朱德、陈毅的部队同湘南农军向井冈山转移。在离开中村之前，毛泽东向全体指战员讲话时说：上级让我当“师长”，但是，本人“军旅之事，未之学也”。可是，中国有句俗话：一个篱笆三个桩，一个好汉三个帮，三个臭皮匠，凑成诸葛亮。我们有这么多战士，这么多干部，大家都来当参谋长，大家都来当师长，只要群策群力，不愁打不好仗！
[附注]“军旅之事，未之学也”，见《论语·卫灵公》。
秋，毛泽东为黄洋界保卫战胜利，写有《西江月·井冈山》：“山下旌旗在望，山头鼓角相闻。敌军围困万千重。我自岿然不动。早已森严壁垒，更加众志成城。黄洋界上炮声隆，报道敌军宵遁。”
[附注]“众志成城”，见《国语·周语下》：“故谚曰：众心成城。”
1929年
1月4日，一个重要的会议在江西宁冈县柏露村召开，史称“柏露会议”。毛泽东作为井冈山上唯一的中共中央委员，传达了中共“六大”文件之后，会议的紧急议题，便是如何对付3万多敌军正在收紧的包围圈。局势空前的严重，“直捣井冈山老巢，活捉朱毛”之声，已经侧耳可闻。在这生死存亡的关头，毛泽东又一次出人意料的建议：留一部分人守山，另一部分人出击。出击可以把包围井冈山的敌人吸引过去。此计名唤“围魏救赵”。毛泽东对这类典故烂熟。他说，战国时魏国围攻赵国都城邯郸，赵求救于齐。齐国并不派兵去邯郸，却反过来围攻魏国都城大梁，结果，魏兵不得不回国救援，赵国都城也就因此解围。毛泽东此时在井冈山的威信颇高，因为人们从“八月失败”中认识到毛泽东决策的正确。毛泽东的“围魏救赵”之计，受到了大家的赞同。
[附注]“围魏救赵”，见《史记·孙子吴起列传》。公元前353年，魏军围攻赵都邯郸。齐军救赵，认为魏军主力在赵，乘凉攻魏，魏军回救，在桂陵（山东菏泽东北）中伏。大败。赵国之围遂解。
春天的于都会议之后，毛泽东从江西于都出发去兴国前一天的傍晚，陈毅、谭震林和江华三人陪着毛泽东在河边漫步。毛泽东突然停下脚步，问：“你们说，鱼在水中是否也要睡觉？”三个人面面相觑，一时谁也答不上来。他们的思想跟不上毛泽东海阔天空的思维。“我说鱼要睡觉。”毛泽东自己回答，“作为高等脊椎动物，鱼有中枢神经系统，有兴奋和抑制两种状态，这就是它的醒和睡。这一醒一睡，就像生与死、动与静、阴与晴一样，是…组矛盾。这二者是对立的，又统一在一个事物中，构成这个事物的两个方面。”就是从一条鱼，毛泽东也能阐发出深刻的哲理来。这时，具有学者风度的陈毅突然冒出一句：“子非鱼，安知鱼之乐？”这是庄子的话。毛泽东即用庄子的话作答：“子非我，安知我不知鱼之乐？”二人说罢大笑不止。陈毅笑后说：“还是党代表说的有科学根据哟。我说的，有点子诡辩的味道罗！”
[附注]“子非鱼，安知鱼之乐”，见《庄子·秋水》：“庄子与惠子游于濠粱之上。庄子曰：‘儵鱼出游从容，是鱼之乐也。’惠子曰：‘子非鱼，安知鱼之乐？’庄子曰：‘子非我，安知我不知鱼之乐？’”
经受了严峻考验的红四军和红五军4月1日在瑞金又一次会师。3日，红四军前委和毛泽东、朱德接到2月7日《中央给润之、玉阶两同志并转湘赣边特委信》，即党中央“二月来信”。4月5日，毛泽东起草完给党中央的复信。毛泽东在复信的开头指出：“中央此信对客观形势及主观力量的估量都太悲观了。”接着说；“群众是一定归向我们的。屠杀主义固然为渊驱鱼，改良主义也再不能号召群众了。群众对国民党的幻想一定很快地消灭。”
[附注]“为渊驱鱼”，《孟子·离娄上》：“为渊驱鱼者。獭也；为丛驱爵者，鹧也。”
10月，毛泽东写《采桑子·重阳》：“人生易老天难老，岁岁重阳。今又重阳，战地黄花分外香。一年一度秋风劲，不似春光。胜似春光，寥廓江天万里霜。”
[附注]“战地黄花”，黄花，见《吕氏春秋·季秋纪》：“季秋之月：……菊有黄华（花）。”
1930年
1月5日，毛泽东为批判当时党内的一种悲观思想而写了一封信。信中提出：“一九二七年革命失败以后，革命的主观力量确实大为削弱了。剩下的一点小小的力量，若仅依据某些现象来看，自然要使同志们（作这样看法的同志们）发生悲观的念头。但若从实质上看，便大大不然。这里用得着中国的一句老话：‘星星之火，可以燎原。’这就是说，现在虽只有一点小小的力量，但是它的发展会是很快的。”
[附注]“星星之火。可以燎原”，见《书经·盘庚上》：“若火之燎于原，不可向迩，其犹可扑灭，则唯尔众，自作弗靖，非予有咎。”
7月，毛泽东写《蝶恋花·从汀州向长沙》：“六月天兵征腐恶，万丈长缨要把鲲鹏缚。赣水那边红一角，偏师借重黄公略。百万工农齐踊跃，席卷江西直捣湘和鄂。国际悲歌歌一曲，狂飚为我从天落。”
[附注]鲲鹏，见《庄子·逍遥游》：“北溟有鱼，其名为鲲：鲲之大，不知其几千里也；化而为鸟，其名为鹏；鹏之背，不知其几千里也。”
为了反对当时红军中的教条主义思想，毛泽东写了《反对本本主义》一文。在文章中，毛泽东着重指出“调查就是解决问题”，他写道：“迈开你的两脚，到你的工作范围的各部分各地方走走，学个孔夫子的‘每事问’，任凭什么才力小也能解决问题，因为你未出门时脑子是空的，归来时脑子已经不是空的了，已经载来了解决问题的各种必要材料，问题就是这样子解决了。”文章批评了某些领导者乱处置事情，指出：“那些李逵式的官长，看见弟兄们犯事，就懵懵懂懂地乱处置一顿。结果，犯事人不服，闹出许多纠纷，领导者的威信也丧失干净，这不是红军里常见的么？”
[附注]“每事问”，见《论语·八佾》：“子入太庙，每事问。”
11月4日，杨开慧在湖南长沙牺牲，毛泽东写信，文中有“开慧之死，百身莫赎”。
[附注]“百身莫赎”，见《诗经·秦风·黄鸟》：“彼苍者天，歼我良人；如可赎兮，人百其身。”
1931年
春，毛泽东写《渔家傲·反第一次大“围剿”》：“万木霜天红烂漫，天兵怒气冲霄汉。雾满龙冈千嶂暗，齐声唤，前头捉了张辉瓒。二十万军重入赣，风烟滚滚来天半。唤起工农千百万，同心干，不周山下红旗乱。”
[附注]毛泽东原注：关于共工头触不周山的故事：《淮南子·天文训》：“昔者共工与颛顼争为帝，怒而触不周之山，天柱折，地维绝。天倾西北，故日月星辰移焉；地不满东南，故水潦尘埃归焉。”
《国语·周语》：“昔共工弃此道也，虞于湛乐，淫失其身。欲壅防百川，堕高堙庳，以害天下。皇天弗福，庶民弗助，祸乱并兴，共工用灭。”（韦昭注：“贾侍中云：共工，诸侯，炎帝之后，姜姓也。颛顼氏衰，共工氏侵陵诸侯，与高辛氏争而王也。”）
《史记》司马贞补《三皇本纪》：“当其（指女娲）末年也，诸侯有共工氏，任智刑以强，霸而不王，以水乘木，乃与祝融战。不胜而怒，乃头触不周山崩，天柱折，地维缺。”
毛按：诸说不同。我取《淮南子·天文训》。共工是胜利的英雄。你看，“怒而触不周之山。天柱折，地维绝。天倾西北，故日月星辰移焉；地不满东南，故水潦尘埃归焉。”他死了没有呢？没有说。看来是没有死。共工是确实胜利了。
4月18日，“苏区中央局”扩大会议继续举行，各军军长、政委和红三军团的总指挥、总政委都到了。在面对敌人的第二次“围剿”，打不打的问题基本上解决后，紧接着讨论怎样打的问题。毛泽东从实际出发，以充分的理由说明了对这一次各个歼灭敌人的大体设想，和在打破“围剿”后转入战略进攻时的发展方向。毛泽东的意见提出后，大家都表示同意。关于先打弱敌还是先打强敌，毛泽东在会后闲谈时指出：他们不懂得在战略上也应打弱的道理，是古已有之的。《管子》中说：“故凡用兵者，攻坚则韧，乘瑕则神。攻坚则瑕者坚，乘瑕则坚者瑕。”不是古人早已讲过了吗？
[附注]《管子》，旧题战国齐管仲撰，24卷，原本86篇，今存76篇。据近人研究，多认为战国秦汉时人假托之作。“故凡用兵者”语见《管子·制分》。
1932年
1月1日，毛泽东和王震谈话，在谈到二十六军将士要参加红军时，毛泽东说：“你可以带到湘赣苏区去。”接着又说：“《孙子兵法·治兵》里说：‘用兵之法，教戒为先。’就是说，对于用兵作战来说，教育和训练军队是首要的。”
1934年
